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在《逻辑学》中区分过抽象的普遍性与具体的普遍性，认为前者是一种暴力强制性的一：让多经过删减臣服于抽象的一的统治$而后者则在绝对精神的作用下，经过否定之否定过渡到包容所有多的更高层次的一，阿多诺对两种普遍性都表示出不满，对于黑格尔的具体的普遍性他仍然认为是一种对非同一性的压制，是对差异的消解，因此希望用崩溃的逻辑来保持纯粹的非同一性，不过，当代法国思想家巴迪欧否定了阿多诺这种努力的可能性，巴迪欧认为阿多诺的崩溃的逻辑根本就没有消除一，而是在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保留其非同一性。巴迪欧从康托尔的集合论中将集合看成带有计数为一规则的结构，而让内在于集合的诸多元素可以进行计数操作，从而在二维层面上化解了一与多关系的难题。
早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一与多便成为哲学或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当然，世界或宇宙本体上的统一性及其在此世中所表现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各种哲学派别争论的核心问题，对于一与多关系的讨论，直至今天，仍然吸引着诸多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们，其中就包含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当代法国学院派左翼的旗帜阿兰巴迪欧，尽管他们二人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话关系。在阿多诺与世长辞前，巴迪欧还只是巴黎高师的一名激进学生，甚至在巴迪欧的著作中也从未提及阿多诺的名字和理论，但是他们却在一与多的问题上相遇了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同一性逻辑的批判以及崩溃的逻辑用多和偶然性解构了一和必然性，而巴迪欧的代表作《存在与事件》却从另一角度重构了一与多关系。从而遏制崩溃的逻辑在哲学本体论中如同致死病毒一般的泛滥。最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来拯救本体论或许可以这样说，存在与事件是迟到的对否定辩证法的回应。不过，《否定辩证法》的始作俑者却永远无法从坟墓里爬出来对这个后生进行辩驳了。
实质上，尽管阿多诺与巴迪欧没有直接的对话关系，但是他们都谈到了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丰碑：黑格尔；换句话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成为了二人共同的出发点。也正是黑格尔的探讨激发了二人的灵感。那么，黑格尔是如何开创这个问题的呢?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黑格尔对普遍性的定义。
在《小逻辑》中，黑格尔曾经提出了两个普遍性的定义：第一种是纯概念上的普遍性被黑格尔称之为：抽象的普遍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一说到概念人们心目中总以为只是一抽象的普遍性，于是概念便常被界说为一个普遍的观
念，这种普遍性是对具体之物的抽象与概括或概念化。不过，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概念化的活动与真实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被作为普遍性的概念是在具体事物中产生出来的概念，是
一种附属品；也就是说抽象的普遍性并不是伴随着具体事物的到来而到来的。相反，它是基于对具体事物的思辨而形成的结果，这样在黑格尔看来,普遍性描述同一化着特殊事物，但它又不能表达出特殊事物具体是什么样的，这样抽象的普遍性根本不同于特殊事物，甚至与特殊事物相对立。例如当我们谈到狗或奥地利人的时候，它概括出属于这两个范围内所有个体的共同特性，并将它，他们的特性抽离出来(在抽离过程中，所有个别事物所有具有差别的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被这个抽象的普遍性给屏蔽了。所有事物活生生的多样性被还原成干瘪的同一
性在将事物中活性的有机成分过滤掉之后，抽象的普遍性被某些人提升到凌驾于具体事物之上地位，并统治和主宰着具体事物。用后来阿多诺的话来说，这就是概念的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强制性地要求所有事物与整个概念上的抽象的普遍性保持一致，向它的尊严表示臣服。
黑格尔列举的典型例子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公意概念。在表面上看，公意是所有人意志的总体代表，但是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国家的法律必须由公意或普遍的意志产生，但公意却无须是全体人民的意志。这种公意就变成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的普遍性在形式或概念上。这种公意的确可以看成是所有人意志的代表，但问题是在这个大写的公意之下，所有具体人的个别意志都被淹没于其中。与之相差异的特殊意志都遭到了公意的抹杀，最终留下的是被高度抽象化和同一化之后的公意。最为关键的是，卢梭将公意概念凌驾于所有个别意志之上，让公意成为一种绝对的普遍性概念的统治。当雅各宾派的断头台一遍又一
