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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注：说到知青，一般都是说上世纪60-70年代从城里到农村去上山下乡的知青，也叫插队知青。这些知青总数约为1700万。我前面写的知青杂记7篇文章都是说的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其实，除了插队知青之外，中国还有大约500万回乡知青。他们与插队知青的区别仅仅因为自己或家人是农村户口。由于文革以及家庭成分等原因，高中毕业后的他们未能考上大学以跳出农门。但是，同为知青，回乡知青却在国家粮食补贴和建房等诸多方面，甚至因回乡务农不算工龄而在有了工作退休后的待遇上均受到了歧视，或叫不平等待遇。此文作为《知青杂记》的最后一篇文章，拟通过回忆叙述了自己所了解的一位回乡知青令人喟叹的人生遭遇。
白帽镇石岭山南侧山口景色，网图 1968年秋，也就是那年的10月26日，我们5个人，作为合肥市毕业的中学生，响应号召成为了合肥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到岳西县白帽公社石岭深山里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在石岭村的老房东姓徐，当年五十来岁，模样敦厚老实，样样农活都在行。他的堂客（妻子）也很贤惠，勤俭持家，还会纺纱织布。前几篇文章中曾多次谈到这位老房东是如何帮助我们的。我们也都很敬佩他。我这次要说的那位回乡知青就是这位老房东的一个亲戚（可能是他的外甥？）。在说这位回乡知青之前，我们还是先说一下那位老房东吧。 我们下乡后没多久，生产队里就召开了一次批斗会，批斗对象居然就是这位老房东。我们感到奇怪，就问队长为什么要批斗老房东？队长的回答更让人困惑：他是富裕中农，成分高呀。公社要我们搞阶级斗争，队里不批斗他还能批斗谁？ 哇！在当时我们的印象中，所谓阶级敌人不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吗？富裕中农怎么也是阶级敌人，也要接受批斗了？我们当时听了就有点蒙。 后经过了解，我们又想：我们这个位于高山上的贫穷的小山村一共11户人家，没有一户地主或富农，除了这位富裕中农老房东，其余各户都是贫农、中农或下中农。要讲阶级成分，当然属他最高。但是成分比其他人高一点就可以当作阶级敌人来批斗吗？这是什么政治逻辑？ 不过那时我们新来乍到，而且以前在城里也遇到过各种稀奇古怪的批斗会（我还看过红卫兵批斗明教寺里的和尚尼姑吃肉的批斗会，详见《知青杂记之广佛庵的故事》），加上听说将老房东作为批斗对象的批斗会村里已经开过几次，村民都见怪不怪了，所以我们也就听之任之，不再细想和追究下去了。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里，石岭村那天的批斗会其实也挺荒谬的。那天虽然有一位大队革委会副主任（大队副书记）亲自坐镇参加，以示重要性，但那场批斗会也就是一种形式，一次走过场的且近乎演戏的批斗会。 开始，队长站起来传达了县里和公社革委会的什么文件指示，然后说，接到上面通知，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出现了新动向，我们所有的人民公社社员都要提高警惕，云云。但具体是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听了有点纳闷，但队长却没有明说。 后来，队长低头看了那位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一眼似乎得到什么许可，便将手朝他面前的空气中轻轻一指，那位老房东本来坐在队长前面，见状居然主动地从自己坐着的小竹椅子上站了起来，很配合地走到也是从他家搬出来当批判会主席台的方桌子边站好，垂着手，低下头，做好了一副被批判的架势。 大队干部见状就带头训示了几句，然后要求大家不要顾及亲情和邻居面子深刻批斗老房东。此时，场地前面那几位坐在高低不等木凳子上的村民，有的还抽着旱烟，便开始七嘴八舌地数落起那位老房东。那些村民说话的声音都不高，比平时地里劳动休息时的唠嗑声小多了，表情也很淡漠，似乎在说着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情。 由于刚到岳西山区插队，也不大听懂当地语言，我们几个人一脸懵逼地坐在那里，仔细听也听不明白村民们批斗老房东时在说些什么，只感觉村民们的发言好像都是在虚与委蛇，不得不说的味道，或者像在完成什么任务，一点也没有我们以前作为红卫兵参与过的批斗老师或走资派等场合该有的那种义愤填膺的气氛。 