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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队十年 知青生活琐忆 文/肖 勋渊 1968年12月忠县长岭林场撤销，我和妻刘素兰离开大山坪，落户在长江与东溪河交汇处内的东溪公社钟溪六队。 这里与县城隔江相望，宽阔的江面百舸争流，东溪口两侧山顶原有两座几百年古塔隔河相望，但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炸掉了。生产队最大的优势是水源好，每个院落旁都有甘甜清凉长年不断的泉水，特别是与山顶大队交界处长100多米、高30多米的红岩下一处泉水，绝对是优质矿泉水。 生产队田多土少，1970年代水稻亩产四五百斤，蚕桑形不成气候，果树不能成规模，唯有每个院子环绕竹林。20多户一百二三十人，张、黄、陈三大姓互有联姻，家家都会加工簸箕、锅盖、撮箕之类赚点油盐钱。集体生产一个劳动日值2角钱，每年春荒，多数家庭靠国家返销粮度日。 村民思想观念封闭落后，不重视教育。据我所知，从1969年至今40余年来，只有当年村小民办教师是中专生(1959年考上，三年困难时期精简辍学)，此外没有出过一个大中专学生，历史上也没出过一个秀才之类读书人。 社员不支持村小建设，不尊重教师，村小教师生病，宁可找“根红苗正”的小学生代课，也不找我这个高中生。家长不识字，没有辅导督促能力，只在小孩逃学时训斥几句；认为孩子长大好孬是个劳动力，子女多可以多分口粮，因此越穷越生，生三四个很普遍，最多的有七个。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代，大队一个私营船主靠客货运积攒下百万以上资产，另有私营煤运码头资产当作村办企业，产值全村人均达到当时“小康村”标准，被县里命名为“小康村”，村支书转为国家公务员，家家建起砖瓦房，水、电、路、电视四通。但人们的观念没改变多少，老辈人基本还是种粮养猪，中年人进城当“小背”下野力早出晚归，年轻人外出打工，多数家庭只是越过温饱线。 我在这样一个靠近县城却远离现代文明的村子生活劳动，接受“再教育”整十年之久。1970-1974年5年间，我们生育了3个子女。妻刘素兰因家庭成分是团结对象，任了几年生产队出纳；我的出身不好，只当了2年保管员。虽然我俩掌管着钱粮，但绝对没有贪占过1分钱1粒粮。在那个年代，毛主席的教导时刻记心上，“夹起尾巴做人”，不能辜负群众对我们的信任。 我所经历的，其中有些也许是大多数知青未经历过的。 
肖勋渊、刘素兰夫妇近照 一、三进方斗山 20世纪60-70年代，洋芋(土豆)和红苕是农村的主粮，平坝、河谷、低山区气温高，洋芋种极易退化，因此，每到初冬农闲，有劳力的农家就要进方斗山、七耀山里去换种，以提高洋芋产量。1971年初冬，我第一次参加生产队组织的进山，每人给集体运种60斤，每天记10个工分，另补助3斤大米3角钱(住宿费1角、每顿柴火钱1角)。是去湖北省利川县柏杨坝，240里，计划6天往返。我们一行10多人，天不亮就出发，穿越复兴公社进入石柱县西沱区万潮公社，从方斗山脚的“赶家桥”开始登山，近万级阶梯，足足两个小时才到达山顶“岩口”(现千野草场入口)。翻越山口，下到石柱县第一个场镇“鱼池坝”。下午3点左右到达黄水公社场镇。在饭馆里买上两个“冒儿头”(半斤1碗的米饭)一碗干菜汤，算是午饭，吃完饭继续赶路。越往里走，人烟越稀少，有时走四五里地都难见一户人家。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歇。找个路边人家，两人一床被，一家住不下就在附近再找一家。因进山人多，路边人家大都腾出多余的房间，有床放张床，没有床就丢一捆稻草或铺上包谷壳，再放上一张粗篾席，就可住2人。有时剩1个人没住处，只好一张席一床被睡3个大男人。为防冻，得将带去的衣服全穿上。铺位找好后，才找房主要点青菜、萝卜或萝卜叶、盐巴、咸菜之类，自己生火煮饭。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大，每顿每人1斤米，饭量大的要吃1斤半。晚饭后烧热水烫烫脚，消除一天的疲劳。