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之前，在不同年级的语文课教学中，我曾多次邂逅这两篇小说。虽都是节选，却被其艺术魅力深深陶染。前不久再行通读后，想对二者做一简单比较。《边城》的作者沈从文（1902——1988），笔名休芸芸，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师之一。1934年创作中篇小说《边城》。该小说被译成四十几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日、韩、英等十多个国家地区选进大学课本。《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1911——1942），原名张迺莹，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1940年完稿于香港的《呼兰河传》，乃萧红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1941年5月由桂林上海杂志图书公司首次出版，至今已发行二十余种版本。通过比较阅读，我认为它们是属于异同点较多的两篇小说。
一． 《边城》《呼兰河传》都是用地名来命名小说名字的，二．两篇小说同是以祖父与孙女二人为主线，展开故事情节的。三．两篇小说都是创作于战乱时期，两位作者同为现代著名作家。四．两篇小说都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由乡音唤起乡愁，以乡愁激发乡情。五．两篇小说同是两位作家的代表作。人们说起萧红时，会首先想起《呼兰河传》；提到沈从文，大家必定要说说《边城》的。六．两篇小说都是边地题材。若无颇有影响的《边城》和《呼兰河传》，我想，世界上恐怕很少人会注意到“茶峒”和“呼兰河”的。因为，在中国偌大的行政地图上，它们恐怕连个点都难以找到。七．作为小说的两篇作品，诗意隽永，画面丰富。文字之美，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1999年《亚洲周刊》对廿世纪全世界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边城》和《呼兰河传》均被遴选为100强之列。《边城》评为第二名，仅在鲁迅的《呐喊》之后。并且，《呼兰河传》和《边城》都有几处入选我国小学、初中、高中教材，并改编为影视、话剧、歌剧、广播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小说题目“边城”所指，乃川湘接壤之湘西地界，叫做“茶峒”的小山城。此地凭水依山建城。这里有温柔的河流、清凉的山风、浓翠的细竹、恬静优美的山村、桃花深处的人家、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还有恬淡无争的生活。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条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贯穿各个码头的一条河街上，人家的房子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余地有限，那些房子都是吊脚楼。河中涨的春水进了街，各家各户就都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然后带着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去。待水退后，方从城门口出城。边城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与过年这三个节日。文章用8个页码写了端午节的活动。这天，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个王字，任何人家这天必可以吃鱼吃肉。大约上午11:00点，全茶峒人就吃了午，锁了门，全家出城到河边看划船。船只的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常搁在河边干燥的洞穴里。要用它时，便拖下水去。每只船可坐12个到18个浆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坐在船头的，头上长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在船只中部。船一划动，即刻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与民同乐，30只绿头长颈大雄鸭，颈脖上缚了红布条，放入河中。谁把鸭子抓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直到天晚，方能完事儿。这些朴实而自然的人文景观，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水光潋滟的乡村世界，如诗如画、如梦如烟。其中人情世态、古风习俗所折射出的人性，美得令人惊叹和神往。加之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的方言土语，使得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为以后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优美的环境。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满地裂口。从南到北，由东向西，几尺一丈的，好几丈长的，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卖豆腐的人清早起来，沿着人家去叫卖。一不小心，就把盛豆腐的方木盘贴在地上拿不起来了。