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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都城最早在荆睢山之间,“丹阳”为司马迁的误传

 芸斋窗下 2021-03-19

熊绎

即使在清华简《楚居》问世以后,楚都“丹阳”地望仍是个悬案。因为《楚居》扯出了更多的地望,都与“丹淅之会”不相干。

丹江考古结束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其实从陕西商洛到湖北十堰包括河南淅川,整个丹江流域都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楚国遗址;已出土文物的上限不过春秋中期,其楚式铜器甚为成熟,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楚人立国于春秋中期吗?因而说“丹阳”是楚国始都,肯定是牛头不对马嘴。战国时期,商於之地是楚国西北军事重地,也是楚衰秦兴之地,即便出土楚国王室重器也不稀奇。更何况春秋时期,楚还封有麇子之国在那儿。

那么是“丹阳”错了,还是“丹阳”没挖出来呢?我们先从“丹阳”的出处说起,那就是《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峰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对于这个“丹阳”,《史记三家注》就出现了徐广、颖容的“枝江说”,李泰《括地志》的“秭归说”。“丹淅说”清朝才出现,最晚出现。这个记载其实是大有毛病的,因为在熊绎受封之前,楚人早已立国江汉。楚与西周是商末同时兴起的方囯,也曾经是反商的盟友,用司马公的话说,楚祖鬻熊“子事文王”,其曾孙熊绎是“文、武勤劳之后嗣”。

既然楚人早已立国,就因为楚君熊绎得到了周王朝承认,即搬迁至“丹阳”也不可能。那么熊绎之前的楚君所居,才是真正的楚国都城。这个地方存在吗?当然。是比《史记》更早的记载吗?当然:《墨子·非攻下》曰:“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毕沅校注云:“讨”字当为“封”字。

睢山在哪儿呢?楚史泰斗张正明先生说:“睢山即雎山,后世称柤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在湖北南漳北部近谷城边界处,主峰突兀雄伟,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隐藏在丛山之中”。熊丽跟熊绎是什么关系呢?根据《世本》,熊丽为鬻熊之子,熊绎之祖父。也就是说,在西周承认楚国之前,楚人至少立国于睢山三世了。那么,司马公的“丹阳”肯定就是个笑话。这个不稀奇,太史公作为西汉太史令,不也是连刘邦老爹的名字也弄不清吗?

那么关于这个楚始都睢山地望,有佐证吗?《春秋·昭公十二年》《左传》记载有楚灵王与右尹子革的对话,可谓力证:“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级、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子革对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

这个“辟在荆山”的记载,和“始讨此睢山之间”的记载形成逻辑系统,足于作废一切“丹阳说”:荆山在睢山西南百里,熊丽立国于睢山之间,其孙熊绎受封时仍在向荆山拓展。熊绎如果立都于丹阳,跑到南方四百里外去“筚路蓝缕”,可能吗?《史记》错了,还是《墨子》、《左传》都错了?估计楚国始都“丹阳”,本就是司马迁从错讹史料中抄出来的!楚国始都以荆、睢为望,此传世文献早有定论,只是因《楚世家》之讹记,遂有纷纭之“丹阳”歧说,实则皆文字游戏耳。

所以,早有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丽是绎祖,睢为楚望,然则绎之前已建国楚地,成加盖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绎始有国耳。”

对于楚国始都“荆、睢”之望,本文再提供几条佐证:

①楚始国之君为熊丽,而非其孙熊绎。楚君以酓为氏,正是从酓丽始,此后酓狂、酓绎,直至秦末义军领袖楚怀王酓心。楚公族姓芈,本楚祖女嬇鬼方氏之姓氏。而楚君以酓为氏,金文“酓”状神饮酒,实则“饮”字,本火正祝融缩酒祭祀之职司,文献作“熊”。据商承祚《寿春新出楚王鼎考释》:酓、熊古读声近,北方诸侯畏楚以兽视之。

②《楚居》有“夷屯”有“京宗”,宗庙在“夷屯”,“夷屯”即后世楚都“郢”之切声,在荆、睢之间;“京宗”乃季连部北上迎娶“盘庚之子”所居。关于楚人迁徙路线,《楚居》云:季连部“前出于乔山,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穴酓(即鬻熊)迟徙于京宗……至酓狂亦居京宗。至酓绎与屈紃,思(使)若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李学勤释“汌水”为丹水,则乔山即荆、睢之山,“夷屯”有宗庙“楩室”方可称楚都。

周穆王西巡图

③自熊绎、熊艾、熊亶、熊胜、熊杨至熊渠六世楚君,传世和出土文献皆无楚与南阳盆地有关系的记载;相反,其自汉江南岸荆山沿睢水(今蛮河)、汉水向江上发展甚为明确。据古本《竹书纪年》,周穆王“三十七年伐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此役熊胜或熊杨应有兴师,趁火打劫染指了今鄂东铜矿,从而为熊渠兴起奠定了实力。第八世楚君熊渠以勇力、胆略著称,是楚人走出荆山,沿沮水、汉江南下开拓江上的英雄。《楚世家》云:“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杜预注:今上庸县)、扬越(得名扬水,在长江中游),至于鄂(刘伯庄云“鄂州”)……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张莹曰“今江陵”),中子红为鄂王(《九州记》曰“今武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何光岳谓在安陆)。”

熊渠分封三子,实则保护运铜通道的安全。熊渠之后,历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熊伯霜、熊徇、熊咢、熊仪(若敖)、熊坎(霄敖)、熊眴(蚡冒)十一世,已入东周,均无与南阳盆地有关的记载。武王熊通以征服汉阳诸姬老大随国为头等大事,目的在于乘周衰而独占江上铜矿,其活动地域仍在汉水之南。

楚始国之君为熊丽,楚始都在荆睢山之间;“丹阳”实太史公之误说。那么,就有人会判断了:如此说来,“南阳是楚国的发源地,楚国的都城在南阳”,不就是谎话了?的确如此,既然论楚国,任何人都不可能把湖北襄阳的荆睢山搬到南阳淅川去,楚即荆,荆即楚,自古荆、楚互训。未闻楚可训“丹”者。

补充一点:武王之子文王熊貲二年,“伐申,过邓(今襄阳樊城西北)”,始与南阳盆地发生关系。“申、息”为楚之门,可以这样说,今河南大半土地已为文王之后的历代楚君所征服;而申邑改为宛邑,大致在楚悼王之时,因为吴起作过“宛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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