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新干线 作者简介 周子明：1957年生人，籍贯山西省万荣县。1988年出外经商后落户侯马。近年来长居北京谋业。喜欢文学，业余时间坚持写作。 周子明 五 作文比赛，马大可虽然得了个最佳思维奖，同学们都知道，那是杨老师对他的鼓励，凭他的基础和写作能力，他还写不出像样的诗歌和文章来。杨老师说过，好同学须要关心，差同学更需要关心和鼓励。她后来给马大可推荐了一些课外读物，马大可从此接触到书籍，爱上了读书，更加喜欢写作文。 因为马大可基础差，杨老师送给他一本儿童读物——《安徒生童话》。杨老师说，这是一本世界经典名著，语言清新流畅，叙述纯朴自然，很适宜马大可阅读。这本书里有一篇童话叫《丑小鸭》，讲述了一只丑小鸭经过种种曲折成长为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寓意人们要勇敢面对挫折和困难才会成功。这个故事对马大可启发很大，他说他就像一只丑小鸭，不过他是混在了鸡群里，变不成白天鹅，只求能变成一只会上架的鸡。同学们同他开玩笑，说你变我们也在变，等你变成鸡会上架了，我们就变成了凤凰。他说那我就变成一只小麻雀，怎么着也要飞起来。这以后，同学们在背后都叫他“麻雀”。 因为马大可的积极努力，他的语文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当然，同其他同学相比，他写的作文还不能算好。但他的想象力确实很丰富，想象起来无法无天，毫无顾忌。那段时间，我们动不动就去校外支农，到学校附近的村庄参加生产劳动。一天中午，附近村庄的农民敲锣打鼓给我们班送来一面锦旗，表示对学生支农活动的感谢。上作文课时，杨老师就以送来的这面锦旗，给我们出了个作文题：“面对锦旗抒心怀”。让同学们抒发支农活动以来的感想。杨老师解题时说，这个作文题，关键要抓住一个“抒”字，要抒发出对劳动人民的真实感情，写出对支农活动的深刻认识。 这次作文，马大可写的最快，他是第一个交上去的，他只写了短短一段话：“星期四的中午，农民们敲着震动五湖四海的洋鼓，给我们送来一面锦旗，这是农民对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支持和鼓励。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面对锦旗，我深刻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无比英明正确。” “文革”期间，文风不正，报纸和刊物上的文章都在夸夸其谈，空喊政治口号，影响学生写作文也只知唱高调，大话连篇，空洞无物。马大可当时能写出这么一段话，应该说很不容易了。后面两句话，他引用了毛主席语录和“文革”期间林彪神话毛主席人们普遍熟知的一句话，虽然没有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老师也不好说什么。开头一句话中，“农民们敲着震动五湖四海的洋鼓”夸张的有点大，杨老师看后笑着问马大可：“你笔下的洋鼓，是不是还能震动亚非拉？” 接着又鼓励他说：“不错，语言组织方面有很大进步。注意以后要学会恰当的使用语言，用词不当或修饰过度，就会直接影响语言的表达效果。最后又吩咐他以后还是要多看些课外书。 杨老师一直强调我们要多读一些课外书。她说，学习语文，当然要上好语文课，读好语文书，但也不能死守课堂只读课本；说从不阅读课外读物的同学，很难学好语文，写好作文；说通过课外阅读，特别是读一些经典作品，能使同学们从文本的言语中去倾听作者心灵的搏动，感悟言语世界的奥秘，同时打好语文写作的底子。 可惜那时的课外读物少得可怜，好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被列为毒草，封为禁书。同学们偶尔搜寻来一两本流散在社会上的旧版图书，象《青春之歌》、《创业史》等，都在禁读之内，只能暗中偷着看。就连杨老师送给马大可的那本《安徒生童话》，也是“文革”前的出版物，杨老师把它作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书，一直保留在身边。有关语文写作指导方面的书，书店里也买不到，书店里陈列的，清一色都是政治形势类的图书。文学方面，也有一些诗歌和小说，也都是配合政治运动的作品。当时最走红的一部书，就是浩然的小说《艳阳天》，全国各地书店都在销售。我们学校大门口的东侧有两间小屋，是县新华书店设在学校的分销点，专为方便学生购书而设。 营销员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瘦，黑，一到夏天来回跑晒得更黑，老师们都叫他“老黑”。老黑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学校。