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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生命政治 文｜提摩太·C·坎贝尔 译｜蓝江 本文摘自《不正当的生命》） 自由民主国家的个体的生命政治学：是否不可避免地是死亡政治？这是我在这些篇幅中主要想问的问题，我们仍然需要读一读海德格尔最重要的关于主体的陈述：《人道主义的书信》。这篇文本广为人知，我们无需在具体细节上着墨太多，相反，我想集中于三个要素——这就是信件中出现的威胁。第一个要素出现在海德格尔十分明确地谈到了他早期在更为宏观的哲学视野下对技术的讨论，哲学作为一种对技术的深入思考而出现。其结果是，“哲学要从最高的动因来解释技术。”出于同样的原因，正当写作被打破成为不同的写作和解蔽的模式：在《巴门尼德》中，存在从人那里退隐。在这里，存在也退隐了，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很少作用于思考。正是在信中海德格尔并没有重述存在的退隐，让他有了基础，可以对人道主义进行无情地挞伐。他写道： 在彼此竞争的时候，这样的说法公开地将自己看成一种“主义”，试图认为自己比其他说法更强悍。这些用词获得统治地位不是偶然的。首先，在现代它依赖于公共领域的特殊的专制。然而，所谓的“私人生存”并非真正根本的东西，也就是说，并非真正的人类自由。它纯粹是对公共领域的否定。它是一个依赖于公共领域的衍生物，只能纯粹通过从公共领域退出才能滋养自己。于是，这证明了与它自己的意愿不同，它顺从于公共领域。但因为它源于主体性的统治地位，那么公共领域本身在形而上学上也是有条件的建制，认可了个体存在者的会向无条件的对象化开放。 区分了私人“生存”和“公共领域的特殊专制”，海德格尔早前将历史中的西方人凌驾于“私人生存”之上，同时也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世界的技术组织”凌驾于“公共领域的专制”之上，既包含了苏联，也包含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在哲学及其“说法”的旗帜之下，所有的“主义”都得到了认可，我们也能听到之前的“订置”的回声）。然而此前，西方的历史之人只能从另一种公共领域的专制（列宁主义）下解放出来，在这里列宁主义（我们暂时如此称呼）和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区别，相反，从海德格尔的非政治角度来看，两种主义都仅仅是一些“说法”，涵盖了现代时代的大部分方向，其中没有区别的个体存在物不得不开放，让他们被“对象化”。这个威胁让西方的历史之人处于需要拯救的地位上，显然，这已经是存在退隐的极端状态，新的存在者出现了，他们的“开放”不再受到各自“主义”的限制。 显然，私人生存的退隐和由公共领域专制下的同名词个体存在者，都需要我们相信考察一番。例如，海德格尔提出的“自由的人的存在者”和“个体存在者”的区别，划开了一道裂缝，因为仿佛这导致了两种“存在者”，一种是其他东西的幽灵，因为只有从公共领域退隐（然而“自由的人类存在者”事实上并没有退隐，因为他与存在的关系绝对不会发生变化），“私人生存”才有意义。当然，这就是阿甘本那里所说的排斥性包含或包含性排斥的经典问题。这也解释了埃斯波西托提出的非政治和免疫体的理解，在埃斯波西托那里，某种生命形式试图让自己免除公共性对主体性的统治。然而，最突出的问题是，他谈到了“开放”，这导致了在公共专制下的彼此相互作用的个体存在者的出现。 那么，“开放”指的是什么？海德格尔并没有直接回答，或许这个问题提得不好。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开放并不是一个宾格短语，即“向……开放”，毋宁说它是所有格功能：即“无条件的对象化”下的开放。开放就是无条件的对象化。为什么我们在下面的句子中发现：“因此语言堕落了，成为了为按照固定线路加速传播服务的工具，在那里，对象化——即所有人按照统一的路径接近所有事物——超出并废弃了所有的界限。通过这种方式，语言隶从在公共领域的专制之下，这种专制进一步决定了什么可以被识别，而什么东西必须加以拒绝，成为不可识别之物。”开放的关键在于创造可接近的条件，能够加速传播。再锁一遍，我们会看到“统一路径”和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感受到打字机带来的统一性所产生的奠基性焦虑之间的对应关系，正如应当认为在这里的传播与那里的不正当写作之间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在下面的段落中，也同样表达了类似的威胁：“对语言的破坏广泛而快速地蔓延，不仅摧毁了每一种语言使用的审美和道德责任，也产生了对人的本性的威胁。” 不用感到奇怪，威胁的本质既是生物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也就是说，那些开放传播的个体存在者既是权力的仆从，也是其对象，那时“语言本身向我们纯粹意志和交易投降，这种意志和交易就是支配存在者的工具。存在者本身表现为在因果关系互动下的实际性”。和之前的文本不同，由于语言及其与存在关系的转变，导致了存在者被支配的同时，人性同时遭受到威胁。《巴门尼德》和《关于技术的追问》中的威胁的特有本质并不是从语言来架构的，而是相反，从写作和拯救上来谈的。在《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将这些关注纳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语言问题之中，成为谈论人道主义主要问题的用语。换句话说，语言传播与对存在者的支配的更大可能性是同时出现的。 第二个问题直接来自于对这个区分的反思和关注，这个区分代表着海德格尔讨论的残留。海德格尔转向对人的关怀，他看到了人与人性之间的分裂：“在让人回到其本源的方向上，这种'关怀’究竟走向何方？让人（homo）具有人性（humanus）反过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人性的确仍然需要思考的关注。因为这就是人道主义：沉思和关怀，让人具有人性，而不是非人，成为'非人性’，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在这里需要注意人与人性的区别。