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节目，我们详细讲解了曹操在汉末乱世中的朝廷官位，这是剥离了袁绍给予他的“地方粮票”之后的“绿色版”，可以确认的是，在当时的政坛共识中，曹操就是个“六百石”议郎，袁绍的附庸小弟，连独立势力算不上。 正因为如此，在迎奉天子之前，曹操的政治举措，并不单纯代表他个人，而是袁绍的意志体现。 这个意志，用最简单的话总结，就是，对立。 一 袁绍与汉廷的对立，始自他与董卓在废黜汉少帝问题上的激烈冲突。 这事儿的前因很简单，就是董卓率军进京，正好掌握了逃亡中的少帝与陈留王，依靠这个“先手”，他开始了在洛阳城内对各派势力的吞并，以及个人权位的攫取。 之所以他要拿掉少帝、换上献帝，一条明线是，史书中明确提到的，董卓与董太后同族，而汉献帝自小养在董太后身边，董卓可以以“外戚”的身份获得“大将军”的职权，成为朝廷的执政。 一条暗线则是，少帝和何太后、何进、何苗同属一脉，何氏在汉灵帝驾崩后造成了洛阳严重的政治动荡，而何进身边环绕的，以袁绍为代表的“少壮派”势力，极有可能以帝后为后盾，对董卓发起反扑。 袁绍曾经担任何进的“大将军掾”，而董卓，则曾经在段颎的推荐下，担任司徒袁隗的属吏，一个是何进的“故吏”，一个是袁隗的“故吏”，此时，何进已死，袁隗则担任太傅，按理说，袁绍应该与董卓合作，与他的家族保持一致。 问题是，在废立皇帝的重大“站队”之中，朝中势力庞大的袁氏家族，老一辈的太傅袁隗、年轻一辈的太仆袁基，在董卓举行的两次“集议”中，都沉默不语。 这就意味着，袁氏家族在朝中的代表，袁绍的四叔袁隗和嫡长兄袁基至少在程序上支持废立皇帝。 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会出现袁绍在朝堂上与董卓正面冲突，险些拔刀相向的场面呢？袁绍又为什么要力保少帝，反对献帝呢？难道他真的是汉少帝的忠臣？ 还是那句话，先问有没有，再问为什么。 事实是，袁绍与董卓的冲突，根本就不在朝堂之上，那是《三国演义》的杜撰。 史书所见的“廷议”废立，有两次： 第一次，百僚大会之时，面对董卓的提议，还只是“公卿以下莫敢对”，也就是没人说话，直到董卓号称要对后发言者“军法从事”的时候，尚书卢植独一份地反对，董卓大怒之下，也只是撤去了他的席位，也就是撤销了会议资格。 第二次，再次在崇德前殿大会群臣，讨论废少帝、立献帝和迁何太后于永安宫，都没人反对，按照汉代廷议的规矩，与会者一致认可，才可以形成诏书，之后顺利废立，说明此次廷议是“一致通过”。 而袁绍和董卓关于“废立”的冲突，应该在两次“廷议”之前，见《三国志·袁绍传》记载：
《后汉书·袁绍传》则作：
“董卓呼绍”和“出当与太傅议”，都说明太傅袁隗并不在场，自然不是朝廷“大集议”的场合，而是董卓召集袁绍等人聚议，更重要的是，董卓案剑，袁绍横刀，自然不可能在上述两次廷议之上，甚至就不可能是在朝堂上，因为上殿按律需要解剑，哪怕是董卓跋扈，肆无忌惮，袁绍总没这个特权。 而《后汉书》、《三国志》都将此事编列于鲍信劝谏袁绍之后，即趁着董卓入京立足未稳，出兵袭击，而袁绍“不敢发”，说明，此时袁绍手中仍有兵马本钱。 而《三国志·董卓传》中写道：
也就是在董卓吞并丁原所部之后，洛阳的兵权就全部收归董卓之手，那么，之前的洛阳兵权实为四分，即大将军何进部曲吴匡部，何苗部曲，以及丁原所部和董卓领来的三千步骑兵。 袁绍能够“发”的，自然是何进部曲以及他自己的“家兵”，前者正是蹇硕死后，何进吞并的“西园军”，也就意味着，董卓很可能是在吞并何进、何苗、丁原兵权之后，在自己的“幕府”中与“诸将”一同讨论“废立”大事，这里面自然包括“西园八校尉”的袁、曹。 从议论的过程来看，作为一次“团结的大会”，袁绍并没有一开始就翻脸，而是在听到一句话时突然大怒，那就是：
翻译过来就是，那老刘家后裔留着也就没啥用了，这种话不是一般地悖逆，所以，袁绍从之前的推托，直接来了个愤怒的，横刀而出，《英雄记》里解释，董卓因为他是大族子弟，自己又新入京师，所以没敢害他。 那么问题来了，袁绍为什么突然大怒了？他是汉室忠臣，维护刘氏皇帝？ 还真别说，如果顺着《后汉书》、《三国志》的语序，真就这么个形象，但是，《献帝春秋》中也记录了这件事，意思可完全不一样：
