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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是亘古不变的呢？我们可能很难说出某个实物。但对于'永恒'的追求，恒久以来也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精神之中。因而在这样的视角下，一些客观来说基本不可能亘古不变的事物，即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一柄在近年来被日本视作国宝的宝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1、 重见天日的神奇宝刀 日本明治七年（1874），位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迎来又一位大宫司菅政友。自古以来，神宫都是日本天皇朝廷的武器库，珍藏了古往今来的大量器具。因而在任期间，菅政友花了大功夫将石上神宫保存的物品进行了清点。结果这一清点，菅政友就发现了一件奇特的宝物——一柄主体类似于矛，但两侧又各自交替伸出三条枝刃的宝刀。  一加三再加三，作为大宫司的菅政友敏锐地意识到，这柄奇特的宝刀可能与日本经典《日本书纪》之中记载的'七枝刀'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在当时，神宫里的众人只知道这宝刀被习惯性地称为'六矛叉'，用作每年夏天举行祈求丰收的祭祀仪式的礼器，其他的一概不知。因而看着宝刀黑色铁锈之下若隐若现的金色痕迹，菅政友大胆地决定——打磨宝刀，找寻铭文，一探究竟。 通过手动打磨和肉眼观察，菅政友在刀的正反两面分别找到了三十四个和二十七个汉字铭文。但在一百多年前，菅政友的打磨水平自然是非常有限的。他大致辨别出铭文的第一个字是'泰'，但第二个字好像是'始'，却又不那么像。所以之后，通过再研读其后的文字和比较《日本书纪》的记录，菅政友推测，这柄奇特的七支刀可能铸造于中国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学者福山敏男通过研读菅政友留下的铭文拓片又提出，送刀的人应该是百济王世子。  2、 宝刀与中日韩三国领袖 一柄在日本神宫中储存了一千多年的，被视作本国祭祀礼器的刀，为何会刻着中国帝王的年号，又写着由朝鲜半岛的百济王世子铸造呢？要梳理这个关系，我们还是得再看看铭文的第一个字——所谓的'泰始'。 无可争议的是，菅政友是第一个亲眼看到铭文并进行研究的人。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研究立场也是较为中立的。而限于他当初的打磨水平，后人再看到的铭文非但不比他看到的清晰，还多了不少菅政友在打磨中造成的新线条。所以对于铭文的研究，参考菅政友的最初观点是迄今为止做稳妥的办法。  但细说'泰始'这一年号，它在中国历史上却不只出现在晋武帝时期。历史上的另一个'泰始四年'，出现在南朝刘宋宋明帝时期，也就是468年。如果结合《日本书纪》记载的七支刀来日是神功皇后摄政五十二年，那么晋武帝的泰始其实是可以直接排除的。且再结合学界普遍认可的《日本书纪》的日期可能提前了两百来年，宋明帝的泰始四年（468）其实正好。 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之下，七支刀关系到的中日韩的三国领导者，就变成了南朝宋第七位帝王宋明帝刘彧、日本第二十一代天皇雄略天皇和朝鲜百济王世子。  3、 宝刀背后的东亚局势 别说是雄略和百济王世子，就是宋明帝刘彧，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闻所未闻。但日本国宝七支刀上的铭文，却真实地将这三个看起来毫无联系的人联系了起来。那么，在宋明帝泰始四年（468）东亚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的认识中，中日两国的交往最早发生在汉代，汉倭奴国王金印即是见证。再之后，两国的交往主要发生在唐代，遣唐使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外国使者。然而东亚各国的交往，事实上远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  公元五世纪，那是中国分裂为南北两朝的时代。盘踞南方的刘宋王朝，在建立期间为平定叛乱，发展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有了较为发达的航海技术。这便使得刘宋可与朝鲜、日本，不再经过北方陆路而产生联系。刘宋时期，高句丽、百济与倭国等相继多次来到国力强盛的刘宋朝贡便是例证。 朝贡关系的存在，让我们不难理清彼时东亚各国的联系：宋明帝是在雄略天皇与百济王世子之上的宗主国君王。所以人们在产自百济的七支刀上也纂刻了中国年号。而在雄略天皇与百济王世子之间，我们用'相爱相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即较为妥当。 作为邻国，百济与倭国素来有竞争又有合作。即便是在他们都向刘宋俯首称臣时，双方的较量也并未停止。但毕竟名义上都是刘宋臣民，百济与倭国也不好闹得太僵。于是在百济享有重要政治权力的世子，于某日实验锻造出一柄形状奇特的宝刀之后，让来访百济的倭国使者将刀带回送给天皇，以修两国之好。这也是《日本书纪》之中记载的百济献七支刀、七子镜等珍宝以求友好一事。  因而说到底，七支刀是五世纪东亚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缩影。中国作为核心引领着其他国家，而百济与日本有竞争，但更渴求合作与和平。是他们多方协调共同塑造了五世纪的东亚政局，又留下一柄七支刀，祈愿东亚各国继续维持和平。 参考资料： 宫崎市定（日）《谜一般的七支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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