老房东就垂着手低着头站在方桌边，与批斗他的村民几乎就是面对面。因他总是低垂着头，站在后排看热闹的我们也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不过感觉他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而且那场批斗会，除了现场人物表情不那么愤怒外，其它都与当年那些描述农民斗地主的宣传画很像。 也就抽上两三袋旱烟的功夫吧，那几位事先可能被打过招呼必须发言的村民代表的那些杂乱无章的发言也就结束了，批斗会场忽然安静下来了，没人说话了。队长又扭头瞅了一下身旁那位坐镇现场的大队干部，看他似乎也没什么意见，便松一口气，然后就宣布散会了。村民们也如释重负，便各自站了起来，继续抽着旱烟或嘀咕着散去了。 此时，刚刚才被批斗的老房东便和他的堂客开始一趟又一趟地将开会前从他家搬出来的那些桌子、凳子、竹椅子以及茶壶茶碗等再逐一搬回他家里去（他家门前的场地在村子里最大，这可能也是批斗会就在他家门口召开的原因吧）。这时也有一些村民帮忙收拾。场地上收拾干净后，老房东便进屋洗了把脸，然后扛着一把锄头慢腾腾地跟着其他社员上山干活去了。空落落的场地上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老房东有一个儿子，大名叫士安，比我们小4-5岁，当年个子也小，人很聪明，喜欢到我们的住处转悠，摸摸这，瞧瞧那的。但那时他太小了，我们都跟他玩不来，虽然很熟悉，但交流并不多。 前些年我回岳西两次，每次都爬上了位于高高石岭山上的石岭村到士安家去看了看。那时他父亲，也就是老房东徐老先生早已去世。我们原来住的那个村祠堂当年就是他家的房产，可惜那时拆掉了。他家在祠堂原址上盖了一座二层小楼，刷了墙，亮堂多了，堂屋里摆了一张大方桌和几把椅子和条凳在里面，士安和石岭村的几位老农民就请我们在那里喝茶、聊天。
作者与石岭村民徐延寿（已过世）、徐声顶和徐士安（已过世）于士安新房里合影，摄于2012年秋 但是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小祠堂不在了，我心里还是很遗憾，也很失落的，总感到少了些什么。因为那个祠堂，无论是堂屋、厢房，还是小灶间，还有那个仅有10多个平方米大小、带有三、五级石阶的小天井以及堂屋前的那个长不过五六米的带檐走廊，当年曾留下过我们多少身影和足迹啊！但是那天当着士安的面，我什么也没说，只说他家的新房子——那栋两层小楼盖得漂亮。 士安先生后来也上了岳西县中，高中毕业后回到白帽镇当上了镇办小学的民办教师，教书育人，培养了很多学生，其中有不少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或外出打工或创业颇有成就。几次接触，看得出他在当地有一些声望，也挺受乡镇干部尊重的。 2008年我们第一次回石岭时他就已经当上了爷爷，儿孙满堂，一家人其乐融融。士安儿子一表人才，那时与人合伙买了一辆小货车跑运输，生活过得很好。但让人非常痛惜的是，前几年有岳西朋友告诉我士安先生不幸去世了，说是一天晚上在山下朋友家喝醉了酒，回家上山走山路时不慎摔死了。得知这个消息，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因为这太令人伤感了！ 此文要说的这个回乡知青就是士安先生的一个远房表哥。这位表哥好像也姓徐，叫什么名字却忘记了。不过，他是岳西县中学1966年高中应届毕业生，跟我们一样也是老三届，比我们还高几届。他虽然也是回到农村当农民，修地球，但与我们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来自城里，是下乡知青，而他则因为家人户口在农村，属于回乡知青。 这位徐表哥还有一个妹妹，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山乡美人。记得到石岭插队没多久，我和同组知青范君一次去老房东家借什么劳动工具，碰见一个大约16-17岁、面容姣好、身材窈窕的姑娘。那姑娘看到我们居然面露羞涩，很快就隐身走进了厢房，不再露面，但她留给我们的那个背影却很美。后来得知这位美丽的姑娘是老房东家的一位远房外甥女，也就是那位徐表哥的妹妹。我在《知青杂记之山乡女人》一文开篇说的那位山乡美人，就是说的这位姑娘。 我青少年时代喜欢画画，在石岭期间也画了不少铅笔素描，其中就画了一幅山村姑娘。那是一个美丽村姑的侧背影。印象中那画中的姑娘脖子上围着头巾，手里挎着一只竹篮子，身姿绰约，步履轻快地走在山路上。不能说此画中的村姑身上没有那天在老房东家见到的那个漂亮的山乡妹妹的影子，或者说，正是那位山乡美人的美好身姿赋予我灵感，最终画了那幅素描画。 后来一位来石岭山上串门的知青看到此画后说画得很好，有美人姿色，又得知画中那位漂亮的山乡姑娘确有其人，而且就是我们邻居的亲戚，于是就将这幅画要走了。