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权力与东方学权力话语——读萨义德《东方学》

——读萨义德《东方学》

杜大华

爱德华·W·萨义德( Edward. W. Said) 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奠基之作，开启了一场遍及全球的后殖民文化浪潮。此书在上世纪90年代被引入中国后，立即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后殖民地主义和东方学的热烈讨论，后殖民理论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重要理论资源。数十年之后，在全球化遭遇变局，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不断回潮的今天，重读萨义德的《东方学》，仍然颇有意义。

一、何谓“东方学”

要理解《东方学》，首先要搞清楚解萨义德对东方学的界定。然而作为一名思想极为敏锐的思想家，萨义德在本书中不断随着思维的流动而延伸其思想的触角，这使得东方学（Orientalism）一词的含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模糊、难以把握。这种概念外延和内涵的流动性和模糊性是《东方学》一书引发争论的原因之一。综观全书，萨义德对东方学进行了两次重要界定。

萨义德在“绪论”中对东方学（Orientalism）一词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东方学一词包含了三层含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利话语方式。其中最容易为人所理解的是作为研究学科的东方学，它包含的内容极为庞杂，涉及所有与东方有关的领域，如关于东方的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方面。思维方式意义上的东方学具有想象的特质。它是以“东方”和“西方”之间所作的一种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把“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作为认识东方的基点。18世纪晚期以来，上述两种东方学之间产生了明显的交合，产生了作为权力话语机制的东方学。用萨义德的话说，作为权力话语机制的东方学实际上体现着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霸权关系和支配关系，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这三个层面的东方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萨义德正是要打破东方学作为一种科学的学术研究的神话，揭示出隐藏东方学背后的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机制。

在第二次界定中，萨义德将东方学分为隐伏的东方学和显在的东方学。这种界定可以视为对第一次界定的深化和补充。显在的东方学是指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所做的明确陈述。这种东方学大致可以与作为学科的东方学相对应，其基本特征是存在显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这些差异都是作者在作品形式、个人风格、知识积累方面的差异，在文本的基本内容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极少。而隐伏的东方学就是思维方式和话语结构层面上的东方学。这种东方学的突出特征是稳定性和不变性。几乎所有的东方学家“原封不动地沿袭前人赋予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柔弱性、堕怠性”。无论是赫南和马克思这些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东方学意义重大的学者，还是以雷恩和萨西为代表的严谨的东方学学者，抑或是福楼拜和内瓦尔之类的最富想象力的作家，都处于同样的思维方式之中，认为“东方需要西方的关注、重构甚至拯救”。从某种程度上说，东方学的隐伏性和显在性之间的差异就是东方学的文本的个体风格与文本的内在一致性之间的差异。无论东方学文本的个体风格如何变化，它们在思维方式和基本内容方面都存在稳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与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与思维方式意义上的东方学发生交合一样，隐伏的东方学与显在的东方学在19世纪也合二为一。萨义德指出，19世纪以来，“当东西方之间商业上、政治上和其他实际存在的冲突进一步增加时，在以'古典’东方研究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隐伏的东方学教条与旅行家、朝圣者、政治家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在场的、现代的、显在的东方的描述两者之间却形成了某种张力。在某个无法精确认定的时刻，这一张力导致了两种类型的东方学的汇合。这一汇合可能——仅仅是一个推测——发生在自萨西开始的东方学家致力于向政府描述现代东方的真实面目之时。在此，受过特殊训练并且装备精良的专家扮演着下面这样一种特殊的角色：东方学家可以被视为西方强力构想东方政策的特殊代理人。”此后，东方学家们对隐伏的东方学的详尽阐述取代了对东方的正规课程学习，使得东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见，隐伏的东方学与显在的东方学的结合，同样产生了一种权力话语机制，并直接服务于西方的现实权力。

从上述的两次界定中，可以看出萨义德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一种学科的东方学在西方（主要是英、法、美三国）兴起、发展的过程，也不是东方学知识与“真正的”东方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福柯意义上的东方学权力话语机制，即东方学知识如何在产生和积累的过程中产生权力，同时又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实际权力相结合，形成一种权力话语下的知识结构和体系。简言之，《东方学》一书的研究主题是东方学这一学科如何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创造一个话语的东方。

