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大姐比我大5岁。这样的年龄差距，让我们姐弟四人曾经同时在一所小学与中学读书过。并且，我两个姐姐读高中的时候，还是同班同学，我也险些与我哥哥初中时同班：本来学校分班都分好了，可我和我哥觉得，兄弟同班，容易被一些同学耻笑，所以，让我父亲跟学校领导招呼了一声——我父亲虽然不是校长、主任，但他曾经在我就读的这所高中学校任教过，跟很多领导和老师过去是同事。我插队时，我大姐在大队小学做代课教师——这也是当时知青“拈轻怕重”的一种表现形式。那时候的农村，几乎每个大队都有一所小学，这样的小学的规模自然也大不了，一般说来也就3－5位教师，有的班级还是复式班——即因为人数不足，两个年级的孩子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他们的老师则是教了这个年级，将作业布置下去，再教另一个年级。而这样的学校的师资质量，很难保证。说得不客气点，有些做老师的就是滥竽充数。比如说，我就知道，我大姐所在的这所大队小学，至少有一位老师根本就不具备最基本的水平和能力，只是因为他的哥哥是大队会计而将他提携到这个位置上来的。在做代课教师之前，我大姐吃过不少苦。我就记得有一年的夏天，大姐突然回来，是回来看病的——她在收割麦子的时候，被镰刀割伤了巴掌，在赤脚医生那里简单的处理又不到位，加之在伤口未能完全痊愈的情况下，她又打农药，以致伤口严重感染，伤口都翻了出来。而她在农村如此拼命，又与她插队时是戴着光环下去的有关：她那一年插队，在体育场召开了万人大会欢送他们；我大姐作为那一批插队知青的代表，在大会上是表了决心的，要“嗮黑一身皮肤，练就一颗红心”，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的如皋县革委会的一位女副主任，同时也是南通地区革委会的副主任，有意把我姐姐树做典型。说她吃了不少苦，还因为她开始插队的时候，就连房子也没有，就住在社员家中。幸运的是，那房东家有三个年龄跟她相仿的女孩，这让她可以不太寂寞。这房东的三个女孩里，有两个后来都嫁到了城里。那时候，进城是很多农村女孩子的梦想，但因为城乡差距巨大，一般城里的男孩子是不愿娶农村的女孩子的，除非男孩家庭太过困难或者男孩本人存在明显的缺陷，如年龄太大，身体有残疾等。我大姐房东的这两个女孩后来所嫁的男人，稍大的那一个，原来准备结婚的男友在对越自卫还击中光荣了，她后来嫁了一个再婚男人；另一个稍小的姑娘嫁的是“老相公”——大龄男青年。我插队之时，县里的知青办已经为我大姐盖了一间红房子——洋瓦加红砖与芦菲、毛竹盖成的简易房子，当地人都称之为知青小屋。这种知青小屋，因为孤零零的，也就一两间房子，所以，也被人称作“土地庙”。县里的知青办还给每位知青发了一只洗脚盆，我后来考取学校之后，帮我将生活杂物大车拉进城里的一位社员自作主张，把这只洗脚盆也拉送了我家。让人十分意外的是，大队负责知青工作的老冒居然骑自行车赶到我家，把这只洗脚盆又要回去了。生产队另外还帮我大姐盖了一件泥墙草盖的厨房。我去之后，她把知青小屋让给了我，她则跟第二位房东，紧挨着我们知青小屋的冒松贵家的大姐同床而眠。在与大姐共同生活的近一年时间中，她给予我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我的衣服都是她帮我洗的；又比如说，她作为代课教师后来则是民办教师，有工资收入，吃饭穿衣都是她给操的心。所以，在四姊妹中，我哥哥是我小时候最好的玩伴，而我大姐则是在我插队，走上社会之初，给予我帮助最大的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