遍地以公意之名砍下那些代表差异性意见的具
体个人的头颅的时候，那个通过以公意之名签署处决令的律师罗伯斯庇尔也将自己送上了断
头台。由此可见，当抽象的普遍性成为统治的时候，必然走向具体事物的对立面。它不再是具体事物和个别的代表，相反它摧毁了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异，并让每一个特殊事物向抽象普遍性的荣光表示臣服：任何不能与抽象普遍性的同一性保持一致的东西都要进行裁剪甚至消灭。
在后来的阿多诺看来，不仅法国大革命，整个现代性和启蒙都是这种强制性的同一性的代表，而这种启蒙的极端表现就是奥斯维辛。阿多诺并不认为纳粹和奥斯维辛的罪恶在于非理性和对极权癫狂的迷恋，相反，它是启蒙理性自然发展的结果。当一切都转化为现代科学中可以计算的数量关系，一切都转化为市场上可以用于交换的价值时，抽象的普遍性便从中复活了。量和价值的统治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必然同时将一切不
能转化为量和价值的东西都加以切割和消灭。最终，在奥斯维辛那里，这种切割和消灭变成了集体性的屠戮，成为了启蒙理性最理想的狂欢。正如阿多诺批判说，种族灭绝是绝对的一体化。不管在哪里，只要人们被毁灭---或用德国军队的说法，被干掉，直到他们被当作与他们完全无用的概念的偏差而真正灭绝掉，运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哲学原理就是死亡。
可见，对抽象的普遍性的批判是黑格尔和阿多诺的共同出发点。尽管他们在后面的行进途中分道扬镳了，这种普罗克鲁斯忒斯之床式的普遍性是一种带有暴力和强制的普遍性，它将一种并非诞生于具体事物和现实的抽象的规定性直接作为标准来衡量和压制具体事物。在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的引导下，后来的福柯、德里达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从社会学和文字学角度对这种强制性的同一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批判。显然，抽象的普遍性的暴力在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思想和哲学共同挞伐的对象，阿多诺更为经常的贡献在于通过他和霍克海默的合作对启蒙理性进行分析，同时将整个启蒙理性转化为对同一性的工具理性的批判，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抽象的普遍性成为统治的社会，它通过特殊的人类还原为由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只有量的差别的同质性的个体，尤为甚者那些不能被还原的个体面临更为悲惨的命运：即他们要面对的是被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所淘汰，无主体的生命被历史的错误剥夺了纠正错误的权力，他们适应了技术和失业处于消极服从于贫困可怜的境地。
因此，对黑格尔来说，走出抽象的普遍性的道路不仅是打破抽象性的藩篱，更重要的是，成为抽象的规定性所不是的东西。在《逻辑学》中，黑格尔说 道：抽象的普遍的东西本身在概念中，即按照其真理来考察，也不仅是单纯的东西，而是作为抽象的东西，它已经被建立为粘附着一个否定。实际上，黑格尔在这里是对斯宾诺莎肯定即否定观念的发展。也就是说，当一个抽象的普遍性成为对事物规定性的肯定时，同时也否定着它所不是的东西，这种抽象的普遍性所指向的是事物的自在存在。但这种自在存在是一个抽象的，片面的环节，它仅仅只是指出了事物在当下存在的实在性，而无法指向事物的流溢。事物未来的自为的趋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引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普遍性的概念，他说道：普遍的东西规定自身并且自为的是普遍的东西，即是说：同样又是个别的东西和主体，它只有在其完成之中才是绝对的东西。这样，普遍性不再是对事物冷冰冰的抽离运动，即将活生生的事物还原为某种死气沉沉的属性或概念；而是向事物注入某种生命，即在一种更高层次的运动变化层面上来展开这种普遍性。这是一种真正绝对的普遍，是一种不断升华运动的过程。
事物首先成为它自己所不是，借此事物摆脱了那种僵硬的抽象的普遍性，从而也摆脱了将事物定格为静态实在的状态。如果将抽象的普遍性看成是对活生生事物本身的否定，那么这种普遍性就是对那种否定的否定。这样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运动最终成为一种超越了纯概念和纯经验事物
之上的一个更大的综合。这就是“具体的普遍性”而支撑着具体的普遍性的根基就在于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这就是黑格尔的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的辩证法。在这里，多是一种自在存在的样态，而
一是多通向自为存在的最终目的。这整个运动本身就是绝对理念的运动，正如黑格尔所说：世界的本质就是自在自为的概念，所以这世界本身即是理念。黑格尔的确给出了一条走出 抽象普遍性漩涡的道路，即在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升华；超越一与多的矛盾与对立，走向绝对精神，达到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的总体；这个总体正是黑格尔所界定的具体的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