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件回放：锦鲤的故事 锦鲤是当今最为火爆的朋友圈表情，“人形锦鲤崇拜”更是时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信小呆，杨超越，锦鲤教主一地金……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仿佛习惯了在前途未卜的时候求助于他们的表情包。事实上，人们耳熟能详的锦鲤崇拜有着自己的一部进化史，从籍籍无名到名噪一时，人形锦鲤如何成为好运化身，仍然是一个值得梳理的话题。  在人形锦鲤征服朋友圈之前，一批旨在带来好运，把握未来的“运气掌控者”就已经活跃在互联网上，其中一些已经开始将锦鲤作为自己的吉祥物。但这时的锦鲤崇拜还远远达不到日后大红大紫，动辄朋友圈刷屏的空前盛况。 而人形锦鲤在朋友圈的第一次刷屏则与娱乐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初代锦鲤，杨超越，这个曾因卖惨、唱跳实力难堪而遭人嫌弃的“麻烦女孩” 曾搞砸了偶像选秀节目《创造101》里的绝大部分表演，但她的演艺人生却如同开挂一般一路绿灯：令人咋舌地赚得C位出道，因自带流量的体质而获腾讯力捧，拿到同侪之中最多的资源。凭借这样的逆天好运，她不仅在选秀节目中狠狠吸了一波流量，更是为自己赚来了人形锦鲤的鼎鼎大名。同时，广大网友也乐于在各个社交app上使用这条“人形锦鲤”的各种表情包，锦鲤第一次取得了风靡全网的影响力。 随后，锦鲤崇拜进入全盛时代，各色商业资本与新媒体作者纷纷披挂上阵，介入到这场锦鲤狂欢之中：在支付宝“寻找“中国锦鲤””活动中中奖的信小呆荣升为第二代锦鲤。新媒体作者一地金则凭着一篇名为《在这个从小躺赢到大的女人面前，杨超越真的不算锦鲤》的文章点燃微信。作者历数自己高考压线上大学，住宅被划入雄安新区等经历，通篇透露着一个观点，那就是她的成功不靠奋斗全靠运气。 焦虑何来：努力奋斗，还是转发锦鲤 大多数人面对锦鲤时，会直觉性地将其看作封建迷信的残余，认为它片面强调运气，鼓吹好逸恶劳的价值观，反对勤奋努力。创造101刚刚播出就遭人举报： “在剪辑中突出一位不会唱歌，不会跳舞的选手杨超越，给观众造成了虽然家境不好但是凭借美貌即能够获得成功的印象，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不利于青少年思想健康。”《人民日报》公众号将其等同于迷信： ……人们会通过迷信的途径，依靠许愿池或锦鲤寻求心理上的确定感，希望重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 相较之下，《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对锦鲤的看法更趋温和，认为锦鲤作为积极心理学的符号，在现代社会中起到了调整自我预期的“安慰剂“作用，但在文末，作者仍表示，自己眼中的“正道”是勤奋努力，并试图以此挽回迷途的锦鲤： 靠得住的从来不是锦鲤。没有谁能够靠着运气真正成功，毕竟老话说得好，运气只垂青那些不断接近他们的人。有“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生活态度，有“愿望交给锦鲤，你就只管努力”的踏实践履，每个人就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锦鲤。 但是，锦鲤崇拜真的是封建迷信死灰复燃吗？转发锦鲤的人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信仰”？一味强调努力奋斗可能“治愈”他们吗？在公众号“微信锦鲤大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段 “锦鲤宣言”，这或许也是无数人转发锦鲤时的心声： 愿望和运气交给锦鲤，你只管努力就好！！生活应该是要有惊喜和乐趣的。当你一件事情百分百努力后，对于无法掌控的那部分，你相信有运气，相信上天也会默默认可你的努力。 不难看出，在心理认同上，当代锦鲤崇拜和所谓封建迷信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许愿的大多往往不是不劳而获之人，也不相信封建迷信之事。促使他们乞灵于锦鲤的并不是贪婪或愚昧，更多的是一种经过了“百分百努力”之后还是“无法掌控”命运的焦虑。《新京报周刊》对这一现象有所描述： 幸运与努力的关系角力，远非表面上看起来那样黑白对立。事实上，在社交网络转发锦鲤的人，正正是践行“努力文化”的人，而绝非真正自我弃绝、无所事事的废柴。 这段叙述洞察到了为表面上运气—努力对立所掩盖的深层焦虑，当代人的焦虑不在于努力不够却希求太多，而在于“努力文化”已经完全不足以带来成就感并抚平焦虑。在经受了多年“当你每天转锦鲤时，那些真正聪明的人在发奋努力”的鸡汤洗礼后，人们开始用锦鲤来表达自己的焦虑和迷茫。那么，这种所谓的“深层焦虑”到底从何而来，是什么让经过了启蒙与教育的人重新乞灵于神秘，《启蒙辩证法》曾经对此作出过天才的洞察： 启蒙倒退成神话，其原因不能到本身已经成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神话、异教主义神话以及其他现代神话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中去寻找。面对理性同一性的观念，神人分离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人假想惟有在其无所不知之时，方能最终摆脱恐惧，获得自由。 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视角来看，锦鲤这个“启蒙的神话”正是启蒙本身带来的结果，与启蒙自身确立的“努力奋斗”的价值观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越是想要通过努力奋斗克服对不确定的焦虑，我们也越容易陷入这焦虑之中。 