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海德格尔的焦虑与坚决

海德格尔的焦虑与坚决

一

两种哲学?

当代著名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曾在和中国学者谭安奎的一个对谈中，提出存在着两种做哲学的方式，她分别命名为“苏格拉底式”与“海德格尔式”:前者要求“不要相信权威的这些其他根源，只相信论证”，而后者则“是隐微的、权威式的，你要让自己屈从于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人格。我很不赞同这种方式，我甚至不确定它是否可以被称为哲学”。(见谭安奎《古今之间的哲学与政治——Martha C.Nuss-baum 访谈录》，《开放时代》2010 年第 11 期，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2016 年 6 月 15 号以精美排版方式进行推送，获得了大量转载)

 对海德格尔的这个论断无疑是十分严峻的，因为后者几乎被开除出哲学这个大家庭。而做出这个论述的纳斯鲍姆本人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界某种意义上的“权威”，她的论断很容易影响到其他人对“海德格尔哲学”的判断。正因此，尽管这个区分是由我所尊敬的纳斯鲍姆做出的，但我仍想对它做一个辩驳——在我看来，该区分有些过度“漫画式”。和在柏拉图等人对话录作品中出场、追问日常生活诸种“常识性理念”的苏格拉底不同，阅读二十世纪哲人海德格尔的著述，无疑需要更大的耐心、理解力以及相当程度的学术训练。但这并不代表他的思想离日常生活更遥远、更“隐微”，乃至纯然是独白式、“权威式”。

海德格尔曾把苏格拉底称作“西方最纯粹的思想家”，而他本人所念兹在兹的，亦正是如下信条:哲学必须从“日常性”出发。他写道:“哲学概念是对人——以及，对总体意义上的人类— —的一个袭击:从日常性开始探寻，驱向事物的根基。”日常性，是海德格尔式哲学的起点，那是因为，对于总是被抛入到世界之内的人们——海氏称之为“此在”(dasein)——来说，日常性是无可逃避的，是“最首要的”、“最大部分的”。正因为它是如此接近于我们、如此熟悉，导致它经常被忽视:“实在地最接近、最熟悉的东西，便正是存在论上最遥远的东西，我们对它的存在论意义是无所知晓的、惯常忽视的。”

通过“此在”这个概念，海德格尔恰恰要把哲学拉回到日常生活中的当下情境，拉回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对于海氏来说，正视“every day”，就是去正视那贯穿人们整个生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存在。日常性便指向了“这个如何，此在便是在这个如何之中，'一天天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就其所有的行为而言，抑或是那些由彼此间存在(be-ing-with-one-another)所规定的行为”。和苏格拉底一致，在海德格尔这里，哲学，就是对日常现实的一个“袭击”，因为哲学所执着追问的，就是这个生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存在。

一

存在性的焦灼 

海德格尔的复杂性，实则就在于:他一方面号召对日常现实发起一个“袭击”，另一方面且同时恰恰强调这个“袭击”不可能成功。海氏本人写道:“在洞察的瞬间中，存于此在的生命确实能够掌控日常，当然，那经常仅仅只是'一瞬间’，它永远无法消除日常。”对于被抛入“世界”内的“此在”而言，这个日常现实是无法彻底摆脱或超越出去的。哲学的思想实践能够不断地“袭击”它，但却永无法除去它。是以，“如何存在”的问题，是“此在”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性焦灼。当“海德格尔哲学”被纳斯鲍姆定位为“隐微”、“反苏格拉底”时，海氏的根本性洞见却恰恰是:哲学需要“此在的日常的亲密性”。正是在这种“亲密性”中，“此在”得以做出“自由的日常的扫视”。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式哲学非但并非远离日常生活，而恰恰正是指向“日常现实的变态内核”。它起自于生命最首要、最密切甚至经常是最创痛的体触；易言之，它起自于存在性的焦虑。作为生命的学问，哲学以刺入性的方式，使得人们将自己同其所处身的日常现实，刺痛性地关联了起来。

海德格尔认为，人这种存在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有一种焦灼(angst)的感受。不同于害怕(fear)这类感受，焦灼没有具体的源头；它也无法被“客观地”确切表述出来，因此也常被表述为“疑惧”、“不安”、“苦恼”以及“恶心”(萨特)、“荒谬”(加缪) 海德格尔的这一论述，紧承克尔凯郭尔而来:克氏强调只有人会有焦灼，“在野兽中不会找到”。海德格尔进而指出，这种焦灼感，就是人类经验的“无根性”的见证:日常现实中的一切是“实在的”(ontc)，但却不具有存在论的(ontological)的根基。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已经彻底远离了其“本真性的体验”；而焦灼在这意义上反而成了最接近其自身之“本真”的体验，海德格尔称它是“最根本的情绪”。

