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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明朝佚名《耆英胜会图》。可见司马光被罢黜后不问朝政的情形。
本报记者 朱忠鹤 辽宁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有一幅首次展出的清代拓片“元祐党籍碑”。在这幅拓片中，写有司马光、苏轼、苏辙等共计三百零九人的名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元祐党人”，这是当时人们对反对变法的那些官员的称谓。这幅拓片的背后，隐藏着跌宕起伏的历史纷争，也折射着北宋至南宋时期在激烈的党派倾轧下的人心向背。 国内仅存两块“元祐党籍碑” 可能没有哪一块碑的命运如“元祐党籍碑”这般起伏不定。 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包括“元祐党籍碑”在内一共展出24件碑拓。“碑帖拓本数量如此之多、之集中，这在我们辽博过去的展览中是较为少有的。”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副主任么乃亮说。据了解，这幅清代的“元祐党籍碑”拓片为辽宁省博物馆首次对外展出。 若要追根溯源，“元祐党籍碑”始于宋徽宗主政时期，不过，时隔不久，宋徽宗又下令将其毁掉。时隔90余年后，有人根据原来石碑拓片内容将碑文重新刻在广西桂林的龙隐岩上。又隔十余年，有人根据自家收藏的刻本，将“元祐党籍碑”另刻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的真仙岩上。也就是说，当初宋徽宗命令刻制的“元祐党籍碑”已消失，现今存世的，都是后人根据拓片重新复刻的。 目前，国内一共存世两块“元祐党籍碑”，均在广西地区。一块在龙隐岩，一块原来在真仙岩，后被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收藏。辽博此次展出的清代“元祐党籍碑”拓片，源自后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龙隐岩和真仙岩的两块碑刻内容一样，但并不完全一致。仅以碑额为例，龙隐岩版本为隶书，写有“元祐党籍”4个字；而真仙岩版本，是“元祐党籍碑”5个字，为楷书。这两块碑相一致的地方是，碑内刊刻的“元祐党”人数都是309人，在名录前都有蔡京141个字的题记。 那么，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幅拓片是怎么来的呢？ 这块石碑最初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元祐党人”沈千的曾孙、在广西融州做官的沈暐“以家藏碑本，镜诸玉融之真仙岩”。也就是说，这块石碑在宋徽宗刻立“元祐党籍碑”后的102年，由沈暐根据家里的拓本在广西真仙岩上重刻，那时已经是南宋时期。 不过，根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广西按察佥事胡寿昌出巡柳州时，“闻元祐党人碑在融州山谷，捏出碎之”。就这样，沈暐根据自家收藏的拓本刻制的“元祐党籍碑”在明初被胡寿昌毁掉了，现在收藏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内的这块碑推测为明洪武年间之后再次刻立，辽博收藏的这幅清代拓片，源自这块石碑。虽然不是南宋石碑，但这块石碑的年龄也有600多年了。 “元祐党籍碑”立了又毁 “元祐党籍碑”的立而又毁，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元祐党籍”的叫法始于宋神宗去世之后。么乃亮介绍说，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9岁的宋哲宗即位，司马光重返政坛。司马光上任伊始，就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政。在此之前，那些曾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被罢黜者统称为“元祐党人”。 未承想，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元祐党人”主政不到10年，长大成人的宋哲宗开始亲政，他任用章惇为宰相，全面恢复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并再一次起用了变法派，与此同时，开始严厉打击“元祐党人”。 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宋徽宗继位，风向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宋徽宗继位起初，在太后垂帘听政的9个月内，“元祐党人”再次被重视。然而，等到太后病故、宋徽宗亲政时，他又开始打击“元祐党人”。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宋徽宗命人提供反对王安石新法及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名单，时任宰相的蔡京最初提供了一份120人的名单。《宋史》记载：“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即翻出旧账，将故去的文彦博、苏轼等人列在名单中。这是第一块“元祐党籍碑”，由宋徽宗亲自书写，其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反对变法的人“广扬恶名”。 崇宁二年（1103年）九月，有臣僚上言：“近出府界，陈州人士有以端礼门石刻元祐奸党姓名间臣者。其姓名朝廷虽尝行下，至于御笔刻石，则未尽知也。欲乞特降睿旨，具列奸党，以御书刻石端礼门姓名，下外路州军，于监司长吏厅，立石刊记，以示万世。”意思是说，皇帝御笔刻石这件事，京城以外的人不知道，请求降旨再刻石让天下人皆知。于是，“元祐党籍碑”又一次刻制，陈列的地方扩散到了各个地方官府。 