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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静语》邮箱1225077169@qq.com 欢迎老街坊们投稿。 革命知识青年之歌 音乐： 中央乐团合唱团   1968年12月下旬，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怀揣梦想，告别亲人，来到中条山腹地一个叫垣曲的县城，然后被分配到王茅公社北河大队插队。作者（前排右一）1971年参加垣曲县第十次团代会王茅公社代表留念北河这个知青点比较特殊，是为了安置随后投亲靠友的零星北京知青而增设的知青点。知青们三三两两，先后而来。这里民风淳朴，不论是村干部还是老乡都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习惯叫我们“北京大学生”，其实我们不过是刚走出校园的中学生。由于我来队最早，又是高中生，能吃苦，不久后被任命为北河知青点的小组长。北河人数最多的时候共有二十个知青。
1970年春，大队支书娄海全找我谈话，要我到北坡小学当老师，接替知青吴小荣的工作。我既开心又忐忑，开心的是不用干农活了，担心的是能不能当好这个老师。在大队支书的鼓励下，我走进这座窑洞小学，做了近两年的代课老师，和十几个山里娃结下了不解之缘……北坡生产队是北河大队最偏远的一个山村，它们分别是以魏、马、付、李、宁、王姓冠名的六个自然庄组成的，居住很分散。学校居中设在魏家庄。由两孔半土窑洞组成，坐北朝南，西边一孔是教师办公室兼宿舍，东边那孔是教室，挨着教室那半截窑洞是灶房，垣曲土话叫“锅底哈”。一至四年级十八名学生都集中在这一孔窑洞里学习。叫一人校(一个老师)，四级复试班，当时这种学校在垣曲很普遍。教室的黑板是抹在窑洞壁上一块大约两平方米的矩形水泥墙皮，上面刷着些黑漆。两大排木板搭建的长条课桌，凳子由学生各自从家里带来，长短高低不等，参差不齐。低年级坐在前边，高年级在后边。窑顶上方是一个打麦场，夏、秋用来打场、晒粮食，平时就是学校的操场。学校的厕所男女混用，就在院子西南角，地堰下挖了一米深的窑崁，外边用土坯围起来，只留一个口出入，里边挖个坑，放个陶瓷缸，上边放两块石板。缸里放根木棍，以防大便时，粪便溅到屁股上。旁边还有个鸡窝，养了两只鸡。学校没有院墙，门前是一条大沟。虽说是四级复试班，但年龄跨度很大，一个年级的学生相差两三岁之多。一年级学生七八岁，四年级里最大的有十五六岁。当时我刚满二十岁，一脸稚气，其实就是个孩子王。因为是自然庄，学生分布也不均匀。李家庄学生最多，三户共有六个学生，只要听到叽叽喳喳地哼唱眉户小戏的声音，就知道这是“大部队”来了。王文忠是李家庄的外来户，读四年级，他个头儿最大，虎头虎脑，虎背熊腰。学校用水主要是他挑来，长年坚持，分文不取。山泉在学校和他家中间位置各一里地远，他上学挑一担水送学校，放学担一担水回家。他家从河南逃荒而来，说话乡音未改，常常把“中”字挂在嘴边。文忠，去挑水吧？“中——”文忠，帮同学扫地吧？“中——”很是勤快。付家庄离学校最远，路也最难走，坡陡沟深，山路十八弯。这个庄上有五个学生，三个四年级付姓学生是堂姊妹。还有两个是郭冬棉和她的妹妹。郭冬棉是付家庄的外来户，但与邻居们相处和睦。家里姊妹多，她是家中老大，当时是二年级。她妈妈很能干，去她家吃派饭时常有些好吃的，至少有一个鸡蛋。除了饭菜可口外，还乐于助人。插队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不会拆洗棉衣和被子，郭冬棉的妈妈帮我拆洗过几次。最让我感动的是，那年冬天，她妈妈帮我拆洗被子时，看我的被子单薄，就让冬棉给我送来了一床里面三新的棉被，我怎么谢绝也不行。给她钱也不要，只好收下。这个冬天很温暖，这让我终生难忘。王家庄、 宁家庄、马家庄、魏家庄都是一户人家。王家王竹棉姊妹三个分别是四年级、三年级和二年级；宁家一个女孩，二年级；马家两个学生，兄弟两个，哥哥马利民三年级，弟弟马中民二年级；魏家两个学生是叔侄关系，叔叔魏迁民四年级，侄儿魏王军是一年级。魏迁民是班长，也是我的好助手。魏王军年龄最小，长得很机灵。当时学校里养了两只鸡，每天喂鸡收蛋和早晚开关鸡窝门全是他的事，从没有拉过一次。同学们都叫他鸡司令。那个年代，母鸡是农民心中的“鸡屁股银行”，鸡蛋一般自己舍不得吃，大都用来去供销社换成肥皂、火柴、煤油或者铅笔、练习本什么的。