然后也不知为何，在白帽知青中就开始有了一个有关山乡美人的传说并陆续出现在与白帽知青相关的回忆文章中了。 这位徐表哥的家在白帽公社东边的河图公社（当时属于白帽区，现在叫河图镇，与白帽镇同级），可我现在已记不清他家在河图的哪一个村子了。我们只去过那个小村子一次。记得从我们的石岭村山上往东走山路，过了一个山口，沿着一条通往河图公社的二十来里长的山谷一直往下走，走上个把小时就到了一个长着好几株高大的枫香树的岔路口，拐进去一里多路就到那个小村子了。但我们始终没有弄清楚那个小村落的名称。 （此文发表前征求意见时，有现在岳西工作的、曾经也是回乡知青的朋友说，文中描述的这个小村落可能就是河图镇的小铺村。但因不能十分肯定，此文还是暂不确定为好——作者注）。 第一次见到那位徐表哥是1968年冬天，我们到石岭村插队两个月后吧。那天下雨，天又冷，没出工，也是在房东家（前些天我们在房东家首次见到他妹妹，就是前述的那位让我们知青惊为天人的“山乡美人”），我们看到了这位徐家表哥——一位岳西县中学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 那是一位瘦高个，相貌周正，也可以说长得比较英俊的年轻人。也可能都是知青吧，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他看到我们后便主动到我们知青住的小祠堂里来拜访了。印象中，他那天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打着补丁的藏青色学生装，上衣胸前口袋还插了一支钢笔，微露的笑容中含有自信，就是脸色不大好，有点苍白，谈话时还时常轻咳几声。 通过他的自我介绍，得知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位知青，不过不是下乡知青，而是回乡知青，是岳西县中学高三的，比我们几个人都大，应该跟我的同为66届高中毕业的哥嫂同岁，感觉上也比我们成熟些。可能觉得都是知青，互相之间有点共同语言，那天我们就站在堂屋与小天井之间的门廊上跟他像熟人似地聊了起来。 言谈之中，我们感到此人谈吐不凡，天文地理、历史物产，风土人情，几乎无所不知，但在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不知为何总是出言谨慎，点到为止。当然，他言简意赅点到的大多是要害处，也能让我们明白他的观点。谈话中，我们感觉到他不仅比我们岁数大，而且才学也远高于我们。饱读诗书之人总有一种自信。我们都感觉到了他身上就有那种自信，虽然当时年轻气盛的我们心里还有点不大服气。 后来不知是谈到什么事（可能是我们抱怨自己的工分太低——当年只给我们每天出工记6分工，那年底结算，石岭生产队10 分工值二角一分钱，0.21元；6分工也就是0.126元），他居然说了这么一番话：我们回乡知青还好说，反正原来就是农村的，村里总得接纳我们回去。可你们城里知青就不同了。虽然你们是响应号召到山里来接受所谓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农民一般是不会欢迎你们的。 农民不欢迎我们知青？这话稀罕，几乎颠覆了当时社会上对知青上山下乡一片叫好的普遍性认知，难得听到。我们忙问为何？记得他是这样说的：山里田少人多。田不会增加，粮食也很难增产，而你们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以后你们可能还要结婚生子。社员分到手的粮食不就更少了？他们怎么会欢迎你们？ 当时我对他说的话很不以为然，因为那时的我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知青有手有脚有力气，还有文化有知识，怎会养活不了自己而给农民添麻烦？何况我们下乡时从县区、公社、大队一直到石岭生产队，哪里的干部和社员不都是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吗？ 可事后冷静下来想想，那位徐表哥说得似乎也对呀：我们所在的石岭生产队原来11户人家，71口人，70亩水田（都是窄窄的、东一个山坳几小块，西一个山坳几小块的冷浸梯田加起来算的），平均每口人约一亩田，每年一季稻。山上的冷浸田年成好时每亩最多可以产400-500斤稻谷，到秋天队里每口人约可分得450斤稻谷（旱粮，如黄豆和山芋等除外），勉强够吃。如果年成不好，每人能分到300~400斤稻谷就不错了。这还不包括时不时就可能遇到的灾年和荒年。 现在一下子来了我们这5个总是吃不饱饭的半大小子知青，这就意味着明年就算是个好年景，石岭生产队的农民社员，包括我们5个知青在内，每人一年最多只能分到400斤的稻谷了。400斤稻谷一般只能舂出300斤左右糙米，怎么算也不够一个人吃一年的饭呀。