第二天麻麻亮就起床赶路，一般到上午10点才停下来找地方做早饭吃，第二顿饭要到天黑住下后才吃，一天吃两顿饭。这样足足走了两天，才到达湖北利川柏杨坝。第三天上午，在七耀山下找到农户买好洋芋种，就起程返家。我们一道去的，除了我只运生产队的60斤洋芋外，其他人都给自家捎带三四十斤，多的七八十斤。在大山坪3年，我习惯挑担子而不习惯背扁背，就在当地买了一副箩筐扁担。黄杨木扁担又宽又厚，啃肩膀，但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咬牙挺住。好在我的担子比较轻，一直跑在所有人的前面。回家路上，因各人负重不同，距离就拉开了。中途做饭、晚上住宿，就三五个人一伙分开了。我和另外两个负重较少的年轻人，第四天下午天黑前，顺利返回方斗山下的“赶家桥”。经过1天半近180里地的慢跑，下方斗山时肩头红肿、脚板生泡，脚触地痛得钻心。好在住下后热水泡脚，美美睡上一觉，第五天午后平安到家。背得多的人，第六天下午才到家。1973年初冬我第二次进山。那时粮食未过关，粮食酒得托人找关系才买得到。山里人爱喝酒，听说1斤白酒可以换4-5斤洋芋，我就买了几斤白酒，与一个兄弟伙再次翻越方斗山，过鱼池坝，来到120里地外的石柱县悦来区场镇，满怀希望用酒换二三十斤芋种回去。不料芋种行情看涨，1斤白酒只能换2-3斤洋芋。我们大失所望，赌气不换了，午饭都不吃就往回走。天下起了小雨，场上买不到斗笠雨伞，我俩只好光着头，选择另一条坡度较缓、从山顶直通万潮一煤矿的小路下去，边走边问路，并用大米向路边人家换包谷粑充饥。方斗山满山遍野都是石灰石，雨湿后沾上泥像抹了油一样滑。我们踩在路边有草的地方一步一步往下挪。中午出发，到一煤矿下公路边的人家住宿下来，用了7个小时，淋得像落汤鸡，全身没有一块干的，边煮饭边在灶门前烤衣裤，烤干后歇息。第二天小雨转中雨，吃过早饭，我们又光着头淋着雨，沿公路经白河出东溪口，20多公里路，下午二三点到家。两天淋了十多个小时的雨，居然没有感冒发烧，只打了几个喷嚏。第三次进山是1975年初冬。大队书记让我和另一社员与他一道，先进山联系好洋芋种，为全大队7个生产队统一购种，然后用汽车运回。我们来到石柱县悦来区楠木公社，找地方住下后再联系芋种。在这里呆了二三天，我负责煮饭。房主人很吝啬，那两天娶亲办喜酒都未请我们吃点荤菜。联系好芋种，我们步行回家。给生产队买了一部背式喷雾器，自家买一个24公分铝锅；过鱼池坝田边的鸭棚子，给在忠县刚生了小孩的姐姐买了100个鸭蛋，1角钱1个。第三天，乘大队书记联系的解放牌货车从东溪口，经万潮、金竹铺翻越大山，直达楠木公社，将5吨芋种连夜运回，家里已通知各队社员打着火把在公路边等候。我1960年初中毕业考入高中，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紧张，学校压缩班级、精简学生。1961年3月，学校宣布每个学生不论城乡，均以“自愿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名写申请。其实，精简的学生是由班主任内定、学校批准的。高一年级三个班简掉一个班，高64级全县只保留了一个班。我因出身不好，自然难逃厄运(这是1974年我回母校代课，当年的班主任告诉我的)。好在两个姐姐所在的高61级毕业班未精简，得以先后考上大学。那年我17岁，父亲已过世，母亲1960年去内蒙赤峰给姐姐带小孩，家里只剩下70多岁的姨妈。我辍学回家后，到城关镇办公室要求安排就业，求碗饭吃。办公室文书张口就问：“你家是啥成分？”这还用回答吗？吃了闭门羹后，听说城关建筑社招工人，政审放得很宽。经先期进社的同学介绍，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当小工。当时修人民医院住院部，砖从乌杨运到河坝，我们到河坝挑砖，经临江门、狮子坝、西门城墙、红土地、金水门，运到县城最高点的建筑工地，每次14块重70斤以上，每天4-5趟。瓦从巴王庙经下王庙、东门、北门挑到工地。挑砖瓦一律计件，砖是1.5分-2分钱1块，瓦是2-3角钱100匹。1天可挣1块多钱。有时也在工地调送石灰浆，都是重体力活。干了几个月，找了个泥水匠师傅，跟着学砌砖墙、拣屋盖瓦，砍“三合土”(石灰、煤渣、水)，当时忠县还没有水泥。