小狗冻得夜夜叫唤。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早晨起来，推不开门了。这样的气候会是哪里呢？正是黑龙江省的呼兰县——作者萧红的出生地。呼兰河这座小城，共有四条街道。除了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街外，还有“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两条街。这座城似乎很小，但作者笔下的生活场景却很丰富。且不提书中一带而过的茶庄、布庄、金银首饰店、油盐店和药店，光是那用了些笔墨的，有卖豆芽的、卖馒头的、卖瓦盆的、卖麻花的、染缸房、碾磨坊、造纸坊、豆腐店、扎彩铺。。。。。。“我”家院子里还住着漏粉的、养猪的、拉磨的、赶大车的。看，粉坊的门前，搭了几张高的架子，亮晶晶的白粉，好像瀑布似的挂在上面。。。。。。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五六尺深。不下雨时，那泥浆就像粥一样，比浆糊还黏，好像炼焦的大锅，黑糊糊的，油亮亮的，哪怕苍蝇蚊子从那里飞过，也会黏住的。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有一丈来深，人掉下去肯定要没顶的。但如果不下雨，这泥坑的危险，倒是更大些。在这里，就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呢！这泥坑施与当地居民的福利，有两条，一，因常常淹了鸡淹了鸭，抬车抬马，非常热闹，可使居民说长道短，得以消遣；二，就是这猪肉的问题了。因为有了泥坑，瘟猪可以变成淹猪。居民买起肉来，第一经济，第二也不算什么不卫生。除了日常的物质生活外，呼兰河镇在精神上也有不少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唱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等等，都是有丰富场面，有情节故事，给读者带来丰盛的立体感受。作为一种物态的文化和观念，民间风俗必定会体现一方水土的独特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位作家一个源于西南，一个出自东北。因此，小说反映的地域特征与地方文化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我个人感觉，就小说环境与人物而言，沈从文的《边城》以橘红、金黄和绿色等亮暖色为主；而从《呼兰河传》总体看，灰黑紫则成为小说的主流色系。风光秀丽的茶峒，生活着祖孙二人。爷爷年逾七十，以渡船为生；翠翠年方十五，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因渡头为公家所有，过渡人不必出钱。常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管渡船的爷爷执意不肯收钱。他必为一一拾起，仍然塞到那人手里，俨然吵嘴似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如此情形多有发生：“翠翠，翠翠，拉着那个卖皮子的小伙子，不许他走!”翠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便当真去拦。爷爷气喘吁吁地赶过来，把钱强迫塞在那人的手心里，而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搓着两手笑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于是，那些人全笑着走了。这里也有穷人与富人，但几乎看不出他们之间那条无形的鸿沟。此地的船总，名叫顺顺，是位事业有成、颇具经济实力的中年汉子。他总是主动帮助贫弱家庭，和老船夫等村民平等对话，还在端阳节请他在临河的吊脚楼上看划船比赛。由于边城的风俗淳朴，山民们普遍朴实无华。“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主人公翠翠，是被刻画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与青山绿水做伴，心灵上没有沾染一点尘埃，是湘西山水孕育出的一个精灵。翠翠乖巧伶俐，又带有山区女孩的淳朴，天真而不娇嫩，如湛蓝的天空下，刚长上青枝绿叶的嫩竹。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家的二少爷傩送。他的哥哥天保，不久前也喜欢上了美丽清纯的翠翠。爱情本身具有排他性。作为茶峒的优秀青年，体现在天保、傩送两兄弟身上，既写出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诚坚贞，又表现了他俩自我牺牲的美德。他们胸襟坦荡，没有勾心斗角，没有反目成仇，只有互相鼓励，公平竞争。兄弟俩相约，用唱歌求亲，让翠翠选择。城中的养马兵，一俟得到老船夫去世的消息，立刻赶到碧溪岨，砍了几十根大毛竹，编做筏子，撑到翠翠家，主动留下来帮着翠翠料理后事。船总顺顺听说老船工出事后，急火火地带了船带了人带了酒肉赶来，“翠翠，爷爷死了我知道了，不要发愁，一切有我”。他亲自操办了爷爷的一应丧葬事宜，还请了道士，把葬礼办得妥妥帖帖，风风光光。 来来往往的过渡人不见了老船夫，又见翠翠辫子上扎着白线。便一面用同情的眼色瞧翠翠，一面就摸出钱来塞到竹筒中去。过了四七，顺顺又请养马兵去商量翠翠和二佬的婚事（他在长子天保死后，曾坚决不同意翠翠给次子傩送当媳妇），双方达成一致：等二佬回来，看他的意思再定。于是，老马兵就依然把马匹托人照料着。自己在碧溪岨跟翠翠做伴，把一个个日子过下去。作者就是这样，以饱满的情绪描绘了乡村世界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正是中国战火纷飞的上世纪30年代，但茶峒这座边城里，没有战火，没有掳掠，没有尔虞我诈，如世外桃源般宁静和谐，人物自然也是美的。老船工的古朴厚道，大佬天保的豁达大度，二佬傩送的专情热血，顺顺的仗义慷慨，养马兵的热情质朴。。。。。。青山绿水滋养着人的品性和心胸。作者用细腻柔情的笔触，在塑造这些美丽善良的湘西人民。
