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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牛跟党 刘向军 我的名字叫“向军”，每次遇到相同的名字时，不用猜，叫这个名字的人十有八九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产物。——“全国人民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党的号召。父亲给我起这样的名字，当然是对党的号召的积极响应，虽然这并没有使他避免在“WG”中被批斗得死去活来。 和我的名字相比，我的同学“牛跟党”的名字就更加积极而响亮了。“永远跟党走”，“跟党”，每一次呼唤，都是一次提醒。 我和跟党同生于一座小山村，同生于1966年，都属马，几乎出生于同一个月。除了名字不同而其革命的积极性相同以外，我们还有两个不同：他住在村子最北头，我住在村子中间；他的家庭成分是典型的贫农，我家的成分是下中农。 7岁那一年，到了上幼儿班的年龄。跟党从200米远的村子北头来到村子中间的小学上学，我也去上小学，不过，我家就在村子小学的斜对面，只需走几步路。总之，从那时起，坐在黑暗的山村窑洞教室里，“向军”和“跟党”成了同窗——窑洞教室只有一个不大的木格子窗户。 跟党他爸长着一张四方大脸，浓眉毛，红脸膛。他姓牛，性格也沉默寡言，是一位一颗红心跟党走的朴实勤劳的老牛般的农民。跟党也继承了他爸的相貌和性格特点，一样的四方脸，浓眉，不过，儿时他的脸庞没有他爸那么红。现在想来，那是因为在地里干活少，晒太阳少的缘故吧。在小朋友们中间。跟党是显得最木讷的一个。虽然他也跟着大家一起跑，一起跳，一起闹，但他从不带头，只是跟着大家。他也会开心地笑，笑时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但是他的话并不多。 跟党的家也确实更穷。除了学校给我们发的语文和数学两本课本外，他家一本其他的书也没有——《毛主席语录》本肯定是有的，写字用的铅笔也没有，写字用的本子更没有。 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学们普遍不再用石板、铁板和石笔了，而开始用铅笔和小本子写字儿了，可是跟党几乎总是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的父亲那时是中学老师，所以我常能够从父亲那里得到一些或长或短的铅笔头和没有用完的笔记本，这让我的小同学们都很羡慕。 有一天，跟党和我私下商量，想买我那一本儿没有用过几页的32开的皮笔记本。白送给他，那是不可能的，我自己还珍惜得要命呢。但要卖给他也让我为难，我知道他家是穷的，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不知怎么的，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他拿鸡蛋来交换。其实也容易理解，那个年代，老母鸡的屁股就是农户人家的小银行。那时的鸡蛋似乎是5分钱一颗。我忘记了他最后给了我8颗还是10颗鸡蛋。他当然是一次两个一次两个地悄悄把鸡蛋从家里拿来给了我，我则狠狠心把那珍贵的笔记本给了他。 记忆中，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交易——最原始的物物交易。 我们那个小班级总共有12名同学，我当然地被老师指定为班长，因为我几乎总是班级第一名，无论背书、作业还是考试。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记得很清楚，我拿着课本在我们的窑洞学校院落里放声专注地朗读《三战狼窝掌》这一篇很长的课文。这是一篇关于农业学大寨的文章，老师居然要求我们把它全部背下来。而老师又安排我给学习差的学生补课，所以我只能抓紧时间背书。 不一会儿，我吃惊地发现。在我的身后，我们班的其他小同学一个个拿着书本排成一排，跟着我一起有节奏地左右轻轻摇晃着身体放声朗读课本。我看到我们的张老师叼着他的小旱烟管蹲在院子里土砌的乒乓球台上，一口一口地喷着烟雾，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我忽然觉得挺自豪，又挺难为情。 在我们的小班集体里，有两个小同学的成绩也挺优秀：一个是一名女孩儿，叫马春萍；一个是一名男孩儿，叫回小亮。 有一次数学小考试，我又考了100分。不料，回小亮指着我的试卷说：你这个“试卷”的“试”字写错了，多了一撇，应该扣掉一分。我一看，可不是，“试”字确实写错了，但我心里不服气，我说：这是考数学，又不是考语文；而且这个“试”字是写在卷子的开头的，不是答卷的内容。 也是在那个时候，年幼的我朦胧地知道，小孩子彼此之间也是有嫉妒之心的。 有一天课间时间，我正坐在自己的课桌前，跟党走到我的身边，他的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没当一回事儿，我以为不过是平时的亲近嬉闹。忽然，跟党抡起拳头在我的后脑勺上狠狠地打了一下，这一拳打得我有点发晕，又有点发呆，跟党讪笑着跑开了。我心里很生气，但没有哭泣，也没有和他打闹，更没有给老师告状，并且后来我和他依然还是好朋友。 后来才从聊天中知道，跟党不知道从哪里听说在人的脑袋上砸一下，就会把一个孩子砸笨了。原来，他是想试一试看能不能把我也砸笨了，让我的成绩变差起来。我也曾因此莫名其妙地担心了一段，但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 一转眼，小学毕业了。在升初中的考试中，我是全乡镇成绩第二名——外村一个留级的女孩儿是全乡镇第一名。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我的那些小同学们到县城读初中去了。那一年我们都是12岁。 我的另11个小同学最后都只读到初中，有的连初中也没有读到毕业。他们要么回到农村开始种地，要么早早地嫁人生儿育女。我成了我们那一届同学的另类，我极少回到农村，即便回到农村，也在各自忙着家务，有限的时间里边几乎不曾和同学们再见过面，偶尔见了面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那是，我们都那样年轻，见了面还不会套近乎，不会寒暄，不会打哈哈。 记得有两次曾在村子里遇到过跟党。我们面对面地遇上了，我很想和他诗意而热情的交流一番，然而，等到我要张嘴的时候，他已经打个哼哼离开了。我为我自己的自作多情而尴尬——长年在外读书的年轻我和一个年轻地道的农民同学，都不知道该如何找到共同的话题。 步入青年的跟党，身材魁梧结实，浑身散发着力量、质朴、韧劲，脸色也更加像他父亲，四方脸，红脸膛。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听说跟党死了。原因是他和他的未婚妻在河北某地打工时，下工了，他在收拾工具时要拔掉地上的一根铁棍，不料旁边的电线短路，他当时就被击倒了。虽经紧急抢救，终于没能挽救过来。他的未婚妻哭得昏死了几次。 对于他的死，我就略略地知道这一点。我清楚地知道的是，他是我的同学中第一个死掉的人。 近日我在整理我先前的日记时看到1987年8月25日的日记上有几句记录到跟党死亡的话，因了那几句语焉不详的日记，我写了上面这些回忆的文字。 1987年，跟党死的那一年，我们都是21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和我一样，今年都是54岁了。算起来，他已经死亡34年了。 跟党的全家几乎全是文盲，跟党又死得早，在日显凋零的村子里，早已没有多少人还知道这个村子里曾经有一个叫跟党的人活过，更没有什么人会提到他。 我且以此文祭奠我儿时的这位小同学，也祭奠那一去不复返的少儿时光。 2021.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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