有了师傅之后，工资实行月薪；基本没有星期天。每个工8角6分钱，徒弟得6角，其余归师傅，每个徒弟每月也就8块钱。令我难堪的是，与两个师兄随师傅回母校干了几个月，同学们都坐在教室里上课，我却在烈日下戴着草帽挑砖瓦、石灰、煤渣，砍“三合土”，每天一身灰一身泥。半年后，同学又给我介绍了巴王庙木器社的木匠张师傅，20多岁。学艺之初一般都是下笨力，拉锯改木料算是基本功。1960年代，长江沿线用的木材都由四川凉山、阿坝森工局砍伐，然后扎成木筏或单根成批送入金沙江漂流，沿江各县用的木材都是木筏或打捞的单根木材，杉木、杂木都有，短的三四米、长的七八米，直径小的三四十厘米、粗的七八十厘米。改木料时，先用斧头将圆木方正，弹上墨线，定枋料或分板，然后由多人抬上马凳，沿墨线一块一块地改，劳动量挺大，很多时候是赤膊干活。那时每人每月口粮仅20多斤(学生19斤)，而且百分之三四十是红苕之类粗粮。搭火人自备陶罐自装粮食，由食堂统一蒸熟并供应菜。有时不得不通过集体买点米糠，用糖精水调成糊状后在食堂蒸熟加餐。改料将近一个月后，木器社决定新上一个做木梳的工种。领导看我干活认真能吃苦，就让我与师傅一道去顺溪场一家私人木梳作坊学艺。作坊的师傅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早已不上机操作了，我俩跟着他的4个徒弟学。到顺溪的第二天，我就背上被盖餐具，跟着大徒弟上甘井公社磨盘村安营扎寨备料。木梳必须用木质细腻的银杏树或皂角树做原料，这类树很少，一般要长几十年才能砍伐。买了原料后，就地改成梳子坯块，再背回来精加工。一根长1.5米、直径30厘米的圆木做马凳，一头开一个四指宽的缺口，将1-2米长的原料树干钉在马凳上，先改成四指厚刀板状圆块，再将圆块卡楔在马凳缺口，不需弹墨线，全凭改料人的眼力，改成梳背一边厚(一指厚)、梳齿一边薄的坯块。改完后，放在三水锅里用水煮，以增加坯块的韧性。煮过的坯块很快风干，然后用篾条挽成米筛大的圆圈，将坯块竖放插紧。最后将磨墩一样的坯块圆柱体背回去。我跟大师兄在山上整整忙了一个星期。在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我们每人一台机子，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地学。刨坯板、夹锯开齿、剔齿(让其光滑、尖锐)、清齿根、圆背、抛光。工序虽多，因为我们有木工基础，学得很快。1962年春节后出师。在县城老街口“李秤杆”门市旁租了一间门面，与师傅和另一位刻章李师傅3人做了几个月木梳，直到下半年我复学，重读高中。满怀希望读完高中三年，以为命运会有转机。不料1965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依然压倒一切。听说1962年四川不少大学招收出身不好的学生超过内控比例，省教育厅长被免职。我学习成绩还算不错，毕业后虽然参加了高考，但因政审不过关，再次遭遇“不予录取”，可能高考试卷未送到阅卷场就被毙了(这是我当时的老师在1990年代告诉我的)。上大学无望，就业无门，离校后就只有踊跃报名上山下乡了。到大山坪长岭社办林场三年，环境艰苦，但林场年轻人多且单身，并不感到辛苦。真正艰苦难熬的是撤场下队落户东溪10年：生儿育女，劳动繁重，经济窘迫，称盐巴没钱，大人小孩生病没钱，有时连过河回家的1角钱都向人借。我虽然学过泥水匠、木匠，可农村人饭都吃不饱，谁家还修房造屋呢？于是，有了学裁缝的念头。1970年冬腊月，我们把辛苦养了大半年的一头90多斤架子猪卖了120元，求在重庆工作的姐姐托人找了一张“购物券”，添了30元在重庆买了一架标准牌缝纫机。为了运回缝纫机，我差点丢了性命。寒冬腊月，赶着回家过年的人多，为增加运力，重庆-忠县-宜昌的班船用货驳(统仓)载人。天不亮，重庆朝天门河坝，乘船人就排起了长龙，扛着大包小包涌向趸船。不足1米宽的跳板两边没有护栏和安全网，我背着六七十斤重的缝纫机夹在人群中，突然被挤到了跳板边缘，整个身体不断向后倾斜，眼看就要掉进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我只得死死抓住旁边人的衣服，一步一步挪动身子，走完了险象环生的跳板。