东北人喜欢吃小鸡炖蘑菇。租住“我”家房子做粉坊的，屋顶上只要一下雨就出蘑菇。住在那房子里的人，每提着筐子上房去，全院儿的人没有不送上羡慕眼神的。房顶上的人因为骄傲，忘了有许多地方是不结实的。一不小心，脚就会掉下去。把脚抽回来了，鞋子却径直落到了锅里。锅里是正在翻开的滚水，鞋子就在滚水里边煮上了。锅边漏粉的人越看越有意思，那只鞋子在开水里翻着，还从鞋底滚下一些泥浆来，弄的粉条都变成黄乎乎的。可是他们还不把鞋子从锅里捞出来，他们说，反正这粉条是卖的，也不是自己吃。赶大车的胡家来了个十二岁的团圆媳妇。刚来时，小姑娘梳着齐膝长的大辫子，成天乐呵呵的做这做那。做婆婆的就想给她个下马威。于是，天天都传出团圆媳妇的哭喊声。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并且支持打团圆媳妇。胡家就受了鼓舞似的，越打越凶，越打时间越长。小团圆媳妇旧疤未结，新伤又添，终于被折磨得了病。老胡家听了跳大神人的话，又用开水给她洗澡。团圆媳妇几天后终于死掉了。冯歪嘴子算是最快乐坚强的人，他很勇敢地追求爱情和幸福。住在磨房里，半夜半夜的打着梆子。会做年糕的他，总是推着小车沿街叫卖。冬天，老王家大姑娘在零下七八度的磨房里产下了他的孩子，盖着四五层面口袋取暖。被掌柜太太撵走，搬到一个草棚子里去了。生下第二个孩子以后，王大姑娘就死了。两个儿子全靠他抚养。人们又议论，说他小儿子长得特别慢，两个月前看着是那么大，两个月后看还是那么大。冯歪嘴子任凭人们奚落，他平静地过自己的日子。如此这般，大街小巷每一个茅舍、每一个篱笆后边，都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这里的小人物几乎都冷漠自私、喜欢传话，夸大事实，瞧热闹不嫌事大。人们竭尽看笑话之能事，多像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鲜明地表现了人们麻木、无同情心的心理。《呼兰河传》里非苦即悲，女性的疾苦描写得让人心碎。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孙二人一起快乐地种黄瓜、倭瓜、玫瑰。。。。。。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我把他的草帽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然后祖父就戴着满头红通通的花朵进家门。祖母大笑，父母亲也笑，祖父也笑了十多分钟，我在炕上还打着滚笑。小说的第三章，作者用轻松愉快的儿童语言，通过后花园的生活，如此这般写慈爱的祖父，写“我”的一段童年，才是全书最难得的一抹亮丽暖色。相形之下，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多是选择健康、优质的事物写，萧红选择的对象，尽是落后的、劣质的事物。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的结尾模糊而悠远，令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沈从文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无限的牵挂和期盼。天保知道弟弟喜欢翠翠后，为了成全弟弟，他外出闯滩，结果意外而死。傩送觉得哥哥的死自己有责任，于是，抛下翠翠出走他乡。在一个雷电风雨之夜，爷爷毫无征兆地离开人世。留下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回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此终难避免悲剧。于是，一个如梦如幻的爱情故事陷入悲剧结局。
《呼兰河传》第七章算是小说的结尾部分：说冯歪嘴子（大的孩子会拉着小驴到井边上去饮水了。小的会笑了，会拍手了，会摇头了。给他东西吃，他会伸手来拿。而且小牙也长出来了。微微的一裂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来了）。再后面的“尾声”，提到祖父的死，有二伯的死，对于冯歪嘴子，她说“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又写道：“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确实写出了萧红的风格。正如茅盾先生评价所言：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儿，一串凄婉的歌谣。
《边城》是一部三四万字的中篇小说。除了“题记”，用“二十一”表示了它的章节长度。里面有名字的不多，且人物关系简单，爷爷和翠翠，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在《边城》里，作者惜墨如金，着重塑造了作为爱与美化身的翠翠形象，并将她的爱情当做重头戏来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边城》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关于旷野渡口的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翠翠之爱始终处于朦胧状态。她听到傩送唱歌，希望小伙子再来唱歌，表现了羞涩微妙的心情。她渴求爱情，与傩送之间发生的一切是那么敏感，又始终保持着青春少女的害羞。对爷爷常常提起的有关话题与人物，总是回避。喜欢一切与爱情有关的事物，却又怕人察觉。打开《边城》一路看去，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字里行间构建的一幅幅美景，会轻轻拨动读者心上那根细细的弦，在心灵上奏响最柔美的乐声。书中处处洋溢的自然纯洁、真挚的人性美、崇高的爱情之歌，不能不令人动情。
