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头条]张海青的散文《父亲是个老农民》

父亲是个老农民 

年过七旬的父亲一直在村前寨后的田地里刨食，是个地道的中国式老农民。

  

1  

在当下国民经济飞速的进程中，大量农民涌进城镇。湾子里原本在籍人口685人，而平日里常住人口不过三五十人，且大多为老人和小孩。随着劳动力逐年外流，湾子里大量肥沃的水田旱地弃耕抛荒。  

对土地抱着朴素感情的父亲，看到曾经养活了几代人的良田沃土荒草丛生、鼠兔成群，总是显得忧心忡忡。即令有几个异乡人来湾子里租田种稻，看着那轰隆隆的大型机械操作方式，父亲不甚放心。用他的话说，田地必须要精心养护，而不是简单翻耕就能播种产粮。  

正是源于这种感情，父母亲又一次置我的忠告于不顾，偷偷将家那个“当家田”反复翻耕后种上了水稻。这块面积四亩的水田尽管曾经是我们一家人的饭碗，但却实在是我年少时的梦魇。当年，一眼望不到头的金黄，父母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而让我却常常失去挥动镰刀的勇气。插田时，身后那白茫茫的水面更是令人质疑何处是尽头。  

出于年少时的心悸，我多次规劝父母亲不要再亲力亲为地耕种了。抛荒，父亲是绝对不答应的。转租，父亲同样也不愿意，用他的话说，这田地只有在自己手上亲自耕种才能放心。否则，晚上根本无法安睡。  

在农村土地联产承包之初，勤劳强壮的父亲见缝插针地开辟着自留地，一时之间成为湾子里自留地拥有面积最多的人。这些年，人口大量外流，各家曾经的自留地大量荒芜，不服老的父亲再次积极拓展。面对这些荒地，已经无力大面积种植旱地农作物的父亲自有办法——将这些无法种植农作物的山地全程栽上意杨、山茶、杉树。我笑话他，您都七十出头的人，这些树您还能收益不成。他爽朗地笑道，我收不了，你收呀。你不愿意收，孙子收呀。那瞬间，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叫“前人栽树，后人遮荫”。  

即令是栽树，父亲也如同种油菜、芝麻一样精耕细作。油松砍伐出售后，父亲计划在树桩间隙重新栽下山茶，换作一般人直接刨坑栽下就可以了。可父亲硬是用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握着钢锹将整个山坡重新翻挖了一遍。面对我的不理解，父亲耐心地说，虽然这片山坡不翻挖山茶也能正常生长，但如果重新翻挖一遍，这些山茶的根系就能伸展得更深，树苗肯定会长得更好些。我知道，他的下一句话，肯定又是那一句“人勤地不懒”。  

2  

也许，正是因为父亲这种对耕种的执着精神，六十三岁那年，他被湾子里一位经营园林的邻居请去管理一个近八百亩的山庄。  

湾子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父亲做事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慢，用他的话说叫慢工出细活，每次平整土地，稍微大点儿的地疙瘩，他都弯下腰拾起来用手指捏成粉才放心。别一个熬，父亲看准的事，一定要做完，否则中饭和晚饭都可以不吃。  

面对眼前八百多亩的荒山，不再年轻的父亲又一次释放出拓荒牛的精神。看着父亲累得又黑又瘦的脸庞，老板说，我们是请你来管理的，不需要你亲自动手做。父亲宽和地说，只有我自己带头做，那些临时请来的人才会更加努力，否则他们是会误工的。对父亲的这个观点，我事后立马反驳他说，您忘记在秀姑家选矿厂的故事了么。  

因为父亲一贯以来的勤劳苦做，五十八岁那年，秀姑让父亲到她的选矿厂帮忙打理。秀姑是父亲同宗的堂妹，所以对选矿厂里的所有事务，父亲都像对自己家的田地一样全心全意。为了节省开支，父亲常常一个人做着锤工、铲车司机、上车工几个人的事。  

看着日益憔悴的父亲，我怜爱地说，您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这样拼命。父亲当时就呵斥了我，那是你姑姑，你这么能说这种外人的话呢。我当年反驳道，她是老板，您只个打工的而已，随时都要走人的可能。果然，两年后，父亲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选矿厂。  

看我旧事重提，父亲并没有生气，只是静静地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即使老板明天叫我离开，今天我也要做好每一件事。接着，他又开始了家风教育：做人做事，要对得住自己的天地良心，我们做事并不是做给哪个人看，而是做给自己的良心看。  

四十多年前，父亲架起了湾子里的第一根电线，结束了村民用洋油灯的日子。而父亲也从此成了湾子里的义务电工，这一做就是几十年，特别是逢年过节，父亲更是显得繁忙，往往吃一顿饭，中途要搁下几次筷子，解决前来求助的人，及时为那些人家送去光明，直到后来年老眼花，别人家才不忍上门请他。  