对于石岭农民来说，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些知青的到来就让他们队里每个人一下子少了一个月的口粮，这怎么会是一件小事呢？ 有人说，劳动创造一切。你们知青不是可以通过劳动去造田以扩大石岭村的水稻种植面积吗？其实在山区，尤其是在山上造田，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们且不说在石岭山上造一亩水田究竟需要多大工程量和时间，就说水源这一项也不好解决。 （石岭山上分散在各个山坳里的水田都是梯田，窄窄的，碎块式的，每个山坳田坝，除了下面个别地块水田可能有一亩半亩大小，大部分地块的水田也只有2-3米宽，20-30来米长，最多1~2分地。而就这么一小块梯田也不知要山民们花多少时间破碎并搬走多少岩石，回填多少土壤才能建成？——作者注） 回想起来，其实石岭村的绝大多数水源，包括人饮用和水田灌溉的水，主要来自石岭山上的一条山溪——石岭溪。村民虽然住得分散，但各个山坳里的水田所都得靠这条山溪以及其它几条水量较小、大旱之年水流可能枯竭的支流溪水自然引水灌溉。 石岭村民就世世代代地围绕这几条大小不一的山溪在其流淌的山坳里造田，到我们下乡之际，虽然几百年来总共只造了七十余亩水田，但整个石岭山上适合引水造田的地方其实已经很难找到了。这就是说，整个石岭山上的可耕地（水田）其实已基本上开发完毕，或者说，石岭山上依靠种植农业可以承载的人口也已接近饱和，几乎容纳不了更多的外来人口了。 想到这里，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是由田亩狭小的石岭村而不是新建大队的其它生产队接纳了我们这几个大肚罗汉式的知青呢？当年，石岭生产队所属新建大队的其它生产队大多分散在石岭山西北面的一个大山坳里。那个大山坳面积很大，背靠的山也低一些，坡度也较缓，山坳靠近公路的田坝处则是一大片梯级水田，其中最大的水田地块甚至都有近十亩那么大。但是，整个新建大队当年却只有水田最少，人口也可能是最少而且位于山上的石岭生产队接纳了我们这个知青组。为什么呢？当年发生了什么才导致了这个结果？迄今也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也许会说，你们可以通过学习大寨精神苦干加巧干，开山辟水，大造梯田，人定胜天嘛。呵呵，想得太美了吧！就这恐也要得到老天爷保佑才行呀。石岭山上就这么一点水源，正常年景的水流量也只够那七十余亩水田灌溉，如遇旱年，别说水田灌溉了，就是人畜饮用水都可能难以保证了。更重要的是，就算水源充足，凭着我们这几个不懂农事年轻人的那点儿干农活经验和水平那得苦干加巧干多少年才能新造一亩水田呢？ 这个只有10来户人家的小山村一下子来了我们5个年轻人，第二年至少要增加5亩水田才可以让石岭村民分到的口粮不至于减少太多。但在我们凭空造出这5亩山地梯田之前的那些年里，我们这5个年轻人又怎么存活呢？说实话，除了去占用并分吃石岭村其他农民的粮食，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这笔账目一算，我们才知道那位县中高材生确实说得不错，而且还符合石岭村的真实情况。自己的口粮因我们知青去而大概率会减少，生活也会因粮食减少而更加困难，最讲究实际利益的农民怎么会真心欢迎我们知青呢？除非我们明年就能帮助生产队大幅度提高山上现有冷水田里的水稻产量，让农民分得的稻谷一斤也不比以前少。但是，这可能吗？ 想到这里，我原本自傲的心立刻就空虚了下来。因为在那之前我只在农忙时由学校组织去合肥郊县或郊区农村学过农，水田的农活中也只干过最基本的割稻子和插秧，还干过脚踩木制水车去车水（可山里梯田没这活）。就说种水稻的第一个环节——育秧吧，说实话，别说怎么进行水稻育秧了，那时我连看都还没看过哩。 同组的其他几位知青掌握的农业知识和技能应该也与我差不多吧。因此，企望我们这几个所谓知识青年，其实就是几个饭量特别大的半大小子，明年就能让石岭村的粮食增产增收？那不是做梦又是什么？想到这里，白天与徐表哥交谈时我心中莫名升起的那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雄心壮志也就像被一根针刺破了的气球一样顿时瘪了下去。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开始认真看待农民是否真的欢迎知青的说法了。到了年底，生产队快要年终结算时我们才知道，这几个月来不管我们干什么农活，也不管我们干得有多起劲，如挑土、打土坯、起猪圈、担肥入田和从山上挑山芋下山等力气活等，哪一项干得也都不比石岭的其他壮劳力社员差——我的肩膀都磨破了几层皮，晚上睡觉都疼——生产队评工分时居然只给我们这几个知青壮劳力每天记6分工！6分工是什么概念？按那年10分工价值0.21元人民币算，也就一毛钱出头吧。 