《呼兰河传》属于长篇小说。十余万字，共分七章，还有尾声。除了祖父和“我”，还有拴马车的老胡全家人、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写了众多人物，却没有主角，“我”只是贯穿作品的线索人物。对诸如“有二伯”这样一个佣人，萧红专用一章的篇幅（20多个页码）来塑造他：“我”家的厨子叫有二伯，三十年前就来到家里，他的性情很古怪。有东西，你若不给他吃，他就开骂：“他妈的，王八蛋，兔羔子，有猫狗吃的，有蟑螂耗子吃的，就是没有人吃的”！你若给他吃了，他就说：“你二伯不吃这个，你们拿去吃吧”。他喜欢和天空的鸟说话，喜欢和大黄狗谈天。要和人在一起，就一句话没有了。一旦说话，也是很古怪的。使人常常不得要领。有二伯的行李，睡觉起来就卷起来，用绳子捆着，好像他每天要去旅行的样子。有二伯穿的是大半截子，既不是长袍，也不是短衫，宽衣大袖，正好到膝盖头。他还喜欢卷着裤腿。有二伯走到街上，人们都不知道他是哪个朝代的人。有二伯走起路来是端庄沉静的，好像一位大将军。这位“大将军”却不止一次偷主人家东西。有二伯身处被奴役地位，但他毫无觉悟，健忘自傲，是个活脱脱的“阿Q”似人物。同为天涯沦落人，他对小团圆媳妇的惨死竟无一点同情。当他参加完葬礼，童年的“我”问小团圆媳妇怎么死的，埋葬情形如何时，他竟说：“你问这个干什么？人死还不如一只鸡。一伸腿就算完事”。却连连夸赞老胡家的豆腐饭席面：“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般。第五章里，萧红用长达40多页的篇幅，细致刻画了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她既是传统文化和封建陋习惯例中生活的普通女性，也是封建陋习惯例杀人的执行者。小说重点刻画了她善良背后的残忍，节俭背后的愚昧，因循背后的守旧。比方：对自家的团圆媳妇横看横竖不顺眼，嫌她个子太高，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吃饭要吃三碗等等。为了让小媳妇更懂事，更听话，更符合封建规范，她以“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心理，施以毒打折磨。媳妇得病后，不仅夜里偷偷剪断人家的大辫子，还听跳大神的话，要给媳妇用开水洗澡。小团圆媳妇怕羞不肯脱衣裳，当婆婆的竟然在看热闹的众人面前，喊着号令，强行给媳妇扒下衣服。她用滚水烫了三次，烫一次，昏一次。硬是把小团圆媳妇活活折腾死了。为这个媳妇损失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做婆婆的想起来就哭，终于哭瞎了一只眼。“有二伯”和小团圆媳妇婆婆的形象，不禁让我联想到，萧红不愧为鲁迅先生所提携，深得几分影响，她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将旧中国的国民性刻画得入木三分。呼兰河这座小城的生活，在萧红笔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即便没名字的人物，诸如大泥坑里外祖母打外孙的、买卖麻花之间的，唱戏时同胞姐妹相聚等，其场面和情节也是铺排到位，引人入胜。整篇小说多姿多彩，生动自然，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使我也跟着神游呼兰河小城，随着作者的高兴而高兴，苦闷而苦闷，悲伤而悲伤。 《边城》与《呼兰河传》两篇小说，风格不同，篇幅不同，故事容量和笔墨重点不同。前者故事更集中，重点更突出；后者的场面更丰富多彩，人物更栩栩如生，且富有市井气息。南地作家沈从文的文字秀逸隽永，诗意绵长；而北国作家萧红的文字汪洋恣肆，铺陈浩荡。前者读来，字字珠玑，美得心旷神怡，纯净得可以荡涤灵魂；而后者看去，更像一幅人间烟火浓郁的长卷风俗画，引人注目，发人深思。
《边城》这篇小说以真挚的感情、优美的语言、浪漫的思绪，以湘西的人情自然风俗为背景，倾诉了作者对湘西的眷恋，对自然的感怀，呈现了湘西人民淳朴的人性和理想的人生情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沈从文特殊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审美，在这里得到最完美的表现。《呼兰河传》以萧红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线索，叙述了以呼兰河为中心场景的乡土人生和小城故事，展示了乡民的生存情况和精神状态，折射出故乡黑暗、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揭示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陋习对人民的束缚与戕害，也暗示自己客居他乡的孤苦，对家乡及童年美好生活的深刻思念。简言之，《边城》抒写的是理想家园，而《呼兰河传》反映的是社会现实。