3  

父亲兄弟三人，大伯是在父亲十三那年出生的，为了躲避当时民国政府的“抽壮丁”，年幼的大伯远走他乡讨生活，而最终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一员。二伯因从小体弱，在家备祖父母关爱，家中的体力活基本不让沾手，等到成人应征入伍，退役后也成了一名产业工人。  

父亲告诉我说，在二伯入伍的第二年，他也参加征兵，但政审时终于在祖母的眼泪中妥协了。因为，父亲知道祖母的意思是必须要留一个人守老营，于是年青的他选择了放弃。  

从围湖治港到开山造田，父亲在农业大集体时代饱受各种艰难，我不知道父亲是否后悔过当初的选择。父亲爽朗地笑道，这就是命。他接着说，其实自己后来也有好多机会离开农村。  

父亲年青时，是生产队里的民兵队长，因为表现出色，深得当时社队蹲点干部的喜欢。在招工时，那干部主动找到父亲。但父亲却一一拒绝了：去食品所杀猪，父亲不忍杀生；去养猪场养猪，父亲又讨厌那种气味；去粮管所称磅，父亲看到数字就头痛。所以，父亲终究一辈子留在了农村。  

留在农村的父亲虽然不讨厌农民的身份，但却从来不甘于在田地里讨生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湾子里需要培养两个拖拉机手，当然是生产队里头头们的两个兄弟子侄。尽管，父亲不是内定的人选，但对机械有着极高兴趣和悟性的他，每逢师傅教习时，他一个人在旁默默学习。  

极富戏剧的是，在学习期满，生产队长要求两位培养的学员去县里将配置的拖拉机开回时，却遭到了他们的婉拒。这时候父亲主动站出来，承诺单独去县里把拖拉机开回。尽管包括两位学员在内的所有人都持怀疑态度，但父亲一个人从县里把拖拉机开回湾子里来却是事实。从此，父亲成了生产队里拖拉机的主职司机，另外两位则甘心做了他的帮手。  

在改革开放后，长年在外跑运输的父亲想利用任职生产队长的机会改造湾子里那条烂泥路。因为父亲有过率众为湾子里通电的历史，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在路基触犯到个人利益时，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当别人说父亲修水泥里是为了自己的小汽车进出时，父亲主动卖掉了跟随他多年的老伙伴。当有人涉及到自家房前屋后宅基不肯出让时，父亲率先将自家的围墙推倒。  

更难的是资金筹措。为了打通从湾子到镇区的水泥公路，仅仅村民集资的资金远远不够，于是父亲主动找到湾子里那些成功的老板。在一次捐资中，为了筹足资金，父亲醉得不省人事。因为，老板们在酒桌上提出，一杯白酒一万块，我不知道那天父亲到底喝了多少杯白酒，但通向村外的水泥公路终于全线贯通。  

4  

记忆中，在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之前，父亲一直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除了为生产队耕田耙地、翻挖脱粒，也承担着运送公余粮及农药化肥的任务。在七十年代后期，政策相对宽松的情况下，父亲还凭借着拖拉机为生产队里挣“外汇”，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也因此在五里四乡中颇高。  

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后，湾子里很多“老农”在等着我们家“揭不开锅”的笑话。甚至有人当面说，看你那握方向的手怎样种庄稼。因为，在他们的眼中，父亲除了开拖拉机，什么庄稼活也不会。父亲后来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事实。尽管，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很多农业活计根本不熟悉，甚至从来没做过。  

然而，我家1982年的春收让这些老农们马上改变了曾经的观点。因为，那年我家油菜籽产量超过我们一个生产小组前年的总产量，父亲也因此在大队部披上“劳动模范”的大红花。只有与父亲相濡以沫的母亲才知道这大红花背后的辛苦。  

在我的眼中，父亲是那种“万精油”式的人物，甚至孩童时的我认为父亲是无所不能的。农村大多用土灶，别人做土灶肯定要请专业的匠人，而我们家多年来使用的土灶则全都是父亲自己动手构建，甚至在灶膛容量、火力中心点和烟道风向方面，父亲制作的土灶比一般手艺人做得还要好用。  

父亲是那种喜欢折腾的人，到目前为止，先后选址建过三次房子，但每次除了主体工程外，剩下来的厨房、厕所等附属工程基本都是父亲独立完成，我和母亲则从旁做帮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诱发了我的动手潜力。  

我家现在的这幢两层楼老宅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做的，在主体完工后，父亲将两卷铝线和一些开关、灯头、灯泡交给我，让我独立完成整幢楼的电路安装，因为他自己要忙着出去跑运输偿还做房子欠下的债务。那一年，我正念高一，初生牛犊的我居然用三天时间让所有房子都亮起了灯光。  

尽管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但记忆中父亲从来没格外痛爱过，用他的话说“一块肉要煮熟吃”。念初二那年，我希望得到一双雨鞋。父亲没有过多的语言，而是将我带到每天放学必经的那块自留地边，告诉我这块今年属于我，并建议我种植蓖麻。在那个年代，蓖麻是一种很好的经济作物。于是，我每天上学前、放学后，都会在那块属于我的土地里耕耘，我也果真在当年秋天用收获的蓖麻换回了我梦寐以求的雨鞋。  