老黑一来，小书店就挤满了人。当时还有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也很畅销，这本书连期出版，爱好数理化的同学就一本接着一本买。马大可见数理化头疼，喜欢写作文，就选了一部浩然的《艳阳天》。《艳阳天》是大部头小说，共三卷，那时书价也不贵，三本书也就三块多钱，马大可身上只有三毛钱，还不够买一本书的钱。钱不够就拿不走书，就把书捧在手里不停地翻看。待同学们一拨一拨地走完了，只好又怏怏不悦地把书还给了老黑。老黑看他留恋不舍的样子，问道：“没带钱是吧？哪个班的？打个欠条，写上班级和姓名，下次带来就行。” 马大可打了个欠条，把书拿走了。 但马大可把书拿走后，一连两个月也没见老黑的面。 马大可上学有两大难处，一是吃不饱，二是没有零用钱。在学校他不敢放开肚皮吃，每天只敢吃个半饱。学校的吃粮标准是每月二十八斤，是学生按照这个标准，从家中把粮食交到粮站，再由粮站调拨到学校。等于按当时农村的吃粮标准，把粮食关系转到了学校，平均每天不到一斤。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正是能吃能喝长身体的时候，在学校大都不够吃，来学校时都要从家中带馍。那时农村正在热火朝天地学大寨，学着像大寨人那样修大寨田，建大寨池，可粮食产量总也学不上去，农民全年分到手的口粮，连秋粮带夏粮，每人也就百十斤，农村生活普遍都很苦。大部分学生带的馍，都是黄黄硬硬的棒子面。马大可连棒子面也吃不上，他把粮食交到粮站后，家里就空了。家里空了，在学校却不够吃。后来还是村支书马文忠做主，以村政府的名义，每学期救济他二十斤秋粮和五块钱。二十斤秋粮是玉米，他不敢做成窝窝头吃，他要拌上野菜做成菜团子，才能保证多吃些日子。到了夏天，野菜都长成了草，不能吃了，他就到生产队地里摘些嫩红薯叶或能吃的嫩庄稼叶子拌着吃。饥饿每天都在严重威胁着他，他不得不想着办法来应付肚皮。 我们班有位干部子弟，每次回家后父母都要给带一大袋烧饼，带的多他吃不了，剩下的时间长了就出绿毛，出了毛的烧饼，那位同学就扔在了厕所旁边的草丛里。马大可记住人家扔的地方，乘黑夜没人时又悄悄把它捡回来。几个发霉的烧饼，他藏起来，暗中添补着可以吃好几天。 马大可自尊心很强，他从不接受别人送他的食物，就连我和马爱玲有时送他点好的吃食，他也轻易不肯吃。同学们平时身边或多或少都有点零花钱，马大可没有。他孤身一人，没有生活来源，身上常常是不名分文。那时学校对困难生设有助学金，根据家庭困难情况，大都是每月三到五块钱。 马大可是特困生，每月八块钱，这在那时就算是最高补助了。但学校的伙食费每月是七块八毛钱，交了伙食费，也就没有钱了。村里每学期照顾他五块钱，第一学期的钱他开学时就领了，当时天气还冷，他给自己买了一条御寒的绒裤。从老黑手里把书赊走后，他身边一直就没有钱。他本来想回村后提前把第二学期的五块钱也领了，好去还书钱，但他又碍于情面，不好马上去开口，书钱的事就一直被拖了下来。 刚开始老黑也不急着催，也不好意思催，等着马大可来送书钱。三月份赊的书，到五月底也不见马大可送钱来，老黑要同县新华书店结账，就拿着欠条，按照欠条上写的班级和姓名，找到班主任杨老师：“马大可，你们班的吧？赊了一部《艳阳天》，快三个月了啊。” 杨老师从老黑手中接过欠条，看了看，笑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咋不早点告诉我？”说着拉开抽屉，取出一个手心大的红钱包。 老黑最终从杨老师手中把书钱拿走了。 六 马大可自从赊来《艳阳天》之后，就一头扎进了书里。他过去从未接触过文学作品，第一次看如此厚的大部头小说，他居然看进去了。《艳阳天》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政治色彩，书中贴近现实生活的故事情节和浩然那散发着乡土气息的文学语言，深深地吸引着他，读着读着，心里就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写作欲望。这欲望像一团火，燃烧着他的心，他开始背地里练习着写小说。一个连作文都写不好，语文基础尚不过关的人要写小说，就像没有怀孕的妇女要生孩子，腹内空空，再怎么想也生不出孩子来。 他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叫“返乡青年”。大意是写一个贫农的后代，高中毕业后决心要返回家乡扎根农村干革命。说是小说，连个情节也没有，就像乱麻拧成的疙瘩，理不出个头绪。语言干巴巴，豪言壮语倒写的不少，看上去就像在表决心。想写又不会写的人，往往写的还很长，心中总有说不完的话，谁看谁头疼，跟小说八杆子也不沾边。他写完后第一个先让我看，我看后说一点也不像小说，他又拿去让马爱玲看，马爱玲看后也说一点也不像小说。他说我俩不懂文学，又拿去让杨老师看。因为写的不着调，还写的很长，杨老师倒被他这种写作热情给感动了，看完后笑了：“写的还不少啊，下功夫了呀！” 