这一看似玄妙的关系刻画的不过是当代人最普遍的心理境况。在启蒙之前的古典时代，血缘决定阶层，所以一切都是既定的，谈不上可能性也谈不上自由。但在现代社会，因为每个人都承认自身是平等的有理性的存在，因此人被赋予了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和无限自由。与自由相伴的是沉重的义务，与无限可能相联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人的生活就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齐格蒙特·鲍曼看来，古典的缺憾源于压抑，即人们在获得某些安全的同时，却失去了自由；现代性的缺憾源于自由，即人们在得到日益增多的自由的同时，却失去了安全感。鲍曼指出，“当自由在安全的神坛上牺牲时，自由的光彩最为亮泽；当安全在个体自由的神殿下被牺牲时，它便偷走了以前的牺牲品——自由的光彩。”没有自由的安全和没有安全的自由都是人类社会的缺憾，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不可能获得稳定的幸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锦鲤的拥趸是抱有上升希望并为之付出的人，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未来具有一切的可能与不可能。 在追寻确定性的过程中，启蒙许下了一个永不兑现的诺言，那就是当我们无所不知之时，我们将无所畏惧。于是，当代人将知识奉上彼岸的神坛，自己却面对着横亘无垠的知识之海望洋兴叹。在这片海洋面前，每个人都不断践行着精卫填海式的努力。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这海洋似乎从未变小。这便是焦虑的起点。在作为整体的人类不断拓宽知识的疆域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面对的确是一片空前黑暗的疆土。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及其后果》当中更加细致地刻画了这片知识海洋，爆炸的知识迫使学科体系不断分化，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在进入另一个领域时都会茫然无知，面临着全然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只能选择信任各个陌生领域已经形成的专家体系，但是，对这些专家体系如何运作，他们同样无从知晓。焦虑便由此发生，而人们面临焦虑时产生的无外乎两种心态： “启蒙主义”建立在确信自由的理性思想和具体的科学能提供长期性的安全之上，犬儒主义并非冷漠，也不一定就认定只有厄运……它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 启蒙式的心态仍希望以努力奋斗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减小不确定性。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怀抱的是一种“不抱期望的乐观主义”，他们不再希求努力奋斗可以完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只求在情绪上获得安慰。这类明知其荒诞而为之的群体便是吉登斯所说的“犬儒”，便是锦鲤文化的天然受众；他们可以是面临一场陌生考试的学生，可以是四处求医问诊的病人，可以是一切感到无力的人。 治疗孤独：关于能指的社交狂欢 自人形锦鲤表情包开始传播的那一天起，“狂欢”一词就经常被用于描述朋友圈里锦鲤刷屏的盛况。人们时常反思，为什么这些表情包可以在朋友圈里病毒式传播。而且，许多转发锦鲤的人实际无意许愿，只是出于跟风和随大流的心态，将转发锦鲤表情包看作了一种集体娱乐。“北大新媒体”公众号对这一现象的论述尤为精到： 在参与狂欢的过程中，每个人以极低的成本便能换来一场如释重负，并不会拥有实际的损失。因此，无论是否有人批判狂欢者，人们仍然乐此不疲。批判者在狂欢中呼吁理性，崇尚理性至上与深度思考的基本原则。而批判者本身的批判又会引发另外一场狂欢，这一次，人们是为这么一场酣畅淋漓的批判而狂欢。 不仅对锦鲤符号本身的传播和消费是一种狂欢，对反锦鲤的符号与文字的传播同样是一场狂欢，强化着人们对锦鲤的印象。但是，狂欢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狂欢背后的是物化现实中个人的孤立化与原子化。对此，卢卡奇给出了如下论述： 人们日渐作为机械化的一部分被结合到某一机械系统里去。他发现这一机械系统是现成的完全不依赖于他而运行的，他不管愿意与否，都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 在这样的社会运行体系中，以自我表达彰显自我存在，取得他人与自己的共情是无数人的愿望。但是，在网络时代崛起以后，数据传递模式替代了原本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人们面对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而是信息时代的巨大数据库，冰冷而巨量的信息不仅不能治疗孤独，反而会加上重负。因而人们只能寻找新的社交出口。 人形锦鲤表情包正是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出口，当杨超越和锦鲤合体为人形锦鲤时，“杨超越”和“锦鲤”便都从自己的“所指”中解放了出来，获得了全新的意义。这种异质符号的嫁接一方面有助于其扩大在特定群体（如《创造101》的粉丝）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在能指的狂欢中产生令人发笑的效果。