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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有情还是无情呢？ 但是有人懂呢 嘿嘿~~ 让我们跟着黄振新先生一起走进庄子“纯情”的世界！ 黄振新（1986—），男，安徽六安人，硕 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美学研究 庄子情真而意切，他认为子女之于父母之情乃受之于自然之性分，系结于心，须臾不可忘却。他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庄子·人间世》）因此，庄子认为子女侍亲当竭尽真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让父母过得安适。如说：“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人间世》）为了父母，子女应当不顾自己，应当“忘乎身”，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正所谓：“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庄子·人间世》）“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可谓“孝之至”了。还说：“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 （《庄子·大宗师》）子女当为父母而行，还应听父母之言，这乃是命中注定的，不可背弃。可知，庄子虽然未直接讲“孝”，但是他的孝亲思想还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妻子，庄子也寄予了浓厚的情感，我们不妨再重新品读一下庄子的“鼓盆而歌”。《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段文字人们多以为其说明了庄子的淡然无情，笔者恰恰认为它说明了庄子的有情。它包含了以下两方面的信息：其一，妻子去世，庄子并非没有感到悲痛。他先以“不然”否定了惠子对他作出的判断，“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则说明了他是“有概”的，感叹语气更突出了其情感的深沉和语气的坚定。其二，就庄子最后不再悲伤而言，一是因为他看透了人生变化之道理，人或生或死只是气的一种变化，故死亡无须悲伤；二是因为他认为妻子已得其所——“偃然寝于巨室”，他感到无须再为妻子悲伤，反而应当为妻子得其所而感到欣慰。因此，庄子的“鼓盆而歌”正说明了他对妻子是有感情的。相反，如果诚如惠子所言“不哭亦足矣”的话，那么庄子则算不得真的有情，因为不哭说明他没有感到太大悲伤，说明他没有寄托太多感情。庄子的“鼓盆而歌”实为其走出悲哀而重归于平静的“而歌”，是因悲而歌，是悲伤背后的歌。 同重视亲情一样，庄子也十分珍视友情。《庄子》一书有两类朋友尤其值得细品：其一，类似于钟、俞之情的惠、庄之谊。《庄子·徐无鬼》记载了“庄子过惠子之墓”的故事：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惠子是庄子的辩友，惠子死后，庄子遂以“无与言之”来表达对惠子的思念。俞伯牙以“不复鸣琴”来悼念钟子期，庄子以不复言说来祭奠惠子，故《淮南子·修务训》篇将其相提并论，评到：“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惠施后而庄子寝说言，见世莫可为语者也。”庄子和惠子观点不同，他们相辩以明己意，庄子就一往情深地把惠子当作朋友，故倘若真能遇见他所期待的挚友，那么他的情感将会更加真挚和浓烈了。其二，“莫然”之交的“莫逆”之友。《庄子·大宗师》记曰：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 虽然他们没有形影不离的交往经历，但他们是心灵的知己，他们的友情不带功利而最为纯真。他们相交出于自然，相助不着形迹，形神超然物外，跳跃于无极。庄子心中最真诚的朋友就是这类。《庄子·天下》篇曰：“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外物》篇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渴望与这样的人相遇，希望能和他们一起任心而往、逍遥而游。 中国古代文人总是心怀天下，自然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们的情感，其实他们不是要写纯自然之事物，而是要借此来抒写心扉。《庄子·至乐》篇中庄子的“髑髅之思”正是这种情感抒发的典范，曰：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情感主宰着语言，语言抒写着情感，庄子的语言是多么的深情！他语气轻缓，娓娓而问，表面上在为髑髅而思，实则为人类而泣。“贪生失理”，言人之贪欲求生、丧真亡身；“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言战争之灾、亡国之难；“不善之行”，言不义之举；“冻馁之患”，言生活之困；“春秋之故”，言年岁之难违。表面上看，庄子在思考髑髅“至此”的原因，其实他是在思索人类的不幸和死亡的缘由。他最后的“援髑髅，枕而卧”更是内心极度苦闷情感的外化。 庄子具有忧世之心，他不仅为民而悲伤、而思考，还着力寻求救世之法，让人们获得解脱。关于庄子的忧世之心及其救世之道，此处不再作详细论述（可参阅拙作《庄子人生哲学之救世精神》），仅举一例以窥其面目。《庄子·齐物论》讲述了“十日并照”的故事：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十日并出”的寓言，《淮南子·本经训》也有记载，但内容和寓意与此处不同。《淮南子》写的是十日之灾：“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庄子并未写十日之“灾”，而是突出了十日之“照”，强调君主要像阳光普照万物一样广泛施德于民。庄子关怀万民，其情感就如同阳光一样，照遍世界每一个角落，将温暖传送给万民。 庄子并非冷酷之人，他对亲人、朋友乃至天下苍生都未尝忘情，只是他的情感表现与众不同罢了，然其情真意切处丝毫不逊色于他人。 庄子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周天子名存实亡，先王之制破坏殆尽，社会败坏，道德沦丧，仁义礼乐也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虚空的外壳。