《宋史》记载，崇宁三年（1104年），“元祐党籍碑”进行了第三次刻制，这一次，碑中人数增至309人，碑刻内容由蔡京书写并林立全国各地。 这309人，除名字雕刻在石碑上被“扬恶”之外，他们的子孙不允许留在京师，也不许参加科考，这些人“永不录用”。 实际上，这309人中，有些人是反对变法的，有些人是蔡京借严惩反对变法者之名，打击报复自己的政敌。比如，变法派的李清臣、王安石的学生陆佃等并不是“元祐党人”，只因得罪了蔡京，名字也被写进碑文里。 蔡京之举，实际上是将北宋一朝的政见之争演变成挟私泄愤、打压异己的行为。蔡京此举引起了多方的不满。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北宋上空出现星变，觉得不祥的宋徽宗下令销毁“元祐党籍碑”。《宋史》记载：“朝堂石刻，已令除毁，如外地有奸党石刻，亦令除毁。”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元祐党籍碑”都被销毁。 南宋士人推崇“元祐党籍碑” “元祐党籍碑”一共刻有309人的名字，这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基本都在碑上，如司马光、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大文豪。 据悉，蔡京除了将苏轼、苏辙等人的名字刻进“元祐党籍碑”，为了打压这些人，他还建议宋徽宗销毁包括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文莹《湘山野录》等书籍的刻板。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抵得过人间正义和人心所向。南宋时，虽然“元祐党籍碑”已被销毁几十年，但一些“元祐党人”的后人在南宋大开党禁的背景下，根据拓片，相继重新刻立“元祐党籍碑”，并以先辈名字在碑上为荣。广西龙隐岩、真仙岩的“元祐党籍碑”就是在这时重新矗立起来的。 除了“元祐党人”后人以祖宗名字出现在石碑中为荣这一因素外，南宋时期的“元祐党籍碑”重立，也因为当时的文人雅士们怀念并憧憬这些前辈的才情与文化品格。 以“西园雅集”为例，宋英宗的驸马王诜能诗善画，他有一处名为“西园”的府邸，当时的文人墨客大多在这里举办雅集。王诜曾邀请苏轼、苏辙、李公麟、米芾、秦观等16人到西园举办雅集。根据雅集盛况，李公麟作画、米芾题记，创作了《西园雅集图》。南宋文士纷纷临摹《西园雅集图》，认为“西园雅集”可与西晋时期王羲之的“兰亭集会”相媲美。 不仅如此，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曾写过一部《老学庵笔记》。这是一部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笔记。在这部笔记里，陆游写道：“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说，熟悉苏氏文章，就能功名顺畅，相反，对苏氏文章不熟者，在生活上只能吃菜羹了。通过陆游这几句简短描述可知，南宋文人对苏氏文章推崇备至。 多次立碑，终而销毁；子孙再立，赓续精神。蔡京原本为了“扬恶”而立的“元祐党籍碑”，却成为“元祐党人”后代值得炫耀的证据，以及守望那段历史、反衬蔡京卑劣的见证。这，可能是蔡京万万想不到的。器物可以变成文物，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世道人心却不会。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手记 世间自有公论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首次展出清代“元祐党籍碑”拓片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这幅拓片反映了北宋激烈的党派之争；另一方面，通过这幅拓片背后的石碑变迁，折射出了人心向背、文化传承。 广西龙隐岩“元祐党籍碑”上有一首明万历年间诗作，这首诗借物论史，用鲜明的观点道出了后人对“元祐党人”及蔡京等人的评价：“元祐由来五百秋，党人姓字此间留。中衰宋室匡攸定，贝锦谗言谮不休。岩石坚刚胜竹帛，薜萝掩覆若金瓯。贤良自是流芳远，追贬徒劳奸佞谋。” 历史往往如此吊诡，当初蔡京极力怂恿宋徽宗刻立“元祐党籍碑”，本是为了羞辱和打击这些“元祐党人”，不想这块石碑却成为“元祐党人”后人引以为荣的遗物、记录蔡京自己卑劣品性和丑恶嘴脸的证据。 蔡京的意想不到和事与愿违，只因世间有“公论”二字。 如果拉长时间轴线就会发现，“公论”犹如一根抻长了的橡皮筋，虽遇短暂外力可能会变形，但只要外力消失，它就会立刻变成笔直的一条线，这根线决定着历史人物是出现在光荣榜里还是耻辱柱上。正因为如此，孔子在著《春秋》时，那些乱臣贼子才会感到惧怕，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无礼与暴行会遭后世唾骂。 写到这儿，想起了“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大夫崔杼杀掉了当时的齐国国君，太史官在史册上写下了“崔杼弑其君”这几个字，不愿意背负恶名的崔杼当即杀掉了这位太史官。不想，这位太史官的弟弟仍秉笔直书，在史册上继续写下“崔杼弑其君”字样，崔杼又把太史官的弟弟杀掉。太史官的三弟听闻后，继续写下“崔杼弑其君”，面对刚直不阿的太史官，崔杼没有再杀他，而是挥了挥手，让他离开了。太史官三弟刚出门，遇到了匆匆赶来的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原来，南史氏听说崔杼因记录“弑君”一事杀了两名太史官，他匆忙赶来，就是为了当着崔杼的面，继续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一事。 这里我们既感动于史官不畏强权、忠于职责的浩然之气，同时也能明显感受到包括崔杼在内的古人对后世评价的敬畏。其实，何止是古人，作为现代人，我们同样应该敬畏“公论”二字。 唯有如此，我们做人做事才能“不逾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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