大家好，我是水墨文山，您的点赞和关注是我源源不断创作之动力，在此谢过了。乾隆45岁的时候，闻名史学界的文字狱“胡中藻”案发生了，因为几句诗词，胡中藻被处斩，鄂昌被赐自尽，三朝元老大学士史贻直被罢免为民。 一、胡中藻文字狱案胡中藻著作《坚磨生诗钞》，里面的很多诗词都被定性为欺君罔上、诅咒大清、影射乾隆，比如“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看后说：“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谓其悖逆诋讪怨望之处甚多。 还有一些本是褒扬、赞叹的诗词，也被曲意解释，比如“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燃佛灯”，甘霖，佛灯比喻乾隆减轻赋税徭役、大实仁政的善举，而乾隆阅后直接批示“我一听闻地方有灾情，我立马安排赈灾抚民，难道这种举措就像是佛灯一样百年才见一回，难道我是昏聩之君？”。 这些诗词被定性为悖逆之罪，乾隆严厉伸饬所有人，此人不杀难以正律法，此人不除难以树国威。最终胡中藻被判处凌迟处死。为显仁慈之心，乾隆改判斩立决。胡中藻被杀后，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也牵涉其中。 两人都属于军机大臣鄂尔泰的朋党，胡中藻是他的得意门生，鄂昌是他的侄儿。鄂昌一句诗中把“蒙古人”称为“胡儿”。乾隆看后立时火冒三丈，“满蒙本为一族”，如此称呼不是数典忘祖。后来又在他弟弟从军的事情上心存侥幸推三阻四，乾隆认为他破坏了满族尚武的优良传统，是满族中的败类。最后被赐自尽。 在审问鄂昌期间，他交待了大学士史贻直为儿子求官职的事情，史贻直可是横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即使亲自替儿子给乾隆求个官，乾隆姑且也会答应。可是他涉及到这个案子里，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史贻直最终被贬为平民，让他告老还乡。 二、饱读诗书的乾隆为什么捕风捉影，大施“文字狱”前面在介绍乾隆的过程之中，我们都了解到乾隆自幼饱读四书五经儒学经典，一生作诗5万余首，著作颇丰。如此博学之人，岂能不明白诗中所蕴藏的含义？那他为什么要曲意逢解，大兴文字狱呢？原因如下： 1、强化王权，控制舆论乾隆在位期间，中央集权制的君权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顶峰。家事国事天下事全由他一人论断，别人只能悉听尊便，照话施行。然而他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可是舆论这一块儿他是控制不了的。 古时候可没有像今天的网络、报纸等宣传媒介，许多事情都是以口口相传和诗词歌赋的形式传播的。尤其这文人墨客的笔杆子可是最重要的舆论和宣传工具。乾隆希望的是当时社会所有的舆论工具都大力宣扬他的仁政和爱民形象。绝不允许出现一丝有辱其名的言论和文字，哪怕谐音或者字里意思也不可以。 通过文字狱的方式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让你说话只能说好话，让你写文字只能写褒扬之句（必须字面意思表达到位）。比如你夸乾隆长的帅气，就直接写“太帅了”，如果写成貌比潘安，你的罪就大了。把高高在上的皇帝跟一个失魂落魄的文人相比是何居心？ 诗词歌赋如果少了轶事典故岂不成了流水记事。这也是为什么大清300年只出了两个文人，一个是纳兰性德，另一位就是曹雪芹。 2、打击朋党，以正朝纲乾隆最是痛恨朋党结私，滋乱朝廷。康熙前期宫廷争斗，夺权篡位之事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乾隆时期有鄂尔泰、张廷玉两股势力，相互倾轧，斗的不可开胶。 乾隆借助文字狱的形式来打击朋党，惩治出头之人，以儆效尤。后来和珅也是深深抓住了这一点，虽然他是乾隆宠臣，从不僭越做乾隆反感的事情。 3、扶满抑汉清军入关以后，汉族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还是极其低下的，随着科举制度的普遍实行，很多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也进入了仕途，进入了中央集权政府。汉人的社会地位也在一步一步的提高，大有盖过满族统治者的风向。乾隆必须抑制这种趋势。 舞文弄墨可是儒家大雅信手拈来之事，毕竟自幼耳熟目染，可是对于马背上的满族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了。因此清朝的统治者们总是有意无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打击汉人势头。 4、尚武轻文的社会需要乾隆时期虽然国家总体太平，但是兵事繁多。西南大小土司作乱、缅甸侵略边境、苗疆起义；西部准噶尔叛乱；东南倭寇频频滋扰沿海；国家能征善斗的武将少的可怜，就连他倍加信任的纳亲也死在了准噶尔一事上。 朝无良将，国无宁日。满族历史传统又是尚武，然而今日之满族都失了这种民族传统，让乾隆深是痛心。文字狱的出现也是为了尚武轻文，弘扬满族文化的需要。 别走开，更多更好听的名人轶事将会接踵而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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