这点钱离开粮票连一斤糙米也买不起，还怎么能养活自己？我心里不由得以小人之心的方式开始琢磨了：生产队这样做不会是要以此来逼着我们离开石岭吧？看来这位县中高材生说的确是大实话，难道农民是真的不欢迎我们了？ 我曾经觉得，给我们每天评6分工这件事，可能是因为村民们认为我们干的农活质量不高，但当时给他这么一说，对我的思想冲击显然就很大了：事情好像并不是那么简单呀。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我那时正在苦读一些“干部必读”书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听了那位徐表哥的话，再联想到上面马克思说的话，我也就不再轻视这位县中高材生，反而对他产生了一种好感，甚至还有点佩服他了：这个徐表哥看问题很深刻，很有政治经济学的头脑呀！不仅如此，他的话还促使我运用书上学来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去分析自己遇到的实际情况，功莫大焉。 后来一段时间，我们在房东家又见过这位徐表哥两次。打听和交谈之下，得知他除了那位被我们称之为“山乡美人”的妹妹外，还有一个已经嫁人的姐姐。他妹妹只读了初小就辍学在家务农了，人长得漂亮，说媒的也多，但因心气高，还没有对象。 徐表哥自己在县中学习成绩特别好，是高中毕业班的学习尖子，家里成分也不高（估计最多也是中农吧），学校老师都对他冲出农门，考上北京、上海或合肥的大学抱有很大希望。但是两年前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彻底淹没了高等教育并废除了高考，使之大学梦碎。这对于他这个十多年寒窗苦读就为最终跳出那个贫困封闭山区农村的回乡知青来说绝对是个沉重打击。 那天他还用无奈的语气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上学时吃商品粮，户口也在县中，不在农村，能考上大学我就能走出这片大山，改变我的命运。可是回乡后，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跟我不一样。你们在城里还有家，以后还会回城回家，可是我呢？就是一个当农民的命，面朝黄土背朝天，这辈子也就是这样了。 我当时明显地感到，他在说上面那段话时，原本发亮的眼神一下子就暗淡了下来，挺拔的身躯也萎缩了很多。 我们以后还能回城回家？我给他说得一激楞。那时我自己的父母还都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家里被抄了几次，住房也被占去了一半。我和妹妹还能回城回家吗？就是能回去，我们又能住到哪里呢？（那年春节从山里回家探亲，因家里人多没有地方住，我每天都是睡在地板上的）想到这里，我对他还产生了一点同病相怜的恻隐之心：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交谈时我们还得知，我们合肥的下乡知青头一年可领到每月8块钱购粮许可和粮食补贴，而他们作为县中的回乡知青居然一分钱补贴也没有。为什么会如此？我当时虽然不懂什么城乡割裂的二元制度，但就是想不通：他与我们一样都是老三届中学生，我们下乡插队有国家补贴，而他们回乡就没有。为什么呢？仅仅因为他家人是农村户口吗？这不是典型的分配不公和身份歧视又是什么呢？ 可是，当时的我们对于考大学和上大学在政治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学上的含义之体会并不深刻。我们这个组的知青学历最高也只是68届高中的，其他几人都还只是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岁数还都小。文革爆发时，我们不仅在时间上距离考大学那个时辰还很遥远，而且因后来响应“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参加造反连心也都造野掉了，还在乎什么考大学、上大学？ 加上我们组里知青都是老干部家庭出身，家境相对较好，平时在家也都不问家里的钱粮开支诸事。可以说，我们那时不仅对什么上大学，就是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吃商品粮之类的概念也都比较生疏，更不晓得关心。比如，我们几个知青一点也不知道当时国家还通过县与公社下拨到了大队给我们每个下乡知青一笔一百多块钱建房费的事（虽然我们听说过国家将给钱我们盖房子，却不知道这笔钱当时已经拨到了白帽公社新建大队。据说，我们知青组的那笔几百元建房钱在第三年我们调走后也就给公社和大队及其干部挪用或分掉了。