学校用的粉笔也往往用鸡蛋换回。有一天，魏王军告诉我：“刘老师！那只芦花鸡趴窝里一天都没出来，不知道咋啦？”我和同学都围到鸡窝前去看，只见它趴在窝里一动不动，我说是不是病了。赶紧请教王军的妈妈。她看了一眼，笑着说，这只老母鸡是在“捞窝”，就是要抱蛋生宝宝了，要我准备一些新鲜的鸡蛋。我提议同学们一人在家拿一个刚下的鸡蛋，孵出小鸡就归自己养。学生热情很高，每人都带来一个鸡蛋，蛋壳上写上各自的名字。魏迁民从家里找来一个竹筐，里面放上碎麦秸，把鸡蛋放在筐里，再把抱窝的母鸡放进去，放在灶房里。王军妈妈还告诉我，母鸡抱窝不能惊扰，要放在僻静处，每天下午喂一次食，喝一次水。同学们轮流值日，就像伺候月子一样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它，期待自己名下的小鸡出壳的那一天。二十天之后，十几只毛绒绒的小鸡先后破壳而出，那些日子，我的生活又多了些乐趣。你可能要问我，一个人同时教好几个年级，怎么上课呢？我可以用一首小诗来概括当时的教学现状：当时学校开设的八门课程是：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珠算、写字(三四年级写毛笔字，低年级写铅笔和钢笔字) 和劳动课 。老师给四年级上课时，其它年级做作业或预习，四年级上完课，开始做作业，再给三年级上课，依次轮回。三四年级同学都是我的好助手，有的担水、扫地擦桌子，有的辅导低年级同学学习，监督他们背书，听写生字。表现好的我奖励他可以给一年级的同学批改作业。这种机会不太多，所以享受这种待遇的大孩子在这种时候往往会像个“小先生”一样十分神气。体育、美术、音乐课都是全校学生一起上。体育课就是做做广播体操、跳绳、做些游戏之类。美术课主要是临摹，照着葫芦画瓢，没有课本，老师随机找点素材，要说画的好的要数马中民兄弟俩，有一次美术课画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其实马中民画的最接近范本，交作业时他却一边说着不太像，一边提笔在画上写了四个字：铁路工人。音乐课主要教学生唱一些流行的革命歌曲。为了弥补唱歌水平不高的短板，我还曾邀请邻村的东窑知青马骏教习歌舞。记得有一个关于“老三篇”的段子― ――“张思德叔叔在烧炭，火光映红了半边天……”边唱边舞，像模像样。那天，孩子们开心极了。珠算课也是我的短板。我插队前虽然是个高中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学过珠算。于是我就现学现卖，利用晚上时间向会计马天民请教，随后再教学生。教学用的算盘是一个挺大的毛算盘，有时我还让马利民上讲台演示，这不仅让我省点儿事，还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劳动课随机安排，一般是搞校园卫生，有时也给队里干点儿轻松的农活儿，比如拾粪、拾花柴等等。白天上课，批改作业，忙忙碌碌，时间过得紧张而充实。最难熬是黑夜，学生们都回家了，漆黑的校园就剩下我一个人，很是寂寞孤单，特别是漫长的冬夜更是难熬。除了备课、批改作业以外，我还看看书，每天把从北京带来的《唐诗三百首》抄上一两首。半年下来，竟然把它全部抄完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还没有通电，晚上点个煤油灯，早上起来鼻孔熏得黑乎乎的，嘴巴吐的痰也是黑的，有时头发也会被煤油灯燎掉一些。有一次，下了一夜的雪，天刚蒙蒙亮，我被一阵挠门的声音弄醒。听老乡说过这里曾有狼和狐狸出没，我心里虽然害怕，但还是抄起铁锹壮着胆子冲了出去。只见雪地里留下了一串动物的足迹。站到院外，举目远眺，看到对面山坡的雪地上一只飞跑的狐狸。此后一连几天晚上我都睡不好觉。好在魏迁民家离学校不远，晚上吃过饭，可以到他家聊聊天。队里小伙儿李正、付小生、马天民等人常来陪我，队干部也时不时地看望慰问，给我带些核桃、枣子、瓜果、柿饼、炒粸等吃食，让我孤独的心里感到一些温暖。学说垣曲话。垣曲方言很特别，和普通话相差甚远。比如把上叫(shuo)，把下叫(ha),把肚叫(tou)，把羊叫(yuo)，把狼叫(luo)墙叫(quo)，说话尾音不仅拉得很长，而且还带拐弯的，往往是没见到人就听到声音了！“去(qi)那多家——”“忘(wo)别火啦——”听起来像唱歌一样，有时因听不懂方言还闹出许多笑话。