马大可听着杨老师是在赞扬他，也咧着嘴笑着。 杨老师让他坐在自己的对面，用温和的口气对他说：“看了文学作品，产生了写作的欲望，想当个作家，老师也支持你。青年人就是要有理想，有志向，你这种写作热情，老师也很感动。我也希望我的学生以后能出现几个文学家，科学家。但当作家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和写作技能。你现在还不具备写作的能力，首先要打好语文基础关。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走捷径，都必须要有扎实的基础。就像你的数学成绩，由于小时候被耽误了，现在学起来就很吃力，总也赶不上是吧？” 马大可用手挠着头，不好意思地笑着。 杨老师接着对他讲道：“写作也一样，首先要从写作文练起，学习各种文体的写法，坚持每天记日记，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只有打好了基础，才可以练习着写小说。” 杨老师后来又给马大可买了两本浩然的书，一本是《春歌集》，还有一本是儿童文学《七月槐花香》。这两本书都是短篇集子，读起来方便，快捷，省时，比起长篇更有利于马大可阅读。她要求马大可每看完一篇，写一篇读后感，以此来训练马大可的写作能力。 如果杨老师一直做我们的班主任，马大可虽然还写不了小说，一定能写出像样的作文。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出现了张铁生的“白卷事件”，稳定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校不再抓教学质量，文化考试也被取消。当时报纸上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第七班做为重点班，因为学习成绩好，被说成是在走白专道路。杨老师也被指责为带领学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形势突变，学校的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各班都在办大批判专栏，向资产阶级教育回潮开火。我们班人人都在写自我反省，深刻认识“智育第一”的危害性。学校要对杨老师召开批判大会，校长首先找杨老师谈话，要她写一份深刻的检讨。杨老师不承认自己有错，她接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校长找她谈话时，她始终低着头沉默不语。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一天中午，我去给杨老师送同学们写的自我反省，走到杨老师房前，正欲进门，听到校长正在同杨老师谈话。 校长姓文，说话也很文，他对杨老师说：“其实也就是走个形式，你心里也别太吃紧，过去这阵子，也就没事了。” 老师一直低着头不说话，文校长又说：“为了应付形势，咱们学校这把火，只能从你们第七班点起呀。” 又说：“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可这是教育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你就先委曲一下吧。” 任凭文校长怎么委婉地去解释，杨老师始终低着头不说话。文校长摊开两手为难地说：“美琴，你倒是说句话呀！” 杨老师哭了。她抬起头，看着文校长，两眼溢出了泪珠：“文校长，当时要很抓教学质量，是你们竭力推荐我，让我来带重点班，说这是教育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没有推脱，把第七班接了过来；现在形势变了，我成了带领学生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要我来接受批判，又说这是教育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像踢皮球一样被你们踢来踢去，还要背着罪名检讨错误，你说，这公平吗？” 文校长挪了挪身子，凑近杨老师，压低了声音，说：“你说的都是实情，不公平。可形势变化太快，谁也预料不到啊！就连教育局长、县长、省长他也预料不到，可谁也不能同上面精神较劲儿呀，咱们也得顺应形势。要说有错，作为校长，主要责任在我，我带头作检讨，你配合一下也就过去了。过两天县检查团就要来学校，千万不能顶着干呀！” 在文校长的苦心劝导下，杨老师最后虽仍未表态，但还是默认了。这以后没几天，上面来了检查团，学校召开了全体师生大会。会上，几位教师和学生代表对文校长和杨老师作了批判性的发言。杨老师和文校长也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文校长首先作的检讨，把主要错误全揽了过来，他是在极力保护杨老师。