 

二、知识与权力

既然萨义德所研究的是东方学话语背后体现的东西权力对比关系，那么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萨义德的重要理论资源。他在开篇就明确指出，“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戒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科学”。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包含几个核心观点。首先，权力首先是一种关系网络。也就是说，权力并非像人们以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可以被占有的东西，谁拥有它谁就可以用这种权力来统治他人。占有性的权力是不存在的。事实上，唯一存在的权力是一种关系性的权力，“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其次，不存在永恒而纯粹的知识和真理。权力具有生产功能，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知识和真理产生于不同领域、学科和机构之间的权力斗争，知识和真理被用来批准权力的运作，并使其合法化。再次，知识本身也产生权力。这是因为知识不仅凭借权力创造出自己的认知对象，即便是“真理”，作为知识表述，也仍不失为一种居支配地位的权力形式。受众对知识的沉默接受正是知识的权力之体现。总之，知识和权力是一对共生体，权力产生知识，知识本身又体现出一种权力。正如萨义德在书中指出：“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东方学权力话语正是东方学知识与西方权力之间相互促进、紧密契合的结果。

但是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权力的主体是模糊的。每个人都在行使权力，他们即是权力的主体，又是权力实施的对象。这种权力网络是一种毛细血管结构，没有核心权力源，权力无孔不入。因此，这种权力理论尽管深刻，却也给人们带来了权力无法反抗的虚无感。而萨义德的目的是反对东方学权力话语，为此，他与福柯的理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疏离，转向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葛兰西将社会非为两类：民众社会和政治社会。前者由学校、家庭和民间社团自愿联合组成，后者由军队、警察和中央政府这些国家机器组成，对前者进行控制。在非集权的民众社会中，观念、知识和影响是通过积极赞同实现的。在这种赞同过程中，某些文化形式可以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葛兰西称其为文化霸权。萨义德指出，“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它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正是西方的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持久的耐力和力量”。欧洲的文化霸权不仅仅源自欧洲自文艺复习以来形成的文化自信，也依赖于其在近代以来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不断增强，并取得对东方的优势地位。这使得西方对东方的思考、判断和想象没有得到东方的抵抗和挑战。由此可见，东方学权力话语与各种现实权力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它实质上反应出东西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

基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萨义德提出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的区分。纯粹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纯学术的、不带偏见的、超越了具体的派别或狭隘教条的。这种知识在具体实践中很难获得。因为学者不可能与其生活环境相脱离，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卷入阶级或信仰，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就不可能摆脱日常现实的限制和约束。因此，大部分的都是政治性知识。在东方学中，知识的政治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这首先是因为“对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人。”更重要的是，西方在近代以来对东方的兴趣是政治性的，东方学与各种权力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

 

三、东方学权力话语的构建

萨义德秉持着上述理论工具，剖析了东方学权力话语的基础及其被构建的历程。东方学权力话语的基础是东方与西方之间超验的二分法，其本质是西优东劣。这种二分法贯穿了西方认识东方的各个阶段，其对比包含了民族、性格、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等各个方面。比如东方是非理性的、幼稚的、堕落的、“不正常的”；而西方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西方人“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怀疑”，东方人却没有这些优点。这种极端封闭的二元区分使得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构建出一个想象中的与西方截然对立的东方。

在这种二元对立中，东方是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以确定西方的自我身份。而“他者”是西方主观的产物。正如萨义德所说说，“如果我们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历史上所有的事物也同历史本身一样是人创造的，那么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许多实物、地点或时间很可能会被先赋予作用和意义，然后才被证实其客观真实性。该做法特别适用于那些相对来说不寻常的人和事：像外国人、某些突变、'反常’行为等。”也就是说，作为东方的“他者”身上所有的特性都是被西方事先赋予的，而赋予的方法就是想像，想像的结果则造成了与真实的东方相去甚远。西方在构建东方这一“他者”时，往往采用两种方法，一是将很多东方的特殊性都成为描述其一般属性的标志。比如东方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和非凡的经历。一是将东方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性联系在一起，如犯罪、穷人、疯子等。萨义德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了这两种构建东方的方式：“就好比有一个叫做'东方人’的垃圾箱，一方面，西方对东方所有权威的、不知名的、传统的态度都被不假思索地一股脑儿倒进这一垃圾箱之中；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像讲故事时的插科打诨那样谈论与此公共垃圾箱毫无关系的在东方或与东方有关的经验。”总之，东方学将东方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和边缘来研究，以确定西方“自我”的中心位置，彰显西方较之东方的优越性和进步性。东方学所指涉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被西方作为他者“东方化”了的东方。

