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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因为在某考试培训论坛上指导中高考作文，而饱受批评。  余华在论坛现场的演讲，他始终侧对观众念稿。图片来源：搜狐 曾经的「先锋」作家，突然辅导起中高考作文，巨大的违和感，令人错愕。 有人说余华堕落了，说「文学已死」；也有人说，余华自己都没能考上大学，怎么能跑来教别人考试？  微博上对余华事件的评论。图片来源：新浪微博 也有人质疑，余华的新书、长篇小说《文城》才刚刚开始售卖，而在此之前，余华已经沉寂了八年，这次站台是不是一种故意炒作呢？ 
从余华的那段演讲视频中能看出，他的确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他的演讲全程念稿，而稿子写得也很不通顺，逻辑有些混乱，就连题目「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都有些不通顺、不规范。 这些都给人带来一种无法消退的违和感。 在人们的印象中，像余华这样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先锋作家」，应该与体制格格不入，甚或反叛、不合作。 余华的写作和人生，也一直给人这样的感觉。 他高考失败，没有上大学，当了五年牙医。1987年，27岁的余华在《北京文学》上发了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才算开始写作的职业生涯。 这篇小说尤其突出了荒诞感和孤独感，这不仅和十年前「大干快上」的集体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就算和八十年代的文学相比，也有鲜明的余华特点。 这才有了人们心里「先锋作家」的印象。 
之后，余华陆陆续续写出不同篇幅的小说、散文，获得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大奖。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兄弟》，再到《第七天》《文城》，他始终在突破，在独行，努力保持自己的「先锋」特性。 他的《活着》从出版以来，就不断再版，还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 电影《活着》，不仅使张艺谋奠定了世界级导演地位，也让葛优拿到戛纳最佳男演员。 20多年来，《活着》销量超过2000万册，甚至成为被盗版最多的一本书，本来是先锋作家的文学尝试却成为大众读物，这在中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活着》的影响之大，实际上也悄然进入到体制内，在中学的阅读书目中，它也逐渐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时开始，余华难免和现有教育体制发生关联。他被聘为教授，也进了作协，但他的作品仍旧受欢迎。 所以，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保持叛逆、小众的形象，和应试教育八竿子打不着。 这次他与应试教育如此火爆的相遇，是建立在一系列期望之上的。 说「文学已死」的人，期望像余华这样的作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安静地写作，让很少一部分人得到精神愉悦。他们期望文学保持高雅，余华来讲考试作文，是一种堕落，是文学「养活不了自己」的表现。 不过，文学倒从来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 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当时的英国，其受众几乎都是「下里巴人」； 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度是畅销书； 公认最晦涩难懂的《尤利西斯》，不仅每个爱尔兰人都读，而且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节日，让全民在那一天阅读...... 如果一个一流的作家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偶尔出现在大众面前，就会让人感到不合时宜。如果期望如此，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 现实的荒诞在于，明明作文写作也是写作，但却不该由余华这样的作家来指导，为什么呢？ 只要参加过中高考的人就会明白，作文写得好不好，和文学功底、写作能力，或是创造力，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 文学功底强、有思想的人，可能写得很好，也可能不及格，甚至零分。而完全不爱好文学，也不读书、不思考的人，通过考试的「专业」训练，也可以把作文写得很好，写出满分作文也不是不可能。 中高考作文，已经完全成为八股文。写考试文章，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专业。 在这个领域里，余华是外行，隔行如隔山，他自己来考搞不好都很难及格。 比较一下下面的两段文字就能明白这个道理：
第一段文字是余华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的段落，第二段是2020年浙江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 显然，在修辞上，第二段文字显得更「酷」，短短两句话，不仅有「祓除」、「薄脊」、「符号客体」这种术语和冷僻词汇，还有「欲上青云」、「因风借力」这种加强文采的四字短语。但看第一遍的时候，不仅很难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而且充满翻译感。 相比之下，余华的两句话只要有小学水平就能看懂，而且能很清楚地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但是，放在考试上，相信很多老师都会觉得这样的文字「很吃亏」。 考试作文要求在800字以内能够体现出学生掌握的词汇、运用语言的能力，甚至背诵过多少诗句和名人名言。这种要求经过几十年的锤炼，已经完全格式化了，所以才会有《生活在树上》这样的「怪胎」。 然而，写作的本质是表达。这一点早已被应试教育所遗忘，术语、生僻字、引经据典是为了表达得更精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在应试教育中，这些却成了衡量标准。 在应试教育成熟、专业的模式下，余华完全是个外行，他实际上没有能力指导。 只是，问题并不在余华，而在应试教育。 一个享誉全球的职业小说家无法指导学生写高分作文，这是荒诞的。但在中国，这再正常不过了。 我们太习惯于有一个标准，然后所有人按一个标准模式化生产。这种流水线一旦建成，接下来就是不断「异化」，最后与初衷背道而驰。 
中高考规定的科目，本身是为了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对知识的基本认识，培养一个人的基本素质。 但是，当学习和就业、财富、地位甚至权力挂钩之后，教育就变味了，培养的不再是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人，而是「做题家」。 在这种风气的趋势下，作为学生的个人，实际上参与到了一种舍本逐末的训练中，答题技巧原比知识本身重要得多。 于是，违和感就产生了。 学生们可以在完全不运用逻辑的情况下，通过背诵公式和解法来解出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的复杂数学题； 也可以在完全不读书、不思考、不沟通和表达的情况下，通过答题技巧答对阅读，写出作文； 还可以在完全不用口语交流的情况下，回答出英国人都所知不多的英语语法题...... 这样的学生，一个个都是「黑白房间的玛丽」，他们从没见过色彩，却能够答对关于色彩的所有题目。 当高考结束后，绝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知依旧停留于孩童阶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学过知识，只是学会了一些特定问题的特定解决方式，这些解决方式在高考以后就不再「有用」，自然也就忘掉了。 
余华本应指导中国人写作，但在实际情况下却完全没有能力指导，这不是余华的悲哀，而是时代的悲哀。 1979年，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Issac Stern）来到中国，他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音乐技巧可以完全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但却对音乐本身一无所知。他遇到的中国的学生，都拥有熟练的演奏技巧，但完全忽视了音乐的本质，即通过声音来表达内心的感受。 他意味深长地感叹，如果中国人能够学会音乐，而不是音乐技巧，未来将不可限量。  斯特恩受邀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这段经历被拍成了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图片来源：豆瓣 可是，40多年过去了，「斯特恩之问」对于中国仍然是尖锐的，教育的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 余华这样的作家，不但没有能力指导学生的写作，反而指导本身还要引起争论，还值得辩论一番。 继而，人们感叹「文学已死」，可是，文学在这片土地上真的「活」过吗？ 文学在中国始终是边缘化的，一流作家的写作水平很少得益于应试教育。 余华没有接受过完整的应试教育，也许是他的幸运。 中国教育远远没有走入良性循环，相反，这些年余华们越来越少，应试教育责无旁贷。 如果在未来的某天，中学生写作文时是以作家为榜样，作家能够再正常不过地指导写作，而不至引起争议，那么，文学的问题解决了，教育的问题也解决了。 只要余华还活着，应试教育也还活着，这种违和感，也一定会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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