在“文革”中那种形势多变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像文校长这样主动维护部下的领导真的不多，文校长确实是一位好校长。 但文校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杨老师，杨老师最终还是被调走了，走得很惨。 师生大会开过之后，老师们都吓得不敢讲课，也不知该怎样讲，原拟的教学计划全部作废。上课时不提问题，不留作业，连说话都特别注意，唯恐出言不慎受到牵连。也有老师为了追求进步，借机表现自己。一次上英语课时，一位打扫厕所的农民拉着粪桶从我们教室的窗下路过，挨窗坐的一位女生把窗户关上了。正在讲课的吴老师要她马上把窗户打开，很严肃地批评她这是厌恶劳动，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领导知道后表扬吴老师，说他抓到了点子上，他很高兴。其实这位吴老师是地主成份，而且当时是属于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按当时的标准，他离劳动人民挺远的。他是在有意表现自己，现在想来挺可怜的。 不久学校又派驻了“贫宣队”。所谓贫宣队，就是贫下中农代表进驻学校来搞管理。贫宣队代表姓薛，是个五十来岁的胖老头，半文盲，说话时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我们去校外支农挖水渠，挖好后由薛代表来检查，他指着挖好的水渠说：“深度够了，就是有点浅。”在分派挖渠任务时，因为他搞不清一米和五尺的关系，给我们班分的有点多，有的同学有意见，他批评我们说：“人家别的班一个人都挖一米，你们一个人才挖五尺，你们还嫌多？”他把一米当成了一丈。同学们都在捂着嘴笑，杨老师强忍着没敢笑出来。 千不该万不该，杨老师不该在这次支农活动回来后，上语文课时给我们布置作业。一天中午上语文课时，杨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想说点什么欲言又止，停了停还是交代道：“作业布置下去不等于非要做，大家有时间就做，没有就算了。做完了要是有想让我看的，我欢迎也随时接受。不想让我看也就算了，自己保存好，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用的。” 如果只是布置了些作业说了这几句话也没什么，她不该接着给我们讲了一个下乡知青写信的笑话：说一位下乡知识青年在给母亲写信时写道：“我被县文化馆借用了八个月，最后听说要给我专政，今后还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罢信当场昏倒。原来儿子把“转正”写成了“专政”，把“上调”写成了“上吊”。 如果只是讲了这么个笑话，想来也无大碍，她不该最后拿这个笑话同薛代表的笑话连在一起讲。她说：“就像咱们贫宣队的薛代表薛大伯，由于在旧社会没有上过学，没文化，搞不清一米和一丈的等量关系，以致被大家传为笑谈。你们做为学生，还是有必要打好各门功课的基础，否则以后到社会上也难免会闹出笑话。” 凭心而论，同学们对杨老师是有感情的。但那个时代的我们太年轻，热情，单纯，头脑简单，政治觉悟都很高。杨老师走后，有两位同学就开始议论：“杨老师什么意思？她话里有话，是不是还想检查作业？”、“上面的精神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咱们要做社会主义的草，就不做那作业。杨老师思想还有问题。” 第二天，在学校大礼堂的墙壁上，贴出了一张错白字连篇的大字报：“社会主义的草助不得。”“锄”字写成了“助”字，落款是那两位同学的大名。大字报的后面，不知从哪张报纸上抄来几句新词儿：“这难道是对我们红色革命接班人的关怀吗？否！这分明是要把我们重新引向资产阶级教育回潮的黑线，是可忍孰不可忍！” 杨老师布置作业讲笑话的事被抖搂出去后，学校便让她停职反省，说她不思悔改，坚持在走白专道路；说她有意诬蔑贫宣队代表，诬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从此以后，杨老师再也没有登过我们班的讲台，她被上面勒令调走了。 文校长一个人躲在房间，跺着脚痛心地说：“美琴呀美琴，你怎么就不知道自己保护自己呀！毁了，好端端的一个同志就这么给毁了！” 杨老师是在夜间一个人悄悄走的，没有人为她送行，没有人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我们不知道杨老师去了哪里，有说她被调往一所小学去任教，有说她被派往“五七农场”劳动改造去了。同学们都为杨老师的离去感到惋惜，在心里默默地思念她。思念最心切的，就是马大可。 杨老师走后的那几天，马大可阴沉着脸，整天整天不说一句话。