由于这种区别，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创造了人性，即正当的人的形式，然而人本身从根本上变成了一个不正当的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正当的人即仍然与存在保持着距离的人，与一整套关于存在的关联保持距离的人，尤其是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具有真理[9]。在这里，所有的荣耀就是在人与人性之间的死亡政治的区分。为什么是死亡政治？因为海德格尔在正当的人和不正当的人之间撕开了一道裂缝。一旦这道裂缝完成，唯有在人失却或补充的人性内外，才能思考人。 显然，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做出这个区分的理由就是可以将关怀的观念作为对他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谈到的“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邻近性”的回应。我们记得，这种“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邻近性”让人卷入了一个不正当的拯救，他不会让人逐渐接近存在。相反，关怀标识出道路，让纯粹的人出发走向正当的人。《人道主义的书信》剩下部分大多数就是围绕着这个非人（in-human）形象展开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无-人（un-human）形象，他何以能接近存在，获得人性。如果这种形象具有人性，那么问题出来了，即我们如何描述这种人？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人并非完整之人，只能通过问题式的动物性（animalitas）的形而上学范畴来思考： 我们可以这样前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定位人，即在存在之中，人是诸多其他事物中的一种存在者。所以，我们总是能正确地说出关于人的某些东西。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清楚，一旦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将人抛入到动物性的领域之中，即便我们并不会将人等同于野兽，且会认为两者间存在者特有的差别。在原则上，我们仍然认为动物式的人（homo animalis）——即便当灵魂（anima）被定位为心灵或思想（nimus sive mens），接下来又将其定位为主体、人或精神（Geist）。这种定位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但人的本质有点被忽略，没有从其本源，从其根本的起源处来思考，而这个本源才是历史上的人类的本质未来。对人的形而上学思考建立在动物性的基础上，并不能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 当海德格尔提出由于语言陷入灾难，自由的人类和个体存在者之间出现了差别时，他的论断两次回到了更早的阶段。在这里，尽管海德格尔并不否认人是个体存在者，没有区分地与其他存在物相邻。这样的说法有正确性的优势，但若是这样说，就会让尚不完善的人类形象陷入无根基状态。海德格尔似乎认为，决不能将任何动物性附加在人类智商，但并非认为我们未来或许会在未来发现的人与野兽区分的差异并不重要。曾经是动物，就永远是动物，尽管任何后来从灵魂中衍生的设定也会囊括人或主体。我们注意到，海德格尔在看到这个差别之后（没有差别），并没有放弃他早期关于人与人性的反思。他反而更给出了更进一步的辩解，反对可以在动物性的形而上学范围里继续描绘人性。 一旦海德格尔并不拒斥动物性和人性的基本区分，那么他的这些思考中就会浮现出死亡政治。显然，他之所以没有谈死亡政治，是因为他自己的话语旨在从形而上学内部开始获得解构人性的更为稳固的基础。但关键在于，由于人仍然与人性有区别，海德格尔仍然假定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区分，并将这种区分作为走向本源的人性的基础。尽管动物与人的关系复杂异常，但在人与另一种潜在的人（如果给予他足够的关怀）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分。在“本源的未来”描述“历史中的人”，这也绝不会让人从如下结局中解脱出来，即将某些人或大多数人标识为动物，而其他人则是真正的人。 动物性和人性的根本区别，向我们的思考给出了一个重要元素。它含蓄地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即技术导致了将作为动物性的人和在某种未来作为人性的人之间做出的根本性和本质性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技术的作用在于产生了“仍然保留了某种东西的邻近性”，而不是真正本源性与存在的邻近，它让人处在与永远不会降临的未来面对面的位置上。所以，海德格尔对创造了统一性的打字机的不正当写作的思考，让我们更深刻地看到这就是《人道主义的书信》中的动物性的特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传播让所有人都变得差不多，而他就是通过动物性来思考这个问题的，反过来，这并不仅意味着我们会走向本源的人，而且也有可能会走向本源的动物性。事实上，《关于技术的追问》和《巴门尼德》或许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即由于技术，人性如何堕落为不正当的人的形式。那么，在《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给另一种人贴上了动物性的标签，尽管在书信的许多部分中，海德格尔显得有些迟疑不决。当我们放在一来看，之前考察过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图景，即技术如何与人的非人性化产生了关联，而在《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说明了这种非人性化需要通过动物性范畴来思考。