情绪(mood)，实乃海德格尔一个重要术语。情绪不同于情感(emotion):情感总是和特殊事物相关，而情绪则与其说指向世界内的某特殊事物，毋宁说指向世界本身。某种意义上我们能控制我们的情感(如去除我们所生气的对象)，但我们无法解除情绪。处于某种情绪中，就意味以某种方式看待世界。换言之，人从来不是无情绪的(moodless)。在海德格尔看来，情绪能够照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未加意识的事物，照出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状态。存在性的分析(analytcs of Existenz)，就是关于情绪的关系。

而作为“最根本情绪”的焦灼，实际上标识出人和世界的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关系。海德格尔特别指出，“就'世界’和事物被公共阐释的方式”而言，焦灼带走了人“对于自我理解的可能性”。换言之，人同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给予的“身份”——比如，名叫“周星驰”、是某人的儿子、是电影从业者、是英俊小生等等——发生了疏离。当焦灼感袭入生活时，“世界”仿佛溃散为一个空无(nothingness)，万物的“秩序”变成一种无意义(meaninglessness)。因此，尽管人是被抛人到一个“世界”中、倾向于把“世界”当成一个直接的给定，但焦灼感，则每每打断个体和“世界”的和谐契合。

一

哲学的古与今

从这种找不到源头、却有力撕裂现实生活的存在性焦灼出发，“雅典”和“耶路撒冷”—— “古典性”的两条路向——可以被看作平息此种焦灼情绪的两种“安慰”产品:“雅典”提供的是“形而上学安慰”；而“耶路撒冷”提供的产品则是“神学拯救”。(1)形而上学所给出的，就是一个关于真实秩序(或者说自然秩序)的整体性描述。尽管苏格拉底声言哲人唯一之知就是知自己之无知，但在其弟子柏拉图看来，通过沉思，真理(关于真实秩序的整体性知识、绝对知识)能够为哲人把握到，当哲人了解到所有“自然正确”的内容，那么日常世界里互相冲突的“意见”、“公众教条”就会被“真理阳光”驱散，人也就不会再充满焦灼。(2)而基督教神学信仰，提供了人们另外一个应治存在性焦灼的替代性道路:对于信仰者，上帝就是直接的真理，信主就能得救。人们不再需要通过艰难漫长的知识探索实践而接近真理，通过信仰就可以直接抵达真理。终极真理被统合在全知全能的上帝上。

伴随着“启蒙运动”驱散了“中世纪的黑暗”，世界被“祛魅”。科学话语的勃兴，以及生产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的改变，致使神学和古典形而上学都难以再有效地提供“安慰”的功能:“前 现代”的古典形而上学以关于“自然”的知识作为安慰源、神学则以“上帝”作为安慰源，然而在“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性宣言下，“上帝”变成被怀疑的对象、“自然”则变成被征服的对象。现代哲人(黑格尔、马克思)找到的新的“安慰替代品”是“普遍历史”。这种“历史哲学”(历史形而上学)和古典形而上学具有极其相似的功能，就是向人们提供幸福的承诺，以消除人的各种生存性的焦灼感、荒谬感、恐惧感、不安和不确定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形而上学、古典形而上学与神学都具有——借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一“家族类似性”。

然而，当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相继激进拒绝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后，哲学重新回到苏格拉底轨道——承认绝对知识无法抵达，哲学不再提供“安慰”。沿着这个轨道，克尔凯郭尔与尼采进一步强调:人必须要自己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而不能去依赖“历史规律”；人必须有勇气直面焦灼。代之以永恒的真理，真理在克尔凯郭尔这里下降为“作为主体性的真理”，只能靠每个人“完全独自地”去认定。而尼采则提出成为“超人”的号召——人必须超出善与恶等等既有的符号性坐标，全然由自己来创造新的视域、重估一切价值。生活的意义，不是由黑格尔所说的“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历史”来赋予，亦非是去追寻“天堂”(神学)或符合“自然”的生活(古典形而上学)，而是完全由自己来制定。“权力意志”没有形而上学—神学上的“目的”。本真性的生活，不是由发现得到的，而是事关决断。海德格尔所接续上、并将之全幅打开的，便正是克尔凯郭尔一尼采这一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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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式坚决 

海德格尔提出，人若要追求本真性生活，就必须努力去拒斥“他们性”(They-ness)。在平常的每日生活中，我们总是做其他人会去做的事(新年时发送拜年的祝福因为别人都这样做、成年后开始考虑“婚姻大事”因为别人都这样做 )，而从来没有真正成为“自己”(Own)过。这就是海氏所感慨的——“在每个状况中我们自己所是的那个实体，在存在论的层面上恰恰[离自己]最遥远。”海氏认为，在那些时不时从日常生活中刺出来的焦灼感中，人开始意识到“本真性”的问题。“本真性的生活”，就是去拒绝当下现实生活对你的定义，真于你自己对自己的定义、去变成你自己所创造之“是”(主体性的真理)；简言之，就是去成为本真的自己(“我自己”)。这亦是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之诗句“人诗意地栖居”所表达之意:如果世界就是人居住的家，那么，人就必须为了自己，去亲手造就这个栖居之所——“poiesis”(诗)，本义就是去造就(to make)，指的就是改变世界、给世界带来更多内容的行动。