每当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他就一个人跑到学校的大门口，默默地站立着，一站就是两个钟头。杨老师平时对他关爱有加，他那自幼缺少爱抚的心灵，在杨老师那里得到了抚慰。杨老师走后，他像失去了亲人一般，感到揪心的疼。他手里捏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那是他准备送给杨老师的礼物，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句话：“杨老师，我爱您！” 太阳快落山了，他站在校门口茫然四望，望着茫茫四周，望着匆匆过往的路人，像个从母亲身边走失的孩子，盼望着能重新回到母亲身边。他手中紧紧捏着那个没有送出的笔记本，想着杨老师那亲切温和的面容，想着她挂在嘴角那一丝浅浅的微笑，无声的泪水顺着两眼夺眶而出，“吧嗒”“吧嗒”滴在手中的笔记本上。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杨老师，你在哪里……” 七 杨老师走后不久，我们就升高二了。接替她班主任的老师也姓杨，叫杨文静。看名字有点女性化，是位男教师，四十来岁，五大三粗，络腮胡子，外表与他的名字极不相称。性子倒是挺慢，温文尔雅，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文静。那时高中只有二年，他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 杨文静老师喜欢绘画，花鸟鱼虫、人物肖像都画得来，美术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政治运动搞得火热，与形势相配合的政治口号式标语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曾是上世纪最为响亮的标语口号。那时的标语，就像现在的广告一样，可谓铺天盖地。杨文静老师经常被当地政府部门请去刷标语或设计板报图案，是个大忙人，也是个大红人。 学校不抓教学质量了，同学们开始考虑自己毕业后的出路，到了农村，靠什么为贫下中农服务？有的同学买了些医药书籍看，准备到农村后当个赤脚医生，好有个生存的基本技能。学校为了满足学生的愿望，也开办了赤脚医生班、农业科研班，还有珠算会计班等其它应用知识的学习班。 杨文静老师独辟蹊径，办了个美术培训班，我们班的同学都跟他去学绘画，学写美术字。他教学很有创意，把绘画同当前形势结合起来讲。他教我们画的第一幅画，是他创作的一副简易漫画——一只硕大的拳头下，一个形象猥琐的小鬼，在瑟瑟发抖。漫画上面还配有一条由小到大的黑色美术字：“斩断伸向教育界的黑手！”既有政治寓意，又有艺术价值。他说，这就叫艺术为政治服务。他用一副简易的漫画作品，把绘画艺术的实用价值讲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同学们不由得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本来报学赤脚医生和珠算会计的同学，最后也加入我们美术班改学绘画。 无论学什么报什么班，同学们都有了各自的选择。唯有马大可例外，他什么班也没报。上课铃声响过后，同学们都到新开的学习班去上课，他却一个人躲进宿舍在写小说。因为想写又写不来，写着写着常常就写不下去了，写不下去了他就看书，看的都是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春歌集》、《西沙儿女》……俨然一个浩然迷。 当时老师们都不大敢管学生，学生学不学，老师们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马大可这种情况，如果班主任老师也不去过问，马大可就这样一个人躲在宿舍看小说，一直躲到毕业也不会有人过问。做为我们的班主任，杨文静老师对马大可的情况也很清楚。他不是不想管，只是忙于安排绘画班，暂时腾不出身来。过了些天，他把绘画班安排好后，亲自到宿舍去看望马大可。马大可当时正手捧一本《春歌集》在入神地看着，杨老师蹑手蹑脚走进去后他都没发觉，猛抬头看见身边站着个人，急忙站起身来对着杨老师歉笑。杨老师也对他笑了笑，顺便接过他手中的书，说：“看的挺投入嘛，这说明你真看进去了。” 马大可见杨老师没有批评他还在赞扬他，心中不由生出一种自豪感，他对杨老师说：“杨老师，这本《春歌集》，你随便翻一页，只念一句话，我就知道是哪一篇。” 杨老师顺手翻了几页，念了一句话。 马大可马上就报出了小说的名字：“《一匹枣红马》。” 杨老师又翻了几页，念了一句话。 马大可随口就说：“《喜鹊登枝》。” 杨老师又往后翻了翻，一句话还没念完，马大可脱口而出： “《半夜敲门》。” 杨老师没有再往下翻，合住手中的书，坐在了马大可对面，笑着说：“都快把浩然的作品背下来了。