记得一次去王占占家吃派饭，她妈妈给我做了好吃的“油疙瘩”，她爸爸也很热情地和我拉家常，问我在这里习惯吗？偷鸡不偷鸡？我心里一怔，脱口而出：不偷鸡。其实他们说的“偷鸡”就是肚子没吃饱。还有一次，几个学生没能认真完成作业，课堂上我狠狠地训了他们。我说：“严格要求是为你们好，你们以为我是在求你们吗？”全场大笑。我忽然明白了当地方言求是骂人的话，便解释：我说的求是要求的求，不是你们想的那个球。笑声更大了。为了更好地和家长沟通，我也学着说些垣曲话，但总是不伦不类。同学们背地里常笑我，模仿我说走了腔调的垣曲话。学校的活动随农业的季节特点走，农忙时的麦假、秋假，大点儿的孩子下地干活儿，一二年级的就去拾麦穗或者捡羊粪蛋。我一般随着社员干场院的活儿，用实际行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最累的农活儿有最好的饭食，白馍、干粸可以吃到吃不动为止。我们代课老师不仅伙食比大多数老乡好，而且工分最高，除了记满勤，每个月还发五元现金。我们吃派饭也往往比招待公社干部下乡还要好些。在队里瓜地吃个甜瓜或者几块西瓜，也只是象征性地记账。记得那年吃了二十几次瓜，年底总共才扣去六元钱，这也充分体现了老乡对我们这些知青的关爱和照顾；体现了尊师重教的淳朴民风。1972年元月，我有幸被招入了几百里之外的永济农药厂当工人。心里既高兴又纠结，高兴的是终于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纠结的是舍不得这些朝夕相处的学生。因怕孩子们伤心，临走前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离开北坡时，全校的同学都眼泪汪汪，依依不舍，那场面很是感人。我说:“同学们别伤心，好好学习，以后老师会回来看你们的。”离开那天刚下过一场雪，天气很冷，同学们自觉行动起来，把路上的积雪清理干净。王文忠、魏迁民、马利民三个男生帮我抬箱子扛行李，走了三四里路一直送到北河村的公路站点上，我劝他们早点回去，他们死活不肯，等了一个多小时才等到去县城的“票车”。那时一天才发两趟车，错过了相当麻烦。他们把我送上车以后，才依依不舍地挥手离开……第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王文忠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很是吃惊：“文忠，你怎么来啦？没去上学跑到我这里干啥呀？”文忠说他已经不上学了，和朋友一起来运城买个三轮车跑运输挣钱，顺便过来看看老师。我询问了我们全班同学的情况，文忠说，四年级七个同学有四个都不读书了，一是因为学校离家远了，不方便（高年级迁至大队的中心小学上课），二是因为家里缺劳力，帮大人干活了。这让我既难过又牵挂。1974年春天，我专门回了趟垣曲北坡队，挨家挨户看了看曾经帮助过我的老乡，又到我的窑洞小学，见到了部分当年的学生，勉励他们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并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十多年后我返回京城，和他们失去了联系……2011年夏天，郭冬棉同学寻找《我的北京知青老师》的文章在网上传播 ，被在垣曲陈村插队的知青仇晶看到了，由于她的牵线、沟通，分别四十年的我们又联系上了。郭冬棉的寻师故事引起了中央电视台《向幸福出发》栏目组的兴趣，受该栏目组导演黄先飞之邀，我、吳小荣两位知青老师和仇晶、郭冬棉、马中民等人相逢在《向幸福出发》栏目组。录制节目时，郭冬棉满怀深情地为我们献上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和光荣。我和吴老师虽然都在北京，但自从分别后一直没联系过。原来，受我们两位知青老师的影响，长大后她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园丁，教书育人二十多年，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马中民也很优秀，在部队是团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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