石岭村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作者注），所以对徐表哥说的那种对回乡知青的歧视给他的心灵造成怎样的伤害和打击也并不很上心，只是感到有点可惜。 除此之外，说实话，我在听了他的那番话后心里竟然还产生了一种庆幸和优越感：虽然我们下乡知青已经够倒霉的了，但与他那样的几乎一无所有的回乡知青相比，我们好歹还能有一年半载的粮食补贴。可是，当时的我也不换位思考、仔细地想一想：如果那点儿粮食补贴给了回乡知青而没有给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我们自己又会怎么想呢？ 燥热多雨的1969年夏天过去了。我突然发现有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徐家表哥来房东家走亲戚了。他那个漂亮的妹妹也好像没有来过了。我们问过房东，说是他生病了。问什么病？说是痨病，也就是得了肺结核。那时我们对肺结核这种病也不大懂，只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介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的书，书上说白求恩年轻时（那大概是上世纪20-30年代）也得了肺结核，那时也没有什么药可治这种病，于是白求恩就去一个忘了叫做什么名字的、但终年阳光灿烂的海滩晒太阳，后来居然也就晒太阳晒痊愈了。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山区，只要向阳的地方阳光就多，紫外线也特强。我们自己也经常在工余时间到石岭村的山口躺在那里晒太阳，暖洋洋的，很舒服。所以并没有把那位徐表哥得了痨病当回事，也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因与他接触交谈而被传染。那段时间也不知为何，心里偶尔也会惦念起这个年长于我们的、相貌英俊的县中学高材生，当然还有他那漂亮的妹妹。 那时，虽然与回乡知青相比，我们这些下乡知青可能会产生一点廉价的优越感，但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惘，不知以后会怎么样？好在开窍晚，不谙世事，也好在每天还得出工干活，挣工分吃饭，并且动脑筋如何让自己吃饱，没时间想那么多。 白天除了下雨，我们男知青都会出工，不是整田、插秧、薅草、担肥、制茶、割稻和砍柴，就是挑公粮或茶叶上公社或上县城什么的。当地女人一般不下水田，但除了干些带伢子、浆洗衣服、舂米做饭和喂猪养鸡等家务活，也得干些旱地上的活，如摘棉花、挖红苕、剥茶籽、切晒茯苓、整饬菜地和纺纱织布等。我妹妹就跟着村里的那些堂客干这些活（山里的姑娘叫女伢子，一般不出工，出工也不记工分，后来经过我们努力都记上工分了——详见《知青杂记之山乡女人》），几乎没个歇息。 当然，我们那时也时不时偷个懒，找个借口旷它一天工，下山溜达到白帽、余河或河图等合肥一中插队知青比较集中公社的一些知青组去串门，交朋友，叙友情，也同时蹭口饭吃。 平时下工后如有时间，我们或是到屋后山坡上去侍弄生产队分给我们知青小组的二分菜地，或是干脆跑到村子面朝西南方向的山口那儿躺在草地上去发呆，眺望远处的群山和天上的飘云。 那时，我们几个知青同学的岁数均在16-19岁之间，都处在发育成长期，山乡劳动强度大，饭量也都特大。每月三十斤糙米哪里够吃？为了填饱整天饥肠辘辘的肚子，我们经常在村里收集农民用来喂猪的红苕（山芋）藤子和萝卜樱子，晒干的只要手掐得动也要。然后摘洗干净，切碎碎的，与米混在一起煮菜烂饭吃。菜烂饭体量大，容易产生饱胀感。我们要求也不高，只要吃饱就行，也不怕农民讥笑我们吃猪食。可以说，菜烂饭是我们组的家常便饭。 吃菜烂饭的历史也激励了我们去种菜，种好菜。那年我们还将那块小菜地尽量打理得挺有成就感的，什么小白菜、辣椒、西红柿、四季豆和茄子等蔬菜的长势和收获都不错。以菜代饭，解决了我们不少日子饿肚子的问题。以上两段在《知青杂记之以食为天》一文中有较为详尽叙述。 晚上，我们一般都是在屋里围着一张大方桌点着煤油灯读书或辩论。冬天很冷时，就在桌子下用土坯围一个火塘，里面点燃一些我们平时烧锅时自己在陶罐里闷制的木炭烤火。那时年轻，求知欲旺盛，什么书都看。下乡时组里每个人都带了不少书。再加上知青之间互相传阅的书，那一年我读了数十本注明“干部必读”的各种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书籍以及其他一些文学、历史类书籍。同组其他几位知青也都是这样。可以说，石岭生活艰苦，倒也充实。这些读书场景在《知青杂记之石岭读书》一文中多有描述。 到了秋天，大约是9月份的一天，山上冷浸田里的水稻还在灌浆，生产队里的农活较少。我和其他几位知青跟生产队里打了招呼，请个假，沿着石岭山东边那条大峡谷下山去山那边的河图公社，想到一些熟识些的知青组去玩，如运气好，也可乘机蹭口饱饭吃。