萨义德认为现代东方学权力话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8世纪后30年到1870年左右是第一阶段，形成了现代东方学；19世纪末至现在是第二阶段，东方学在这一时期变得工具化。欧洲在18世纪出现了四种新因素：东方极大地扩展到伊斯兰以外的地区、欧洲的历史学家们开始以比较东西方历史的方法研究历史、欧洲思想界发生了对异文化的内在认同的思潮、欧洲出现了对自然和人类行为进行分类的欲望。这四种相互联系的因素代表着一种世俗化趋势，将东方学带进了现代性之中，使东方学摆脱了宗教框架的束缚，成为一种理性和科学的学科。这一变化在东方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此变化中，“东方学家获得了为其方法和立场进行吹嘘的资本，自己仿佛变成了世俗的创造者，就像上帝一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这是东方学成为一种权利话语机制的开端。赫南、萨西和雷恩这些早期的东方学家奠定了现代东方学的基本话语、观念和体制。现代东方学的特点是一方面力图尽可能准确、广泛地搜集有关东方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对这些知识进行各种过滤，形成一种对东方的模拟，使其能满足西方的需要。

现代东方学的这一特征在19世纪末以来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19世纪末欧洲对外扩张高潮的到来，西方对东方知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东方学开始从两个角度服从于殖民权力，一是以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话语为殖民提供合法性，二是为殖民当局提供了关于东方的具体知识，为殖民者的扩张和统治提供服务。前者的代表是19世纪末以来人种学的发展，认为西方人是文明的、高级的，而东方人是落后的、野蛮的，因此东方人需要西方的拯救，西方的殖民活动是帮助东方人进步。后者的代表是19世纪末法国地理学热潮的兴起。当时法国有各种各样的地理研究会，其数量及会员人数超过了欧洲总数的一半。权力产生知识，知识服务于权力，现代东方学正式成为一种西方控制下的权力话语机制，成为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东方学从学术性向工具性的重大转变。在一战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内，尽管东方学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变化，但其核心实质仍然沿袭着东方学的传统。此后，东方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其显著特征是社会科学化，但东方学权力话语仍然一层不变。用萨义德的话说，“在此新的现实面前，旧的东方学分崩离析，然而分裂出的每一碎块都仍然分有东方学的传统信条”。

萨义德不无愤慨地指出，尽管东方学存在很多方法论的局限，充斥着很多令人叹息的陈词滥调，有着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倾向，其学术基础一捅就破，但东方学至今仍然繁盛。萨义德敏锐地指出，除了西方的权力优势之外，东方的因素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即现代东方也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例，首先，在文化、知识和学术生产方面，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仍然处于劣势。这就决定了其成为今天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美国学术、政治和文化的附属物。东方的学者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但对于西方的东方学家来说只是一个本地信息的提供者。他们将有关东方的原始信息提供给西方，供西方的东方学家研究并且加工，创造出更适合西方文化的东方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东方人积极地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他们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这种东方人自身的“西化”意识，不仅加大了文化之间的优劣差异，更为帝国文化霸权的维系提供了合理性证据。其次，东方的消费模式也有利于东方的东方化。以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石油贸易为例，东西方之间的消费关系呈现出一边倒的关系：“美国是少量产品（主要是石油和廉价劳动力）有选择的消费者，而阿拉伯则不加选择地消费着各种各样的美国产品——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阿拉伯人居然以好莱坞所制造的那种“阿拉伯人”形象为标准来看待自己在。在上述一边倒的消费关系中，东方人实际上认同并接受了西方关于东方人的形象，甚至在某种角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是迎合了西方的胃口。

 