5  

在父亲兄弟三人当中，父亲是唯一的农民，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曾有过失落感。  

大约十八年前，父亲在镇里跑客运。那天中午，正碰上一帮记者调查农业问题。面对那群受访群众吐槽尽管当下粮食丰收，可农民收入依旧低下的抱怨，记者循循善诱他们从正面回答问题，可始终得不到理想答案。在一旁侯客的父亲随口说道，粮食卖不出去，我们可以养猪、养鸡增加家庭收入吗？  

看到父亲的回答似乎贴近了话题要求，那几个记者连忙将摄像机的镜头对准了父亲。父亲爽朗地说，今天也正好有个问题请教各位。那个为首的记者连忙说，您讲、您讲！父亲开口说道，今年粮食确实丰收了，作为农民也应该按时上缴各种农业税。在记者们赞许的眼光中，不想父亲话锋一转：我的老父亲都去世上十年了，可每年还要上缴钱粮国税，你们说这个事是否合理？看到父亲的回答完全跑了题，那几个记者提着摄影机讪讪地走开。  

尽管如此，但父亲从不抱怨自己的农民身份。父亲和他几个要好的兄弟喝酒时，总是听到他们埋怨说：当初大家把最好的粮食上缴给了国家，即使碰到荒年，大家伙吃糠咽菜也要完成公余粮任务。那些退休工人每个月能拿好几千，而他们如今老了，做不动了，却没人管。对这些想法，做为农民的父亲完全可以理解，但他却很少附和。  

父亲最好的兄弟林叔，因为一辈子在农村，生个儿子也在农村，结果林叔在六十岁那年患了一场重病，因为没有余钱治病，只能熬到油干灯熄后与世长辞。这个事情对父亲影响很大，他常常说，如果林叔有个退休金做保障，也不至于坐在家里等死。  

然而，面对这帮老兄弟们的抱怨，一向乐观的父亲总是直爽地说：日子要向前看，我们老农民现在一个月不是也能拿到一百多元么，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可能的呀，只要我们好好活着，后面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虽然兄弟们打着酒嗝笑话父亲的自我安慰，但却不得不赞同他说的这些事实。  

6  

前天，固守老家的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傍晚经过祖堂时，竟然有点畏惧的感觉。  

这几年，湾子里人口大量外流，尽管老家离小镇不过三里地，可大家伙宁可抛弃家里祖宅、良田，也纷纷到小镇购房安家。尽管如此，在祖堂旁边仍然有一家经营小卖部的人家留守着，这里也一时成为了整个湾子的闲话中心，让旁人看起来整个湾子似乎还有些人气。  

一向在土地里勤劳的父亲是没时间参与这些闲话活动的，但每天从田地间回家，远远看到闲话中心的几颗攒动的人头，在湾里人口大量外流的此时，父亲心里头居然有些许宽慰的感觉。上个月，这家留守的小卖部也搬到小镇，随着这个闲话中心的消失，那些曾经参与闲话的村民也纷纷搬到镇上，当初颇显几份生气的袓堂一下子变得分外清寂起来。  

父亲在湾子里生活了七十多年，可以说对湾子里每一寸土地，甚至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在如此熟悉的地方，居然让老人感到阴森、畏惧。我知道，这是老人在社会大变革中，对人口流动的迅速变迁一时难以适应。  

在祖堂，父亲曾经主持过很多生产队里的会议，也参与过无数次祭祀活动，早已习惯了人头攒动的热闹。可这些年，那些束缚在土地上的年轻农民一个个洗脚上田，远赴他乡讨生活。而与父亲同龄的那一班老农民，在献出自己一辈子的心血后，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天空，纷纷坠落到后山荒草丛中去了。  

有一次，在湾子里一位长者的葬礼上，读书不多的父亲颇有哲理地说，“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没有人能留住岁月，更没有人能长生不老，在时光的流逝中，父亲的那班老兄弟一个个都去了那边，而湾子里这些新增加的人口，一向固守在田间地头的父亲却大多不认识，这让父亲有时感到很孤独。  

每当父亲郁闷时，我总会劝说他来小城寄居，可父亲总是找出各种理由，不是鸡鸭放不开手，就是蔬菜需要浇水松土。其实，父亲只是离不开那块生养他的土地，即在当下人口流动、土地荒芜的巨变中，父亲宁可强忍那蚀心的孤独，也难以割舍他牵绊了大半辈子的那片土地。  

其实，我内心深处也曾偶尔自私地希望父母亲能留在老宅，因为他们是我与家乡之间的一根纽带。如果，他们也果真来小城长住，那我与老宅的联系自然也就彻底断裂，家乡也就真的变成了故乡。估计，选择留守的父亲也是想根留住，为我准备一条随时回家的路。  

张海青，大冶金牛人，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偶有文章在《中华文学》《中国教师报》《教育文摘周刊》《精短小说》《西部散文选刊》《博爱》《新老年》《湖北日报》等媒体发表。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