那时年轻，一天走几十里山路丝毫不觉得累，加上也没有汽车等交通工具，所以出门不管多远都是步行。 那天去河图，我们沿着石岭山东面那个大峡谷一路下坡走了十来里山路，来到一个岔路口，看见好几株高大的枫香树矗立在那里。不知是谁提醒说，大枫香树？这好像就是那个徐表哥说的他家所在那个村子的路口吧？印象中范君说，对啊，上次是听说那个“山乡美人”和他哥哥的村子路口就长有几株大枫香树。我们都走到这里了，反正顺路，不如拐进去看看，如何？ 因为好长时间没有见到那位很谈得来的县中高材生和他那漂亮妹妹了，大家似乎都有点想念他。范君的建议与大家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我们就离开大路，拐个弯，沿着一条山路朝着山洼里那个陌生的山村走去了。 与岳西大多数位于山区的村子一样，这个山村的农户居住得也很分散，田坝里见不到一个人，只见到远处几个山洼里零星露出的农家深灰色的瓦房屋顶，没有炊烟，也没有鸡鸣狗叫，四周冷冷清清的。 看到这个场景，不知为何，那天我突然间觉得这个村落的环境似乎很熟悉，自己以前好像来过这里。想到这里，我顿时打了一个冷战，有种紧张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因为我确实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难道是梦里？ 当时我将这个感觉还说给同行的知青听了。他们先是说我可能做梦了，然后打趣笑着说，你是想那个漂亮妹妹了吧？我严肃地回答说，不！这是真的。记得当时我还怕他们不相信，紧接着居然又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不相信吗？这个地方前面拐过去应该还有一个木牌坊。 他们看我是认真的，不像开玩笑，就没再说什么，继续往前走。但拐过一个小山坡后，我们果然看见小路的上方，也是那个村口，在两棵大松树之间高高地钉了一个长约三米、宽约四、五十公分的杉木板，上面写着欢呼什么最高指示发表的红色大字标语，风吹雨淋，已经色泽暗淡，笔划不清了。不过从残留的字迹上看写的却是规范而工整的排笔字体。 这肯定是那个县中高材生，即徐表哥的墨迹了——我们当时可能都作如是想。因为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能写出这种现代艺术字体的人除了他这个县中高材生，还会是谁呢？ 看到那个横在那里就像木牌坊横梁的标语木牌，大家都怔住了，并扭头看着我。而我更是吃惊，难道我冥冥之中真的来过这里？回过神来后，同行的那几位知青朋友就开始打趣我可能是遇到鬼了。而我也搞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只好摇头叹息。 进村后我们走过第一户农家，门开着，也没见到人，然后看见一个女人弯着腰、低着头在旁边的一个背靠一片陡崖用石板搭就的猪圈里清理猪粪。我们就上前喊声“大嫂，你好”，打听这里是不是xx生产队以及徐xx的家在哪里？（现在写文章时居然将人家姓名和村名都忘掉了，很不好意思——作者注） 那女人听到我们喊她便不慌不忙地直起腰抬起头来。这时我们才发现，这个女人约莫三十来岁，面容标致却略显疲惫，身材丰满而高挑，身着蓝色粗布斜襟衣服，围着一个溅有泥水的粗布围裙，手里拄着一把铁锹，头发蓬松，脸上汗涔涔的，但依旧光彩照人。也是一个活脱脱的山乡美人啊！ 听了我们的自我介绍和打听的问题后，那个女人叹了口气，眼圈也红了，悲伤地说道：你们说的那个徐表哥就是我弟弟。他死了，上个月才死的，…… 他死了？原来她就是他姐姐？我们都被那个女人说的话给惊到了：他几个月前还到我们石岭去玩的，怎么会死了呢？才多少时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一位县高中的高材生，一位满腹经纶的大才子怎么就死了？ 从那个女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们得知，他弟弟自去年回乡以后不幸得了痨病。他是独子，父母亲身体也不好，就有了一份强烈的责任感（她自己这次也是回娘家来帮忙的）。为了多挣钱维持家里生活，他弟弟从县中回乡没多久就利用冬天农闲时间去好几里路以外的河图公社粮站背麻包。一个麻包重二百斤，从粮站仓库背到公路边的汽车上可以挣上几分钱。一天总能挣个几毛半块或一斤肉钱的。后来他终于累得吐血，去卫生院检查说是得了肺结核，需要打针吃药，可家里没钱治。他就看医书，自己上山找草药煎着吃，结果病越来越重，上个月终于不治，…… 听了他姐姐的这席话，我们几个人都沉默了，心里除了伤感还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因为我们白帽公社也有不少知青曾经为了几毛钱到白帽区粮站去背麻包上公路。