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是祖传裁缝，经常在南岸农村走村串户做手艺，他同意收我为徒。在学艺的大半年里，我跟随他在东溪公社的钟溪、羊鸣、三台大队，天堑公社的翠屏、云地、桐柏、宝珠等大队，给农户打衣服。单的、棉的、背带、蚊帐和成人、小孩的衣裤都做。师傅裁，我在缝纫机上打，师傅不时示范指点，打错了就悄悄拆掉重做。从早做到傍晚，主人按每人每天1.2元开工资，师傅每天给我4角钱，我交给生产队评工分，年底分回口粮。学艺的日子里，天亮早起，在主人家屋檐下摆好缝纫机，擦拭、上油、倒梭芯，做好准备工作；师傅裁出一件，立马踩机制作，直到主人喊吃早饭。在早饭和午饭之间，时兴“过午”，一般是一碗小汤圆或一碗面条或两个荷包蛋。傍晚收摊后吃晚饭，然后摆摆龙门阵，洗脸脚睡觉。学艺与犁田、磨田、挖地、背粪、抬石头等农活相比，要轻松干净得多，每天还免费供应三顿饭。但也辛苦，不仅是从早坐到晚10多个小时，而且当时我第一个孩子才几个月，每天收摊后得赶回去做家务。如果实在太远(十多里路)，两三天也得回家看一看，第二天刚麻麻亮又起床赶去上工。师傅与我年纪相当，但学艺之初他就一本正经声明：“你学艺是为了赚钱，我带徒弟也是为了赚钱。”所以，师徒间的辈份尊卑还是要讲。我必须尊称他“师傅”，鞍前马后尽心竭力地效劳，不敢有半点怠慢。师傅晚上爱赤膊睡觉，大冷天他一裹被子我就盖不上，只好穿着棉衣棉裤睡。缝纫机上的活不太难，难点在手工活，特别是做传统中式对襟和女式边襟衣服的盘扣，最费事。盘出来的纽扣要呈现出“狮子头”，缝制时也很费时。在这大半年里，师傅赶场接到活就带信给我，我就扛上缝纫机架、师傅背机头，外出干活。算下来，真正学艺的时间就百十来天。在家不外出时，我免费接些简单活计来练手，也买了几本裁剪缝纫方面的书自学。因年龄偏大又差钱，没等手艺完全学到家，也没正式“谢师”，买了个烧木炭的铁熨斗，在家门口搁一块木板，一把剪刀加皮尺和短尺，就自立门户开始做手艺了。主要在家接活做。也有缝制衣服多的农户请我上门去做。那时多是买白布染成蓝布做衣服，富裕的买点咔叽、斜纹、涤良、涤棉就算很奢侈了。有时我白天下地挣工分，晚上在煤油灯下打衣服，就不用交钱给队里评工分了。有一天晚上，我打了两件成人衬衣、两条下装，好像是3角钱1件。传统中山装加工费每件4角，儿童衣裤也就二三角钱一套。从此，家里不再缺过河费和油盐钱了，自家的衣服也不再拿给别人做，又省下一笔钱。不过，主要还是拣侄儿侄女们的“下席”，大的穿了给小的穿，补丁加补丁，直到春节前才可能每人做一套新衣过年。裁缝手艺给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但依然不能解决生计问题。1975年下半年，川汉管道公路(现石隧路)开工在即，沿途各区公社都紧锣密鼓地组建指挥部、筑路队。长江以北路段除少数地段改道外，大部分是在原忠(县)垫(江)公路基础上扩宽，只有江南下渡口至复兴段属新建。我因有1974年在母校代课的经历，加上全公社知青活动我都负责办大队的专栏墙报(曾代表东溪区办过一期专栏参加全县知青大会)，所以公社组建筑路中队时，中队负责人决定让我去当施工员，并在公社广播上宣布了名单。谁知，区指挥部组建负责人知道后，竟把我拿了下来，理由是“家庭出身不好”。中队负责人只好临阵换人。但筑路民工开赴工地后不久，这位负责人还是悄悄通知我上了工地。在当时，他也够胆大的，不怕承担政治风险。到工地后，负责人交给我的任务一是宣传、办专栏、写标语；二是开会替他写讲话稿、总结材料之类。此外，就是跟一个民工一道修理运土石方的汽滚板车，有时也改改木料。一个筑路民工中队的管理人员，除了负责人，就只有施工员、医生、采买和炊事员，不可能设办公室文书之类。这也许就是中队负责人要我以“施工员”名义上工地的隐情。我们中队的工棚设在复兴公社西流4队，离长江边不足1里，离家不过三四里，我与本大队赤脚医生住一间工棚。中队负责的路段长度不足2公里，东接复兴水口大队，西接连二、水坪大队，都是东溪区行政辖区。我们中队部所在位置适中，所以，区指挥部也设在这里。不久，我就被区指挥部那位负责人发现了，他虽然没有视我为“定时炸弹”立马驱逐回家，但半年后工程基本完工、即将转战甘井石马大队路段之前，还是将我“精兵简政”了。