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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蒙古高原的地理与早期文化起源 俯瞰亚欧大陆，从最东端往西，一直延伸到中亚地带，是一片横亘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也就是现在的蒙古高原。 它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脉，北界萨彦岭、肯特山、雅布洛诺夫山脉和外贝加尔高地，南临阴山山脉，包括蒙古国的全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北部的部分地区，也即清季以来所称的内、外蒙古，还可称之为塞外等。其地大部为古老台地，西北部多山地，东南为广阔的戈壁沙漠，中部和东部为丘陵，是整个欧亚大草原的东段地区。 《李陵答苏武书》中记载塞北“胡地玄冰，边土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茄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长春真人丘处机途经塞北曾赋诗曰: 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 上述两段诗文正是对蒙古高原地理风貌的最好写照。  蒙古人肇起朔漠以前,蒙古大草原上曾有过诸多民族在此繁衍生息,数个强大民族政权更迭而起。真正的游牧民族的出现最早可追述到公元前300年左右。 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采集文明之后产生,与农耕文明几乎同时兴起。就其生产方式与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于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因此可以算是一种相对低层次的文明形态。畜牧业最终发展成了游牧文明而不是像现在意义上遍行的那样定居圈养 或放养的模式,有其自身的原因。美国学者拉铁摩尔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畜业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对野生畜群的松散性控制发展来的,其具有比较大的移动性。  因为如果没有明显的优势,就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弃游牧而选择定居。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匹的驯化、饲养和使用。马的驯化为游牧文明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对于放牧的畜群能够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 拉氏指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态特点决定了定居畜养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摈弃,更不用论及定居农业了。他认为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的分离并且敌对,是和使用马厩饲养的驾车的马与使用在草地上放牧的乘骑作战并供饮食马肉和马乳的马的差异性有关。换言之,和驾驭马与乘骑马技术上的 差异有显著关系。 笔者认为，草地放牧的马比马厩饲养的马工作能力小,因此需要的数目就大,这种需要又引起对牧场以及一种可以使人由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的社会组织的需要,基于此,草原游牧和迁移成为常性。  二.蒙元建立之前蒙古高原的文明历史 匈奴民族是我国古代第一个统一了大漠南北的的游牧民族,之后鲜卑、突厥、回鹊、契丹等部族集团,先后勃兴于漠北,争夺蒙古高原霸主地位,并在这里建立起一系列强大的游牧帝国,使蒙古草原成为他们一次又一次展示力量的历史舞台。 这些草原帝国强盛一时的同时又如烟花般地消亡,而从瓦解的昔日草原霸主羽翼下分离出来的游牧诸部族,也就再一次又一次地以新征服者为核心,迅速融合到了游牧民族共同体中去,以新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了新的轮回。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草原游牧民族“不得不耗费绝大部分精力方才发展起维持起码生活的种种方式”,“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社会”。  笔者窃以为汤氏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又有失偏颇。草原游牧民族的历史时断时续,文明传承无法完整地继承下去,但毕竟有其文明遗迹留存于世,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习俗和方式等,在后续民族中也可见到。蒙古语中的腾格里“”一词有“天空”、“天神”等意思,是仅有的几个可以从现代形式追溯到古代形式的蒙古语词之一。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谓天为`撑黎”，突厥文碑铭中“天”写作,唐代译作“登里”或“腾里”。“”、“撑犁”、“登里”或“腾里”显然是同源同义。怪论习俗,匈奴“七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索隐》上音式绍反,下音陆两反。少长谓年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母弓,《索隐》上音弯,如字亦通也。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而蒙古人“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能左顾而射右,……其步射……能有力而穿札”。 可见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其中确有一段继承的历史。草原诸民族迅速兴起,又急速湮灭,在这种周期性的轮回中,统一的部族联盟或国家政权瓦解,也并不能代表民族的完全消亡。 匈奴大帝国中就有丁零、乌桓等非匈奴族部族,檀石槐建立的鲜卑联盟中收纳了万匈奴部族,突厥汗国中也包含了铁勒、柔然人等成员。后来成吉思汗所建立之大蒙古国中也容纳了克烈亦惕、汪古和乃蛮等突厥部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融合。因此,草原文明的延续很可能是以一种隐性的传承存在的。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统一大漠南北并建立国家政权的民族,在蒙古草原活跃了年。冒顿单于时期的匈奴单于国是一个“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弓骑帝国”,有人就提出正是匈奴人发明了马橙,增强了骑兵在马上冲锋时的战斗力。匈奴人的第二个优势是他们使用的复合弓,远远超过了西方的任何同类武器。站立在马蹬上,他们能够向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射箭。  其后控制大漠的是鲜卑人,匈奴西迁后鲜卑人尽有其故地,留在漠北的匈奴多万户均并入鲜卑,势力逐渐强盛。拓跋部于世纪中期建立北魏王朝统治北方中国达余年。鲜卑人主要以游牧为主,善骑射,所制“角端弓”是古代赫赫有名的利器。 与鲜卑人同时争雄的还有柔然人。鲜卑拓跋氏锐意进取中原,与中原诸政权互争长短,给了北方的柔然人以可乘之机。柔然人强盛时,尽并匈奴残部,整个蒙古高原和周围诸族纷纷来附,势力遍及大漠南北。之后的霸主是突厥人。 他们起初是柔然人的奴隶,为柔然贵族锻铁,被称为“锻奴”,后打败柔然,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游牧的突厥汗国。回鹊兴起于世纪中期,唐朝时期将突厥灭亡,建立了一个回鹊汗国,后来被黯嘎斯所灭。 契丹人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辽国强盛时期,其疆域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包大漠,后来为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其后女真人兴起占据中原以后,没有对蒙古高原进行直接管理,更偏重中原和辽东地区。漠北地区没有了占绝对优势的草原霸主,草原上出现了权力真空,为蒙古人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总结 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草原游牧帝国的每一次兴起都爆发出令世人瞩目的光芒,草原文明呈现出一种断断续续的不连贯性。姚大力先生称其为草原文明的低度发展阶段。 在蒙古草原出现的这些民族政权和游牧帝国,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部民居住分散,政权组织也比较简单松散,而且地广人稀,空间跨度大,即使统一的游牧帝国建立,也不能像中原政权那样,在政权范围内划分固定行政区域进行有效地管理。而且各政权的行政组织与其自身的氏族组织彼此结合,靠血缘关系为纽带,按照氏族部落组织进行管理,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笔者认为，当然,这种政权组织和管理形式建立在当时游牧生产方式之上并且与之相适应的。草原上的诸民族己经有了自己特色的手工制造技术,如角端弓、马橙、盔甲等,而并不是一片空白。其生活习俗、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技术等日积月累,不断向后起的游牧民族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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