那距离还不近，至少100-200米远，背到车上（须从踏板一步一步走上货车车厢）一大麻包足有两百斤重的粮食也只有五分钱报酬（后来听说涨到了一角钱）。我也自恃力气大背过一次，因麻包太重，人累得直喘气，喘得像牛一样，还不能换肩，差点把腰给闪了，干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干了。没想到那个比自己瘦弱得多的县中高材生居然也去干这个重活，而且还干了一个冬天！ 在我们的要求下，他姐姐带我们走过一片梯田，拐到一个山坡后，指着萋萋青草之中的一堆新土说，那就是他弟弟的坟。我们走上前去，看见这是一座简陋的新坟，土堆上铁锹拍打的痕迹清楚可见，在每锹土块之间的缝隙中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土坟没有墓碑，但旁边还留有一大簇镶嵌混杂在泥土中的烧纸的灰烬。 稍微辨认一下残留的纸屑，我发现这些被烧的纸显然不是山里面上坟时通常烧的草纸，而是很像书籍和课本的纸张。大概看出我们的疑问，那女人哀怨地说，他弟弟临死前一再叮嘱家人，将他在县中读书时留下的课本和笔记全都烧掉，一本不留！多么决绝啊！ 那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那位县中高材生，徐表哥，一个年仅20多岁就早夭的回乡知青的坟前鞠了几个躬，祭奠他，愿他安息。 我内心里也因此似乎明白了很多人生道理：这个社会不是平等的，而是充满了歧视，尤其是对农民的歧视。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制度本身也并非像报纸上喊出的那些革命口号那样漂亮动人。在那个狂热的翻云覆雨的文革时代，在强大的且没有约束的权力面前，任何人都是很渺小的，不仅很难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何况是屡遭歧视的回乡知青。 一位富有才华的回乡知青在这块貌似广阔天地、实则闭塞贫瘠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死去了。我们作为插队令人信服知青，现在也被命运抛到了这里，而城里的家也支离破碎得快没有了。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们的未来又在哪里？我们又将怎么办呢？ 那段时间，迷惘的我不停地问自己这类问题，但始终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好在那时我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还年轻，才十几岁。一辈子还长着哩。世界这么大，现在的我很多东西都不大懂，或许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可以读书，可以实践，也可以等待，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尽量多思考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看看能不能从中发现哪些东西是不合理不公正的并在今后想方设法去改变它？当然，我们还得好好锻炼身体。一个人，如没有一个健康而强壮的体魄，今后什么事也是干不成的。 也不知为何，那天上完坟后我们就与他姐姐告别走了，谁也没有向他姐姐问起他们的妹妹，即那个“山乡美人”在不在家？自那以后，我们没有再去过那个村子，也没有再见到他的妹妹——那位曾给我们很多合肥一中老三届知青留下过美好印象的“山乡美人”。当然，她后来怎么样了以及过得好不好等问题，我到今天也没有搞清楚，而现在却成了永恒的悬念。只是她的哥哥的故事早已定格在1969年那个萧瑟的秋天里了。 这个有关回乡知青的故事发生迄今已过去五十余年，很多事很多人我都已忘记，但那位徐表哥却始终留存心里。现在觉得这个故事虽然有点平淡无奇，但我还是决定将其写出来，因为这是一个有关那个时代的回乡知青是如何试图改变自身的命运而又始终无法如愿且最终不幸夭折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 最后附上2008年第一次重返岳西时所填的一阕《西江月》词作为此文结束吧，这阕词也是与朋友唱和时填唱的。具体如下： 西江月 《重返岳西》 重返岳西故地， 又寻白帽山河。 新朋旧友酒千酡， 方悟青春已过。 最苦莫过稼穑， 更难还是颠簸。 人生自古有蹉跎， 休怪少年你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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