对照一下，少了袁绍“伪许之”要与太傅袁隗商议，以及董卓“刘氏种不足复遗”的狂言，但是，董卓大骂，袁绍横刀的因果关系写出来了。 袁绍大怒的原因是董卓斥骂“庶子”，以及叫嚣“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 其实，这个因果才合理，因为在这句话之前，董卓还说了：
对于这次争执，《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区别不小，但“刘氏种不足复遗”却是共有，而在《后汉书》和《献帝春秋》里则都有上面这句对汉灵帝的指责，最搞笑的其实是《英雄记》记录的座上客的反应，原话是：
汉灵帝（前任皇帝）是个混蛋，令人愤怒怨毒，汉少帝（现任皇帝）一看就是个窝囊废，汉献帝（未来皇帝）现在看着还好，长大了啥样不知道，要是不换皇帝，我看着整个刘氏皇族都该消灭…… 董卓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与董卓、袁绍等人济济一堂的一群人，在袁绍发怒离去时，竟然表现出惊愕，好像是说：
想象一下，董卓说出一个又一个反动言论的时候，他们没惊愕，袁绍不想听了，他们惊愕了，这种共识，是不是非常的奇葩？ 二 这就必须解释下时代背景，经过汉桓帝和汉灵帝两次“党锢之祸”以及多次宦官势力对士大夫的镇压，东汉皇族已经把天下士人得罪得差不多了。 黄巾起义后，汉灵帝为了“救急”，全面解除党锢，造成了大批党人和他们的同道进入朝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党人“八厨”之一的王芬在担任冀州刺史后，竟然联络曹操、许攸、华歆、周旌等人准备发动政变，废黜灵帝，另立合肥侯为皇帝。 董卓虽然历史上名声不好，却是站在“党人”一边的，见《后汉书·董卓传》，原话是：
董卓一直知道天下人都痛恨阉宦诛杀忠良，在他执政之后，仍能够强压本性，拔擢名士。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提到了，董卓自己的亲信往往只是任命为将校，这就导致了，董卓把持的洛阳、长安朝廷，在公卿层面上，诛杀了袁氏一族，就是“党人”说了算，最大的代表，就是王允，故此，王允在诛杀董卓后还说：
关东起兵的诸侯，那都是自己人啊，正因为都是自己人，对于汉室的态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和董卓一样，想起桓、灵二帝就只有愤毒之情。 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恰恰是东汉王朝统治的根本性危机，即在刘氏皇族的三大支柱“宦官”、“勋贵”与“儒士”，因为持续的内乱，三去其二的背景下，“儒士”与“皇室”的离心离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甚至是一种“风尚”。 在此条件下，儒学世家本身也开始出现分裂，比如汝南袁氏的代表人物，袁逢、袁隗通过同姓的中常侍袁赦内外勾连，在党锢之祸的大背景下，反而稳坐“三公”之位，袁逢的嫡长子袁基已经是太仆九卿之尊，只差一步，又将是新晋的三公。 反观真正的党人家族，比如颍川荀氏，家人子弟的出仕一直受到抑制，固然家族高才名满天下，动辄“五府并征”，但却因为久不出仕，失去了“门生故吏”关系网的加持，在现实政治中逐步边缘化。 唯有袁绍、袁术、曹操这种“吃饭砸锅”的豪门孽子，才能一方面享受着家族与阉宦合作带来的特权，一方面又迎合天下士人“反阉宦”的道义呼声，比如袁绍，《英雄记》中说：
“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还只是“说”，袁绍的叔父袁隗还能“责”，摆明了就是“自己人”，响鼓不用重锤。 曹操也差不多，《魏书》中说他：