不错，初学写作就得这样，首先要有一个你最喜欢的作家，通过熟读他的作品，熟悉他的写作风格，慢慢尝试着去写。听说你在练习写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杨老师由看问到了写，问到了马大可的疼处。马大可还写不来，写了两个短篇都写得泡了汤。杨老师问他写得怎么样了，他说他练习着写过两个短篇，但他不喜欢写短篇，喜欢写长篇，想写一个歌颂上山下乡知青的长篇，要杨老师帮他取个小说名字。杨老师笑了：“短篇都写不好，就想着要写长篇？” 又指着他看的那本《春歌集》说：“你看的这本《春歌集》，就是浩然的一个短篇集子，这里面所有的短篇，都是浩然在写《艳阳天》之前发表过的作品，其中的一篇《喜鹊登枝》，就是浩然的处女作。一些大作家在成名之前，大都是从短篇写起。只有写好了短篇，才可以尝试着写长篇。你初学写作，应先练习写点小东西。我那儿有一份《山西农民报》，报纸副刊上载有一袋烟小说，也叫微型小说、小小说，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少，你以后多看看，先从写小东西练起。” 杨老师身边订有好几份报纸，他经常给报纸副刊上投稿，在上面发表一些漫画作品。马大可也听同学们说过，但他对绘画不感兴趣，从未看过，不知道报纸上也发表小说。 杨老师告诉他，报纸副刊不仅发表绘画作品，也刊载文学作品，有些作品还配有插图。接着又对他讲道：“其实绘画和写作，在艺术上都有着相同之处，都需要具备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只不过画家是用笔在画，作家是用笔在写，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来反映生活。所以说，作家艺术家必须具备表现生活的能力，这个表现能力，指的就是艺术技巧，或者说是写作技巧和绘画技巧。两者即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借鉴。” 马大可第一次听人谈艺术理论，感到很新鲜，杨老师的话他听着句句入心，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听懂，虽然还不能完全理解，但他觉着比他平时看到的“三突出”文艺理论还受用。听着听着好像明白了什么，对着杨老师笑了：“杨老师，我也参加咱们的绘画班吧！” 杨老师也笑了：“我并不反对你写小说，也不强迫你学绘画。写作也好，绘画也好，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基本功，你现在基础还不过关，就不宜一个人一直坐在宿舍宁写。换个思维方式，去听听美术课，掌握一点绘画知识，也可以开阔你的想象力和艺术视野，对你以后写作会有很大帮助。” 就在这次谈话以后，马大可回到了教室，同我们一起上美术课。他虽然学得晚，但画得并不比别人差，画什么像什么，农民报副刊上的漫画，他模仿起来也很像。不过，他更喜欢写作，副刊上的小小说对他更有吸引力，画了没几天，就又迷恋上写小说，还学着像杨老师那样给副刊上投稿，期待着他写的小说也能在报上发表。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只要在信封上注明“稿件”字样，便可以送到编辑部了。第一天发走的稿件，第二天他就在新来的报纸上翻看，马爱玲笑着讥讽他：“昨天刚发走的稿件，就是被采用了，今天也上不了报呀，电报也没有这么快，稿子还在路上呢，我的马作家！” 为了鼓励马大可画画，杨文静老师专门为他画了一幅山水画，这幅山水画是根据作文比赛时杨美琴老师为马大可改的那首小诗而作，画的是孤峰山：陡峭的山峰与蓝天和朵朵白云接壤，山上的松柏苍翠茂盛，郁郁葱葱，青松翠柏间点缀着层层叠叠的岩石，雄伟而壮观；山下面，桃杏花开，迎风绽放，鸟舞枝头，春意盎然。在这幅画的下款，杨文静老师还特意配上了杨美琴老师改的那首小诗： 春日杏花扑鼻香， 夏天金梨满山岗， 秋季红果乡千里， 寒冬苍松不凋零。 诗的后面，杨老师又特意加了一句话：“看啊，多美的孤峰山！” 杨老师最后把这幅画送给了马大可，同学们看着都很眼馋。但这幅画并没有唤起马大可对绘画的兴趣，反而激发起他重新写小说的热情。他在杨老师写的那句话后面又加了一句话：“看啊，多美的诗文！” 但直到毕业，马大可也没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小说来，更谈不上在报上发表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二年的高中生活，我们的文化课基本上是应付着学完的，特别是升高二后干脆不抓教学质量了，一些通过关系送来的“后门生”几乎是混过来的。相比之下，马大可虽然还写不了小说，倒是被小说给沾住了，一天也没有混过，一直在默默地练习着写小说。