四、启示与贡献

尽管东方学至今仍然生命力旺盛，但是萨义德仍然认为它是失败的，而且这种失败“既是学术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这是因为东方学话语所依赖的，并不是由经验论证的证据或者经验，而是由其他书籍中衍生出来的东方和东方人的形象和观念。比如，在中世纪文本中，在当今美国媒体对阿拉伯人所形成的拙劣而又普遍的固定模式中，可以发现同一种观念。更重要的是，东方学与权力的关系的太过紧密，甚至直接服务于权力。因此，萨义德认为，“如果东方学知识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的话，那也正在于它可以使人们对知识――任何知识、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的知识――的堕落（seductive degradation）这一现象能有所警觉”。

学者们在研究问题时，应该凭着学术的态度，不仅要从实际经验出发，对眼前的材料有直接的感受，而且要不断审查自己的方法和实践，使自己的研究与材料相适应，而不是与教条和成见相吻合。更重要的是，学者们要自觉地远离权力和意识形态，从学术的角度界定某个学科，而不是像东方学那样从经典的、帝国主义的或地域的角度界定某个领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知识的堕落。这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给我们的直接启示。

《东方学》提供的启示和贡献远不止此。作为后殖民地理论的奠基之作，此书所开辟的崭新的研究视野和理论工具，在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对中国这样一个后殖民地国家而言，《东方学》的启示意义更加明显和重要。    首先，中国学术界应该尽量避免自我东方化。目前，美国的文化霸权不仅没有丝毫削弱，反而越来越强。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概念、分析工具、话语方式以及学术机构设置，几乎都是欧美学术界的翻版。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在不少领域确实不如欧美国家，在此情况下，学习欧美是我们必行之路。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不能秉持“拿来主义”，全盘学习西方，而应立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西方的资源加以鉴别、吸收。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一方面，我们要深入西学的内部，进行深入而踏实的研究，真正地理解其学术的精髓和源流，学习其成功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正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发掘有价值的本土资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避免自我东方化，真正实现文化的自足性和独立性。

其次，要正确认识东方学权力话语与反对西方之间的关系。萨义德分析东方学权力话语的目的是破除东方学知识的神话，批判东方学家们对知识分子道德的背叛，提醒东方文化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更清楚地认识自身的文化，而非号召东方反对西方。但是不少中国学者有意或无意地误解了萨义德的意图，将东方学作为反对西方的工具。一方面，有学者极力夸大和宣扬西方在民主制度、学术体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试图炮制一种反对西方的“西方学”。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太急于摆脱东方学的控制，有意弱化了西方与中国历史之间的事实性关联。比如有些学者为了逃脱西方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一直试图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寻找类似西方的近代的因素。对此，罗志田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19世纪的'西潮’其实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之一部分。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其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因而，费正清的“西潮冲击—中国反应”这一研究范式不能完全抛弃，应该深入发展。

当然，《东方学》一书并非毫无瑕疵。首先是“东方”一词在地理学上的局限。众所周知，真正地理学上的“东方”不仅仅是书中所提到的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是包括范围更广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在萨义德的书中，“东方”的地理范围虽然在广义上包括了欧洲以外的非基督教地区，但实际上它的界限仅仅划到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对于更为广大的东南亚地区以及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很少或基本没有论及。其次，东方学的文献浩如烟海，虽然萨义德选取了一些经典文本，但仍有抽样取证之嫌。此外，萨义德在立论之时有些偏激。比如，萨义德对东方学的一大批判是，东方学在积累和发展过程中依靠的是文本，不是实际经验。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前人的经典文本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并非只在东方学中如此。而且，局外人的知识难道一定都是偏见吗？生活在本文化中人，经常会对自己的文化有“只缘生在庐山”中的疑惑，而局外人往往可以发现异文化中的不易被觉察的特征，给我们以新颖的启发。近代西方汉学对中国学术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并非只是对中国的“东方化”。

     在《东方学》的扉页中，萨义德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的话：“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他看来，“东方”与马克思笔下的工人一样，被强大的权力所压制，根本无法自我表达。身处“东方”的知识分子该如何自我表达呢，萨义德虽未明言，但在字里行间又不断给出明确的答案：远离所有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无论它还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