在这里，要重复说一下，对于海德格尔，人或主体的完整名称绝不代表着真正走向未来的人性。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如果人仍然陷于人性和动物性的分裂，人就会陷入危险。的确，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描绘过这种危险的本质——在这些文本中，通常谈的是本源，存在的隐退，或遮蔽的遗忘。海德格尔也没有公开宣称杀死非人性之人可以免责，当然，他也没有像纳粹那样说正当之人建立在杀死这些动物性的人的基础上。不过，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设定里一个更低阶的人，按照阿甘本的说法，今天这个区分变成了zoē和bíos的区分。如果今天死亡政治成为了当代生命政治的主要角度，也是我们理解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主流方式，这是因为关于人与技术上的深度的模糊不清，以及后者对人产生的非人性化的后果（要么我们像阿甘本那样，在超历史的过去里看待它，要么像埃斯波西托那样，认为他出现在霍布斯的现代免疫化的黎明时刻）。 在结论部分，我准备谈一下我发现的东西，如海德格尔思想走向死亡政治的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问题涉及到技术对那些与存在有着本源性关联的人的影响，那么它会导致一个区分，一方面是传播的主体，之后他们会堕落为动物性的层次，另一方面是正当写作的人，他们可以看成自由的个体的人类存在者，他们能“关怀”，不仅仅是一个主体或人。其结果是暗示地指出前者不那么像是人。 同样，海德格尔不止一次地区分了个体存在者和自由人，人变成了今天诸多研究生命政治的哲学家作品中的范式。阿甘本通常用独特性来取代人，斯洛特戴克提出，权力已经不可避免地将工人独立于公共的生活形式。对于斯洛特戴克来说，事实上，海德格尔在《人道主义的书信》谈到的关怀，已经让位于通过集体或非共同性实体来拯救个体。这种拯救直接与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中提到的拯救相抵牾，海德格尔的拯救因为手而发生：“以最根本的方式来拯救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是双'好手’，即便这种操作和操纵并不必要。”在《球体》（Sphären）和其他著作中，斯洛特戴克针对这个“保障”给出了大范围的批判。后面我们发现埃斯波西托试图挑战海德格尔的思想（即海德格尔隐含地提出个体存在者从属于不正当的写作和拯救），他通过非人性（impersonal）概念给出了一种可能的替代方案。我将有机会向大家说明，即便所有人并不是直接从海德格尔自己的范畴出发，那么也可以认为那里有一种死亡政治的调调。 我给出最后一要点，作为走向下面的章节的桥梁，这涉及到另一个区别，我或许在这里没有突出这一点，这涉及到海德格尔在《巴门尼德》，尤其是《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提出的两种写作和拯救形式所导致的正当和不正当距离的区分。我们记得，海德格尔做出了一个区分，一个是与存在的邻近性，另一个是通过技术产生的“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邻近性”。在当代生命政治学的解读中，“仍然保留着某种东西的邻近性”多次堕落成为传播的主要定义，即一方面导致了人在语言上的深刻的异化，另一方面或许更为重要，即由于技术，根据人们之中是否能出现正当的关怀，从而产生了分离。在传播中，就像在集置中一样，“人持存着，等待着集置的促逼，他并没有将集置把握为一种诉求，他没有看到自己也是在说话的人。”所以，技术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场景，通过分离而产生威胁——这是对技术的悲剧性的误读，他为当代主要的死亡政治学角度提供了必要的材料。 不过人与自身的分离同样也导致了人与人的分离，这取决于所观察的角度。一旦转向了人与其他人的关系，那么人与自己的分离就变成了“一场终极骗局：似乎人在任何地方总是遇到他自己……然而，的确在今天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再与他自己相遇，即与他的本质相遇。”换句话说，由于技术，人与在他人那里与自己相遇的可能性相分离，因为人唯一能看到的形象就是他自己（这正是技术以非政治的方式来阻塞人通过他人与自己相遇的运作方式）。人的分离就是通过与他人的分离导致的，技术上的邻近性导致了人很难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从而与自己正当的本质思想分离开来。分离导致了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支配成为可能，在那里，分离的邻近性与语言密切相关。 分离导致了对存在的支配，那么对海德格尔思想中分离观念的终极解读会让我们走向吉奥乔·阿甘本和罗伯托·埃斯波西托思想中的部署（dispositif）的观念。不过，本章通过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说明了不正当写作的工具的扩张如何让人类与他人更相似。在通过分离（技术一开始就是用来分离的模式，而不是实践模式）导致逐渐变得差不多的过程中，关怀自我和他人变得十分困难，人类也因而遭遇威胁。在这里可以看到海德格尔的死亡政治学，在技术所增强的认识中，人类被技术所支配。结论只能是分离与这种支配密切相关。不过，它带来了更多问题，而不是回答。例如，在更强大的分离场景中，不正当写作机制的扩张如何能产生关怀？怎么看待阿甘本的解读中当代技术带来的更巨大的死亡政治后果？我们可将海德格尔的不正当写作机制和福柯的装置观念结合起来，会可以发现一些答案。我现在的转向，就是一个深度的死亡政治的举动。 更多意见交流请私信微博：黄竞欧1九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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