回家后生产队安排我养蚕，养了两季蚕，1976年下半年我就代课去了。我在东溪整10年，代课时间加起来有3年，走了长江南北四所学校。1974年下期，忠县中学高一物理教师肝病住院，急需找人代课。因为我曾是该校学生，我的4位哥姐从该校升入大学，学校很了解，就派总务主任到东溪公社了解我的情况。我不知公社对我作何评价，可得抓住机会，立即跑母校，又找曾教过我的物理老师，很快办好相关手续，背上行李就去了。我高中毕业已经9年，学过的东西已生疏，又没上过讲台，说不紧张是假的。手头只有读书时的高一课本，抓紧复习，又跑新华书店买书，再到乌杨中学去找文革前母校物理权威唐光鲁老师借参考资料(多数高中教师都分散到了乡镇中学或小学)。好在文革中的教材都经过了实用主义的简化处理，自己读书时物理学得扎实，数学也不差，板书也说得过去；加上课余与老师、同学们打篮球排球，参加书法展览，学生们对我的评价还不差。那时每周只休息一天，一般是周六下午赶末班船回家看望3个孩子，星期天下午返校。生活上是带米在食堂蒸饭，买份菜。与昔日教我的老师们坐在一个教研室里，既自卑也高兴。自卑的是自己学历资历低，怕教不好；高兴的是每月有27元工资，再不为油盐钱发愁。老师们特别是杨盛湘、谭继续老师都鼓励我，使我顺利完成第一次代课任务。1976年下期，东溪完小初中帽子班差教师，因为有第一次代课经历，公社就想到了我。是教初中班的物理、化学，每班每周每门课3节，共12节，平均每天2节，任务不算重。但文革中，将小学六年改为五年，初高中各三年改为各两年，课本简化了，“读书无用论”盛行，加上常“停课闹革命”，学生学习没动力不认真，小学基础差，又缺仪器设备，教起来很吃力。从家到学校有10来里路，我多数时候不得不早出晚归，一来照顾家里3个孩子，二来回家吃得更饱一些(学校中午伙食1角3分钱，3两米饭1菜1汤)。代课辛苦但生活有规律，接触的人多。有时招工，公社进行推荐加笔试，还请我去批阅试卷，心情好了许多。1977年春节后，我又受聘到忠州一小初一帽子(二)班教语文，与原同林场知青杨广林(教初二)同在语文教研组。我教语文没经验，全凭教学大纲、参考书，身边不离字典词典。同组还有经验丰富的张凤祥、周定然老师可请教。语文课要数批改作文的工作量大，50多个学生，一篇一篇地纠错评分。1977年下期，我又受聘到城关中学(现忠州中学)代课，负责初79级六个班300多学生的物理课，每周每班3节共18节，每天3节，加上备课批改作业，任务十分繁重。这时开始有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对学生实行“分槽饲养”。我教的年级快、中、慢班各2个。由于学生的小学基础不扎实，物理课中的数学计算比较多，有时晚上还要为中、慢班的学生补数学课，从长度、重量、面积、体积、单位换算等基本知识补起。这时，我的大孩子7岁转入忠州一小读书，父子俩在学校食堂蒸饭、买菜，早上花1角9分钱买半斤散装牛奶。若星期天不回家，就用煤油炉煮面条。这样在城关中学度过了三个学期，直到1979年2月我到粮食部门上班。1977年恢复高考，城关中学设了考场，我在一小代课，有幸当了一回监考人员。停招10年的高校大门终于向莘莘学子敞开，城关中学应届毕业生中，当年考上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成都电子科大的都有，我很是羡慕。上大学一直是我青年时的梦想，于是下定决心，准备参加1978年高考。我一边上课，一边利用节假日和没课的间隙，收集复习资料，开始紧张的复习。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1977年，12年了，除物理外，其它几门的课本从没摸过。我34岁了，有3个小孩，每月27元代课工资，记忆力也明显减退，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复习理解，演算大量的数理化习题。为了补贴家用，我还利用空闲时间，为学校应届高中毕业班复习资料刻蜡纸(那时打字机还未普及)，每大张5角钱，每月可增加10多元收入。长期超强度的脑力劳动，营养又跟不上，人瘦得不得了，并开始失眠。1978年在忠州二小高考考场参加考试，因为睡不好，神志不很清晰，不少简单的知识忘记了，平时会做的习题做错了。