沈从文，湘西凤凰县人。凤凰城墙外绕城而过的清澈河流，是他儿时的乐园，曾给予他无穷的享受。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十五岁当兵。五年的行旅生涯，大部分时间辗转于湖南沅水流域。对水的生命体验，培养了沈从文特殊的审美心理，转化成他小说优美的诗意，成长为独具个性、声誉卓著的小说家。1928年后的沈从文，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在社会上也有了令人羡慕的地位。但他发现，自己始终与都市文明有一种难以消除的隔膜。他将这种隔膜，称为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隔膜。因为他的生命情感已经留在了那个给他生命知识和智慧的湘西。每天坐在屋里，耳朵里听到的，不是都市大街小巷的汽笛和喧嚣声，而是湘西的水声、拉船声和牛角声……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这点感情在我的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降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萧红，她的童年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度过。九岁时，随着母亲的去世，父亲迎娶继母后，对她愈来愈寡情薄意。只有从年迈的祖父那里，萧红才可享受到些许人间温暖。也是15岁那年，为了上中学，萧红和他父亲整整斗争了一年。终于在祖父的支持下，实现了去哈尔滨读书的愿望。初中刚毕业，严苛的父亲就逼她嫁人。为了读书，为了自由，她两度出逃，20岁时被父亲开除族籍，孤身在北平飘荡。终其一生，未再跟家人妥协。萧红试图靠近温情取暖，跟着丈夫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两个男人又都离开了她。幸得端木蕻良1938年与她结为伉俪，成为萧红志同道合的战友与爱人。然而，她总是被战争的动荡和烟火追赶、困境迭出。正当人生的黄金时期，不足31岁的萧红病殁香港。那天是1942年1月22日！作者晚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定总是被寂寞苦闷的心情包围着，于是，她情不自禁地会想起童年和祖父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一起劳动，一起念诗的时候。祖父慈祥的面庞深深地印入作者的脑海，心里每每感到春风般和煦。我猜想，《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正是萧红怀揣如此这样复杂的心境完成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正是这美丽的花园，构成了作者童年快乐自由的生活，在萧红这样受封建传统观念统治的不幸女子看来，自由是多么弥足珍贵啊！这大约也是萧红从未割舍过对故乡热爱，并且创作这篇小说的动力之一吧。
沈从文认为，一个人仅有现实的世界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带有诗意的世界，即理想的世界。让我们先看《边城》中一段文字：两省接壤处，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还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正是沈从文要表现的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乡下人原始、淳朴的人性和人生，正是他崇尚的自然人性，正是民族理想的精神和人生状态。因此，《边城》被评价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本。”“中国小说牧歌传说的顶峰之作”，也是理所当然、名副其实的。
《呼兰河传》的作者，意在表达对旧中国的扭曲人性、损害人格的社会现实之否定态度。萧红的这种创作动机，仍然与她的自身经历有关：
童年的家庭是荒凉的，成年后两度寄生家庭生活又以失败告终。。。。。。纵观萧红整体的生命，乃荒凉多于温馨，伤感多于如意。她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坎坎坷坷、多灾多难。可以说，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同命运拼搏的一生。悲凉的景观、伤痛的心灵，已成为与她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这座小城在萧红笔下必定是荒凉、寂寞的。且看，萧红是如何写东北地域乡民在物质与精神上生存状态的：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衣来地过去了。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老了也没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茅盾先生评价说：感情上一再受伤，使她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把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给隔掩起来了，且没有投身到工农工农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呢？所以，直到我读完《呼兰河传》的最后一页，寂寞与悲凉的感觉始终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总之，从小说的立意和效果看，无论是《边城》展现了美，还是《呼兰河传》揭示了丑，两位作家通过作品，都很好地实现了改造国民精神这一共同的创作理想。他们虽然视角不同，路径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殊途同归吧。
岁月悠悠，几十年过去了。作为新中国的女性，跟小说中的女性相比，我感到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美好时代。湘西边城与呼兰河城——这两处小城镇，因两部成功的小说，使它们从此拥有了文学的恒久魅力。回望这段学习《边城》与《呼兰河传》的过程，就像是与两位作家先驱在神交。在发黄的书页中，我们可以彻夜长谈。是他们给予了我丰富的知识、精神的启迪。更重要的是，从两位作家身上，我获得了无法言说的力量！ （责任编辑 杨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