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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埃尔·施密特（Daniel Schmidt）的电影《天使的阴影》（L’Ombre des anges）在两座地方剧院上映（麦克马洪（Mac-Mahon）和圣安德烈德萨尔（Saint-André-des-Arts）），有人已经指责这部片子是反犹主义的影片。如往常一样，攻击来自于两个方面，得到公认的公共机构要封锁和禁止该片放映，而匿名团体则威胁进行炸弹袭击。于是，讨论这部影片的美妙、新奇或价值变得极其困难。这样做等于是说：电影很美妙，我们可以忽略电影中微小的反犹主义……由于体制的压制，不仅电影似乎实际上消失了，而且它也在精神上消失了，因为它承载着一个绝对错误的问题。 
当然，存在着反犹电影。如果某些其他组织反对这部或那部电影，通常是由于某个十分明确的理由。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指控过于空洞，它逾界了。我们很难相信人们的眼睛和耳朵。的确“犹太富人”这样的用词在电影中通常指的是某一个角色。在电影中，这个角色展现了一种“有意图”的魅力，就不会无关紧要了。施密特用如下说法来解释了他的电影的根本特征：这些面孔几乎贴近演员，而他所说的几乎贴近这些面孔。结果，犹太富人自己可以说“犹太富人”。演员使用了一套股票术语和股票面孔，从而主宰了一系列的变化。词语“侏儒、矮人”代表着一个令人不安的巨人，在电影中，其姿态和作用恰恰是那些矮人的姿态和作用。纳粹黑话和反犹宣言出自于某个无名的小角色，他摊开四肢，把住一张床，或者出自一个异装癖歌手的口中，碰巧他正是前纳粹高官。
如果我们必须考察疯狂指责该片是反犹主义的根基，我们就要考察这些角色是什么人。有一个肺痨病的妓女，她是前纳粹高官的女儿。也有一个“犹太富人”，在房地产上赚的金银满钵，他经常用收租、拆迁、投机等词来谈论他的业务。将他们绑在一起的是一种强大的恐惧感，害怕那个世界会成为那个样子。女人无意识地利用了这种恐惧，发现了一种力量，可以让所有谴责她的人感到不安，这样，无论她如何友善，无论她打算做什么，所有离开的人都会感到受到蔑视。从“犹太富人”的角度来看，他从恐惧中得出的东西是对命运漠不关心，让恩泽从他身边流过，这个距离已经将他置于另一个世界里了。天使的阴影。所有这些都展现了转变的力量，因为它们拥有力量和恩泽（皮条客的转变也是如此）。“犹太富人”将他的财富归于这样一个体系，这不是作为犹太人的体系，而毋宁是依赖于 城市，依赖于市政大人物，依赖于警察的体系。但他是从其他地方获得了他的恩泽。
娼妓将她的窘迫的条件归咎于纳粹的倒台，但她也从其他地方获得了她的力量。他们二人都十分脆弱，他们都只是“活”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大墓地里的人。只有犹太人知道他没有被女人蔑视，也只有犹太人遭到了她的力量的威胁。只有女人知道犹太人是什么，他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他的恩泽。最后，她要犹太人杀了她，因为她已经油尽灯枯，它不再想利用这种她完全不得要领的力量。在犹太人这边，他去找警察，他相信在他的事业的名义下会得到他们的保护，但他也不再想要他的恩泽，这种恩泽已经变得极为不便，极为不确定。你们自己看看这部电影吧。看看屏幕上的影像。我刚刚描述的就是影片清晰的内容。
哪里有什么反犹主义？哪里可能有反犹主义？你挠挠你的头，你的搜寻是徒劳的。难道是“犹太富人”这个词？当然，这个词在电影中非常重要。在有良好教养的家庭里，曾经有段时间，你不会说“犹太人”，只会说“以色列人”。但这些家庭恰恰是反犹的家庭。你如何描述一个不是以色列人，甚至不是锡安主义（sioniste）的犹太人？你如何描述斯宾诺莎这位犹太哲学家？他被禁止踏入犹太教会，这位商人的儿子，他的天才、力量和魅力都与他是一个犹太人无关，与将他自己描述为一个犹太人无关。这就像禁止在词典里出现某一个词一样：反犹主义联盟宣布所有试用“犹太人”一词的人都是反犹主义者（除非在死者的仪式上使用它）。难道反犹联盟拒绝一切公共讨论吗？难道他们要保留这样一项权利，即决定谁或什么是反犹主义，而不加任何解释吗？
施密特已经说明了他的政治意图，在整部电影里，他以最简单最明显的方式说明其意图十分平淡无奇。旧式法西斯主义，无论它在多少国家里曾经真实存在并手握重权，它都不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真正的问题。新法西斯主义正在诞生。比起我们正在面对的新法西斯主义，旧式法西斯主义看起来有点光怪陆离，有点民间传说风格（例如电影中的异装癖歌手）。新法西斯主义并不是战争的政治和经济。它完全统一安全，同意维护像战争一样恐怖的“和平”。在我们的街道上，在我们的邻里之间，在我们地方的剧院里，所有的小恐惧被和谐地组织起来，所有的小焦虑都被利用来塑造我们的微观的法西斯主义，我们被动员起来去阻止每一件小事，提防所有可疑的面孔，所有不和谐的声音。“从30年代开始，我就不喜欢法西斯主义的电影了。新法西斯主义更为细微，更为隐蔽。或许正如在我的电影里一样，法西斯主义就是隐藏在社会背后的分离力量，在那里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但在那里焦虑问题只是遭到了遏制” [1] 。
如果施密特的电影遭到了禁止和阻碍，这都不是反犹主义战斗的胜利。这是新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即便这是一个说辞，难道存在着说辞的阴影吗？只有天选的少数人才能回忆起这部电影的美，回忆起它在政治上的价值，以及它如何遭到压制。
[1] 施密特的访谈，《世界报》（Le Monde），1977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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