曹操一次又一次与当道权臣作对，担心祸及家人，选择的生活是“乞留宿卫”，也就是在京城当清闲官，真可谓是唱着高调，拿着工资，泡着病号，拢着圈子，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 凭啥？ 因为袁绍家有一个“中常侍”袁赦，曹操家有一个“中常侍”曹腾。 说到底，袁氏、曹氏家族的重要性，都来自于“宫府关系”，更直白地说，来自于皇权的扩张，通过扶植宦官和外朝勾连，方便桓帝、灵帝的居上独裁，这才是他们居家豪奢，满堂朱紫的根源所在。 那么，为什么袁绍和曹操要摆出这样与家族相逆的姿态呢？ 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身份。 参与了诛杀宦官、讨伐董卓的袁氏子弟，有袁遗、袁绍、袁术，分别代表着上一辈的长兄袁平、次兄袁成、三兄袁逢，但值得注意的是，袁绍、袁术均为袁基之弟，是袁逢的亲儿子，而袁绍出身庶子，出继袁成之后，也就是宗法上变成了袁成的嗣子，而袁逢的真正继承人，也并不是袁术，而是袁基，也就是说，袁基才能代表袁逢一房。 无独有偶的是，无独有偶的是，袁平、袁成两房兄弟，都没能成为朝廷“三公”，而袁逢、袁隗都为“三公”，可以说，亲兄弟也有差距。 而袁逢的嫡子袁基为太仆，袁逢的嫡子袁术为虎贲中郎将，如果朝廷的权力格局不变，他俩终究也会成为兄弟“三公”，而作为袁成后嗣的袁绍，则完全没有同级的仕途“快车道”，他只能走“邀名”的传统士人路径。 曹操家族的情况更加复杂，此处不多赘述，情况与袁绍类似，他们与“党人”圈子的结合，恰恰源自个人仕途的尴尬，而这种尴尬，在黄巾之乱爆发后，反而有所缓解。 随着汉灵帝迫不得已地解除“党锢”，大将军何进征辟了大批“党人”名士与汉灵帝的阉宦近臣分庭抗礼，蹉跎了十几、二十年的“党人”名士们依靠着多年积累的名望，往往直升“太守”或是进入“九卿”，这种情况，汉灵帝必须有所控制，方法就是由大将军何进出头，以袁绍、曹操等近臣子弟，或者直白地说，用皇权“爪牙”的子弟们来平衡、稀释纯正的“党人”势力。 所以，袁绍反而在“党人”群体之中，以何进故吏、谋主的身份，建构出了新核心，他的基本盘并不是汝南袁氏，而是何顒、张邈、吴巨（一说即吴子卿）、伍琼、曹操、鲍信、许攸、王匡等人，这群人非要说纽带，反倒是何进这个“南阳人”更合适，因为很明显，确知的南阳名士有好几个，而袁氏宗族昌盛的汝南名士反而很少。 正因为如此，袁绍、袁术、曹操、鲍信等人的小圈子最风光的时候，正是大将军何进权势最煊赫的时代，哪怕汉灵帝忌惮他的兵权，也只能借着平乐观阅兵的机会，将聚集来的兵马，弄到“无上将军”，也就是他自己的手里，用小黄门蹇硕来担当上军校尉，直接控制兵权，而袁绍、曹操、淳于琼这些何进党羽，也都进了“西园八校尉”。 但是，这种“非驴非马”的政治状态，随着汉灵帝的死去，彻底结束了。 三 就当时真正的“主流民意”，或者说“士人舆论”来看，何进所代表的折中路线根本满足不了，反而是董卓的认识，才是真正的潮流。 在董卓执政期间，对于“党人”的拨乱反正，可谓如火如荼，比如荀彧的六叔荀爽就被董卓“强征”，九十三天时间，直升司空，位列三公，至于天下名士王允，一样与董卓进行了合作，可以说，何进所代表的折中派和董卓代表的“党人”派最大共同点就是，对刘氏皇族的统治，都不感冒。 在他们看来，皇帝本身的圣明烛照已经是笑话，唯一值得尊重的，只有刘汉王朝所代表的传统秩序本身。 当宦官和皇权都被打翻在地时，袁绍所统领的官宦子弟小集团，哪怕手里掌握着一定的中央武力，也没有办法与整个洛阳朝廷对抗，更遑论与天下士人对抗。 而董卓摆出的姿态，正是让出朝廷，只要军权，与“党人”名士共天下。 这时，曾经风光无两的袁氏、曹氏等家族，自然因为与宦官合作的“历史污点”而失去高踞朝堂顶端的资格，因为董卓举着的旗子比他们更“正”、更“纯”，所以，当袁绍让董卓与太傅袁隗讨论废立时，董卓完全嗤之以鼻，而强调：