锦鲤不再是那种千百年来人们对其祈福欣赏的美丽鱼类，杨超越也不再是那个蠢萌废柴的选秀女孩，她们成为了一切幸运的形象代言人，无论任何事件，只要和幸运相关，人们都可以借助这一符号表达自己的期盼与焦虑，引起他人的共情。 锦鲤表情包的表现力远强于凭借自然语言构筑起来的沟通手段。转发锦鲤表情包的网民，把它当作了情绪的宣泄口，吐槽、恶搞、趣味等情绪一拥而上，将人人共享的流量红利推上顶峰，在狂欢中消耗掉文化能量，公众消费着这些人或故事的娱乐价值，只需要低成本就能管时间内化解孤独和压力。 这样的例子如今屡见不鲜：一个参加《变形记》的普通男生因“真香”表情包走红；饲养竹鼠的华农兄弟，因为每次吃竹鼠都要“编”稀奇古怪的理由而使得竹鼠表情包传遍网络……  所以，人形锦鲤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任意赋名的符号，没有什么情绪是人形锦鲤不能表达的，其社交属性甚至超过了原有的运气崇拜。于是，锦鲤崇拜便由此变成了 “能指的狂欢”。 消费现代病：文化工业对锦鲤的建构 在锦鲤走红的过程中，选秀节目和新媒体的推波助澜起到了关键作用。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歌赛，选秀选手作为“注意力经济”的选秀节目所选拔的对象，或者说所倚仗的“商品”，并非歌唱能手，而是流量明星。参与者并非作为一个鲜活的人，而是作为“卖点”存在。这种最初的定位决定了选秀节目是一套依照受众喜好塑造选秀参与者的文化工业体系。 《启蒙辩证法》十分准确地刻画了这些文化工业的特征：首先，文化工业的产出并不是真正的或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艺术品，而只是伪装的艺术品。或者更直白的说，这些所谓的艺术品只是商品，它们从以生产出来开始就只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它们只具有商品的交换价值，而没有真正艺术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 按照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理解，“风格是所有艺术作品的保证，而文化工业则抵斥风格。”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实质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家只会生产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化产品，当观众们身处焦虑和孤独时，文化工业便为他们制造焦虑与孤独：“机器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运转。它在决定消费的同时，把所有未经检验的东西都当成了风险排除在外。” 最早为这一工业系统定下基调的是2004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打着平民海选的旗号，寻找草根歌唱者，发动广大民众，将草根，梦想等几个关键词结合起来，挖掘选手背后的追梦故事。这种追梦故事的模型本质上是对大众焦虑与孤独的利用，出身草根的“偶像”仿佛正是观众们自身的写照，草根明星胜出，意味着民众为自己或想象中的自己选择了一个希望的对象。他们都是我们中的一员，在过去的明星成名体制中，你毫无机会，但现在，每个人都有机会。这些人的表现能引起共鸣，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困境或某种社会问题。  随后的选秀节目大抵延续了这一基调，但随后，文化工业的管理者很快意识到，“背后的故事”永远不会像“眼前的故事”那样动人：在《超级女声》等节目中，无论选手的出身背景如何草根，当他们走上舞台的一刹那，是作为一个外表光鲜，唱跳出色的理想范式出现的。这在无形中拉开了他们与观众的距离。因此，在之后的节目中，主办方更加突出了选秀参加者的“成长”属性，部分节目更是辅以投票、盲选、反转、学员选导师等一系列方式直接让观众“参与”到选秀者的成长经历当中。 于是，锦鲤成为资本的宠儿便不足为奇。创造101将身无一技之长的杨超越硬生生塑造成了草根出身，一路依靠运气扶摇直上的杨超越；而支付宝的宠儿，中国锦鲤信小呆更是连“长得好看”的光环也不存在。无论是选秀节目还是新媒体，它们都在利用并消费我们的焦虑与孤独，将拜物教的神话打造成平凡大众最希望看到的样子。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篇末所言：“人形锦鲤”的风靡，制造出一种“天选之子”常在、人人触手可及的幻象。 新媒体写作也同样以观众喜好为第一准则，在商品关系的渗透下，主题的多元与思想的含量都不再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对象，快速找到流量热点和吸睛模版的能力并加以不断复制才是文化工业的正选。因此，自媒体虽坐拥传媒史上最为庞大的作者群体和最丰富的写作资源，但其同质性也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传媒形式。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一地金不惜粉饰自身经历来营造一种“天选之子”的幸运假象，而新媒体也乐此不疲地反复利用锦鲤的热点。 因此，锦鲤崇拜既不是一场不知所从来的莫名狂欢，也不是站在努力奋斗对立面的消极价值取向，而是焦虑与孤独这两种现代性病症的一次集体爆发。在资本的运作和媒体的炒作之下，人们在铺天盖地的锦鲤表情包中第一次向“越努力，越幸运”的鸡汤文化表达自己的质疑，并意识到潜藏于内心的焦虑与孤独。在丧文化的微光下，人们借锦鲤聊以自愈，随后继续重复日复一日的奋斗与努力。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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