“世界”，并没有存在论的绝对地基，没有必须只能“是”这样的世界；同样地，人的存在(“此在”)，没有一个确定的“是”，“此在的本质，就在于它的存在中”。进而，海德格尔在“being”的两重既有涵义——“That-being”(在)与“What-being”(是)——之间引入“How-being”。在我看来，海氏的一大核心贡献，就是将“如何存在”的问题置于关注的核心。存在的“方式”有两种——本真，与非本真。人变成本真的自己是可能的，因为他不只是现实世界各种符号性身份的总和；他同时是一种溢出(excess)、或者说绽出(ekstatic)。

海德格尔把“存在”(existence)解读为“ex-sistence”，即“站到外面”——站到日常生活的外面，站在“他们”之外(这个“他们”，后来被拉康称作为“大他者”)。尽管我们总是置身于自己被“抛入”其内的具体情境下，我们无法随意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随意去彻底改变自己当下的“是”，但海德格尔强调，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当下所置身其内的情境。海氏区分了“抛入”(thrown-ness)和“堕落”(fallen-ness):“抛入”发生在过去，我们总是被抛入到一个具体的“世界”中，那是发生了的事实；但“堕落”则事关当下，在“如何存在”的问题上自甘从“我自己”堕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自甘被“吸入到世界之中”(absorp-tion-in-the-world)、吸入到“日常性”中。换言之，非本真的生活(即，彻底服从现实秩序的支配)，就是海德格尔眼中的“堕落”。

相对于“堕落”，海氏号召人们坚决地“站在外面”、坚决地成为“我自己”，以自己所选择的方式生活。“坚决”(resoluteness)，是海德格尔伦理学的核心术语，亦正是克尔凯郭尔思想之伸展:当拒绝现实秩序所规定的一切“标准”(符号性坐标)后，真理的确定，惟落实在主体性的坚决。这份坚决的根源，在克尔凯郭尔这里便是“信仰的跃步”，而在尼采这里即为“权力意志”。

故此，对“此在”最重要的，不是线性时间中诸个飞逝的瞬间，而是做出本真决断的那一刻，“此在”体验到其自身的有限性(延展在出生到死亡之间的每一刻)、并自由地承担起原始历史性的命运。阿甘本曾经指出，海德格尔对时间的洞见是，人不是堕入到时间中，而是“作为原始的时间化而存在”。人有力量(潜力)承担起自身的被抛入性，并在“它自身时间”之时刻中去“是”——真正地“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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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件的哲学

晚年海德格尔所使用的核心术语"Ereig-nis”，在汉语学界被译成“本有”、“大道”、“发生”、“本成”、“本是”、“本然”、“成已”、“庸”、“缘构发生”等等 读来有各种隐微感、神秘感。实则正如王庆节先生尝言，“Ereignis"在德文中本是一个常用词，意为“事件”，“只是因为海德格尔晚年用它，人们现在才觉得它高深、神秘起来”。通过晚年海德格尔对"Ereig-nis”概念的使用，我们亦能看出海德格尔哲学的旨向。

海德格尔所说的“事件”，指的绝非“日常现实”中某个或大或小的事件。海德格尔式事件，在存在论上比整个“现实世界”更为根本。它指向一个原始向度——经由事件一个“世界”(意义视域)出现，在其中所有实体“显现”出其所“是”。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海德格尔哲学所旨在冲破的，就是现实生活中各种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各种我们必须承认的“身份”——海德格尔用尽一切力量去揭示它们的“无根性”、“伪绝对性”。

故此，当纳斯鲍姆批评海德格尔哲学“是隐微的、权威式的，你要让自己屈从于强有力的领袖人物的人格”时，她的这一论述乃基于对海德格尔的一种十分常见的漫画式描绘(亦正是基于这种漫画式描绘，一切被海德格尔使用过的词汇，全都变得“神秘”、全都被他“玷污” )，在这种描绘中，受到伤害的恰恰是以论证为其核心的哲学实践。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海德格尔所全力反对的，恰恰就是服从“权威”——服从于现实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他们”。在这点上紧紧追随海德格尔的萨特，甚至爆发出了哲学史上惊心动魄的呐喊:“他人就是地狱”!

实质上，那种仅仅在人身上具有的、无特定源头的焦灼，归根到底，就是对于“他们”的不信任，在存在论层面上对“他们”的疏离感、恐惧感。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究其根本，就是一个袭击性事件:不是“恐怖袭击”，而是“反恐袭击”(抗拒地狱般的“他们”)!哲学，正是从“日常现实”出发，对后者发动一个“袭击”，从而使人们遭遇“如何存在”这个因太过熟悉而恰恰未被认真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堕落(成为“他们”)，还是不堕落(努力去成为“自己”)，这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给出了他坚决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