高考成绩下来，我以6分之差名落孙山(当年300分左右上线)。不过事后我也不怄气——像我这样的大龄考生，即使上线也不过是读万县师专，两年后毕业不知被分到哪个乡镇学校，不仅照顾不了家庭，而且那个年代，教师的子女就业也相当困难。1982年，我由大集体工人转为全民所有制工人，1983年转干，1984年入党，三喜临门，在同年返城知青中确是不多的幸运者之一。从1984年起，国家提倡和鼓励在职干部脱产进修(自考、电大、函大等)。1985年上半年，经过短暂复习，我参加了全国成人统一高考，顺利进入县委党校办的电大党政管理基础专修科，脱产学习两年。3个孩子已上学，全家五口有四人读书。入学电大时我已42岁，是班上年龄最大的。同班读书的有两个是我在城中代课时的学生(已是国家干部)，他们年轻，其中1人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人到中年，记忆力差，要比年轻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通过勤奋努力，我各门功课都在70分以上，不是最差的。1987年，我顺利通过毕业考试，到万州参加了论文答辩，取得了大专文凭。1978年下半年，全县各部门各系统接纳知青返城，据说有800人的招工任务，并非全部知青，招谁留谁得靠自己或亲朋好友去争取。我是通过一位高中同学的叔叔担任人民医院招工负责人的机会，争取到1个清洁工名额。农村从大队到公社再到区，城区从居委到城关镇，招工表上层层政审、签字盖章，都是那位刘叔叔帮我跑来的。在这同时，县粮食部门的招工同志也到了东溪，他们领导要求物色一位能抄抄写写的人，公社和区就推荐了我。但我已被人民医院抢先一步招了，政审结束的招工表已到了劳动局。粮食部门因急需这方面的人，志在必得，于是劳动局在发报到通知时扣下了我的通知，并两次派人到我正代课的城关中学，第一次要我口头表态选择单位，学校的老师们都主张我到粮食部门，结果医院方不服气；第二次要我书面表态选择单位，我仍然选择到粮食部门。说心里话，实在是对不起医院的领导和招工的刘叔叔，他们白忙活了一阵子。后经双方多次协调，医院方才让步(事后得知，医院领导是想让我辅导他们在城中读书的孩子)。这样，我就比同批次的人晚一个月领到报到通知书。1978年11月底，我终于接到通知，去城关粮站报到，领了一套劳动布工作服，工资定为重工3级(大集体工人)，月薪27.5元。我穿着新工作服继续在学校上完1978年下学期的课，直到1979年2月粮食部门催我上班。上班后一直在局机关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并承担粮站办公室部分文字工作。1979年供销系统招工，经领导协调，我妻刘素兰被招为小集体工人。接到通知，我很快卖了粮、办好户口，生产队买酒肉办了三桌简单的欢送宴，20多户人家，每家来一个代表，为我俩饯行。第二天队里派了10来个壮劳力帮我们搬运家具、锅盆碗盏、坛坛罐罐、粮食及竹楼的干竹竿。在鞭炮声中，将我们送到巴王庙汉阙侧边一栋楼里临时的家，只给队里留下了一间土墙房和偏偏灶房以及一个装粮的大扁桶。刘素兰进城后，被分配到白石黄家公社综合食店。1981年11月调回城区粮食部门，先后在粮食加工厂、粮园饭店、城关粮站上班，1999年退休。我前半生坎坷曲折的经历，教会我坚强、朴实、宽容；走上工作岗位或转换工作岗位和角色之后，能做到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任劳任怨、宠辱不惊、心态平和。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肖勋渊，1943年生于忠县城。1965年从忠县中学高中毕业，因政审问题大学“不予录取”，即上山下乡到长岭社办林场。三年后撤场下队，与同进场同下队的知青刘素兰结为伉俪，生育3子女。1978年底回城，在忠县粮食局工作。2003年从县农委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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