这句话，才是袁绍与董卓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本来是袁绍带着何进的遗产和董卓谈“身份、地位、战略规划”，没想到，在何进死后立下诛灭宦官大功的袁绍，在董卓的眼中就是“汉灵帝”的遗毒，而袁绍的武器，先是“众议”，后是“太傅”，董卓的回应，先是“谁敢不从？”，再是“刘氏种不足复遗”，翻译一下背后的较量，则是：
董卓不但不把袁绍放在眼里，在“党人”勃兴的背景下，也根本就不把“阉宦”遗毒袁氏一族放在眼里，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结果只能是决裂。 在此条件下，董卓所把持的朝廷，恰恰与“纯粹的党人”立场一致，而袁绍等人，如果不起兵，早晚会沦为历史变革的过渡性角色，所以，诸侯起兵讨董，与其说是“正邪之争”，莫不如说是“领导权之争”。 既然一群人没有路线斗争，那么，就只能有组织斗争了，也就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组织斗争，或者说立场斗争的结果就是，管你是不是“党人”，先问立场。 当董卓在长安将袁氏一门杀光后，又派出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瑰等人出使关东劝解各军，袁绍指示河内太守王匡杀死了胡母班、吴循和王瑰，袁术则弄死了阴循，放走了名士韩融。 胡母班还是王匡的妹夫，名列党人八厨之一，他在给王匡的绝命书中写道：
翻译过来，就是，自古以来哪有地方诸侯带兵去首都的？《刘向传》里说，打老鼠都还忌惮容器，何况现在董卓在宫殿之中，以天子做屏障，有皇帝在，你怎么讨伐？ 注意，胡母班是明确记载的党人，韩融，按照《后汉书》的记载，与陈纪一样，属于“染党锢者”，阴修在谢承《后汉书》中则记载他曾举任过荀彧、荀攸、钟繇、郭图等人，倾向上应该也是偏党人的。 可见，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是不是党人同道，真的不重要，在出关中的交通枢纽河内、南阳，抢先杀了他们，反倒可以断其他党人诸侯的退路，而袁绍和袁术兄弟绝不是什么“懦弱之辈”，他们真敢下手，而且，袁绍比袁术更决绝，袁术还留了个韩融，袁绍这边则全杀了，还没有脏自己的手。 至于胡母班关心的“以天子为藩屏”，袁绍等人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再立一个天子不就完了？ 这才有了袁绍、韩馥等人领关东诸侯拥立刘虞为帝的举措，最能说明袁绍想法的，正是《吴书》中记载的袁绍给袁术的兄弟间书信，原话是这样的：
翻译过来，就是，我和韩馥一起提议，要共建长治久安的中兴世道，而现在，长安虽然名义上有幼主在朝，其实这位小皇帝血脉存疑，这是因为当时朝野都不知道汉献帝之母为谁，所以由此一问，而朝廷的公卿都对董卓曲意逢迎，不足以为天下所信，咱们应该做的就是出兵堵住关口，让他们自己死在关西，而在关东再立新君，则太平之世可以复现，而且，咱家都被杀了，就算不当伍子胥领兵鞭尸皇帝复仇，难道还能北面侍奉这位君主吗？ 非常有意思的是，袁术虽然也举兵掠地，却采取了与刘虞、陶谦、公孙瓒等人一致的态度，就是只反董卓、不反朝廷，袁绍则明确地将董卓与汉献帝及关西朝廷绑定，作为自家的仇敌，也就是说，他坚决不承认汉献帝，以及汉献帝为首的关中朝廷。 只是没想到，幽州牧刘虞拒绝接受袁绍和韩馥等人的劝进，不愿意当这个皇帝，袁绍只能退而求其次，再次请求刘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这次不但遭到了拒绝，使者还被杀了，刘虞的态度还很坚决，你们要继续逼我，我就逃到匈奴去，绝了对方的念想。 不过，按照《三国志·刘虞传》的记载，刘虞虽然拒绝了袁绍，却：
也就是没有撕破脸，大家还是反董卓的好朋友，只是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答案到底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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