就在快毕业的那段时间，同学们都在为毕业以后寻找出路，每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大家就聚在一起互相交谈。有说毕业后准备去当兵，到部队去锻炼自己；有说回村后想当个民办教员，将来也有个转正的机会；有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再上大学或上师范，继续深造；还有的同学说他什么也不用考虑，就等着父母退休后去接班。那时国家有个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父母是干部、工人、教员或其它什么单位的职工，退休后可由子女来顶替接班，子女们就有着现成的铁饭碗。对这些同学，大家都很羡慕。同学们的议论，马大可一点也不上心，他一直在琢磨着怎样写小说，对文学世界充满着想象。 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同学们都陆陆续续回宿舍了，教室里剩下没几个人了，我也收拾好东西正准备离去，马大可过来向我问道：“作家为什么都要有个笔名？”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会，说：“笔名也不是每个作家都有，有的作家有，有的作家就没有。 他说：“我发现，大作家都有个笔名，象鲁迅，原名周树人；茅盾，原名沈雁冰。还有《艳阳天》的作者浩然，这一定也是他的笔名，也没听说过有姓浩的呀？” 我们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学过鲁迅的《祝福》和茅盾的《白杨礼赞》，语文老师曾对作者作过简单的介绍，因此他知道鲁迅和茅盾的名字。但在当时他并不知道浩然的名字，我也不知道，想了想就对他说：“浩然有可能也是个笔名。” 他说：“我以后要是能发表作品了，也要有个笔名。” 我笑了：“那就也给也自己取个笔名呀？” 他显得很是严肃认真：“我都想好了，一个是'丑小鸭’，一个是'麻雀’。你看这两个笔名哪个用上好？ 我想了想说：“'丑小鸭’没有'麻雀’叫起来好听，你看哪个好就用哪个吧。” 他说：“那就叫'麻雀’吧，以后要是能发表作品了，我就用这个笔名。” 看着他严肃认真而庄重的神情，我不由得两眼湿了，心里泛起一阵说不清的酸楚，同时又好感动。我知道，论起写作，他的起点确实很低很低，别说写小说，就连作文他都还写不好。但他对文学竟是那样的虔诚和向往。高中二年，我们虽然没有学到多少系统的知识，但他毕竟有幸接触到文学，爱上了写作，有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虽然这个理想对他来说是那样的遥远和渺茫。大概是因为感动吧，这天晚上，我对他谈了许多鼓励的话。 八 一九七六年的元月六日，我们从孤峰中学毕了业，大家怀着各自的理想，走出校门，走向了社会。就在我们毕业后的第二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的命运又一次来了个大转折，考上了省城一家理工学院。马爱玲也考上了，她的分数比我高，反而没有我分配的学校好。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地区教育局把分数高的学生全都压住留在了本市，马爱玲被分配在运城市一所师范学院，已先我一步跨进了校门。马大可知道自己考不上，就没有去报考。我离开家去学校的那天，马大可来为我送行，他陪我来到孤峰山下大路旁的一个长途汽车停车点，与我依依话别： “马爱玲走了，你也要走了，以后大家就很难见面了，记着经常来信！”我发现，他的眼圈红红的。 要分手了，我心里也在隐隐作痛。高考前，我同马爱玲到孤峰中学参加了高考复习班，曾鼓励他同我们一起去复习，劝他复习一年不行就复习两年，考个中专应当没问题。他说他知道自己不行，复习二年也考不上，这次真不去凑热闹了；说他喜欢文学，一直在坚持着写作，他的愿望，就是将来能成为一名作家。他始终舍不开他心中的那份文学情缘。看着分手时他留恋不舍的神情，我告慰他说:“我很敬佩你对文学的那种执着精神，以后发表作品了，也别忘告诉我一声。” 说到写作，他两眼放光，看着我，深情地说：“以后要是发表作品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客车过来了，来不及多叙，我就匆匆上了车。 半年以后，我接到他一封来信，信中说他结了婚，招亲到别人家做了赘婿。新婚燕尔，我也为他高兴，心中却在默默地想着：他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呢？……（完） （责任编辑：张辉） （关注ID：zgzjxg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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