李泽厚先生曾说：“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可知，孔子讲“礼”，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恢复周礼，从而维护周朝统治和国家安定。但是，到了战国，“礼”的这种功能已不复存在，其一方面在内容上逐渐沦为特定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在形式上逐渐沦为纯粹的外表、仪容。不仅如此，诡谲之人还要假借仁义之名行不义之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这就是庄子眼中的仁义礼乐，其不但不可使人性回归到至善，反而成了束缚人心的器具、恶人行凶的工具。由此，庄子便对礼乐制度给予了全盘否定，甚至把万恶之根归源于此，曰：“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庚桑楚》）。与之相应，在情感问题上，庄子否定了人们挂在嘴边的“孝”、“义”、“忠”，否定了这些概念名词，也否定了世人的表情方式。 庄子在本质上是肯定情感的，但是他要否定虚假之情，所以表面看来他才似乎有点“绝情”；同时，在情感表现上，他反对装腔作势，强调情感要自然流露。我们再看一下“秦失吊老聃”的故事：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至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这里，秦失否定了众人的吊唁方式——“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认为这失之于天理，违背了真情。换言之，庄子认为真正的吊唁方式当是顺乎性情的“蕲言而言”、“蕲哭而哭”。可见，他强调在死者面前当表现出真情，悲伤可以表达，但不悲就不要故作悲声。出于对故作悲声的假态的反抗和对死亡的独特理解，秦失选择了自己的吊唁方式——“三号而出”。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庄子否定的只是虚伪的装腔作势，对于“真情”他还是十分肯定的。 庄子并非无情，他实则更加重情，他否定虚情假意，追求真善。正如陆永品所说：“圣人忘形忘情，方能内德充实，合乎自然，似天全德。”庄子之忘形忘情，并非真的要舍弃形体和情感，而是要更好地保全形体和情感，他的忘形是为了更好地存身，他的忘情是为了更充分地保情。如说：“不见其诚己而发,每发而不当；业入而不舍,每更为失。” （《庄子·庚桑楚》）；“宇泰定者，发乎天光。发乎天光者，人见其人，物见其物。人有修者，乃今有恒。” （《庄子·庚桑楚》）庄子曾多次对这种“发乎天光”的真善进行论述：“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庄子·应帝王》）；“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赍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至礼有不人，至义不物，至知不谋，至仁无亲，至信辟金”（《庄子·庚桑楚》）。一方面，他强调不要为自己求名，不要为自己谋利，应当带着最真的心、最纯的情施恩惠于他人；另一方面，他主张突破狭隘的小爱走向一种大爱、一种博爱。可见，庄子的感情是一种发自肺腑的的真情，尤为纯真，甚为深广。《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庄子所讲的就是“真”在其“内”的“精诚之至”。蒋锡昌曾说:“仁义顺乎自然，孝慈根于天性，皆不能有意强为，强为则失其真。”庄子的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价值！正源于此，郭象评价庄子说：“不知义之所适，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至人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 庄子秉含了最纯真的情感，他洗去了虚浮的外相而对至善有执着地向往。庄子的这种情思为后世文人所继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不断地传承。阮籍在自身的行为中对庄子作出了诠释，李贽、袁宏道在理论主张上对庄子作出了回应，曹雪芹则在艺术作品中将庄子加以显现。 阮籍“尤好《庄》、《老》”，他以自身的行为诠释了庄子的真情。《晋书·阮籍传》记曰：“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阮籍生活于魏晋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本怀济世之志，然而他面对的是司马氏集团的专制统治。在这种情况下，阮籍便以不合作为抗争，以狂放的行为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以不羁的举动来书写对现实的不满。在母亲去世之后，他还要故作旷达，强迫自己掩饰悲哀——“留与决赌”、“饮酒二斗”、“食一蒸肫”。阮籍之所以作出这种反常的举动，是因为他要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抗。这是何等的凄凉，或许只有在那个人性遭受压抑的时代，一个完全陷入绝望境地的人才会作出这种行为！然而，阮籍的真情还是难以掩饰，强烈、浓郁的情感还是促使他不由自主地“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吐血数升”、“殆致灭性”，这种情何其真，何其深，可谓至情至性！母亲去世，悲伤至此者，古今能有几人！别说是母亲，就连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不幸去世，阮籍也会因之而悲伤不已。《晋书·阮籍传》有记：“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阮籍承接了庄子，虽然外表狂放，但内心情感却是那样的真纯，故《晋书》评曰:“外坦荡而内淳至。” 李贽、袁宏道也吸收了庄子的人文关怀精神，他们以此为根基，建构了自己崇尚性情的文学理论。李贽提出了“童心”说，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这种“童心”近似于庄子所说的“赤子之心”，它是一种人生来具有的未受外界影响的本然纯心。人们保持了“童心”，也就具有了广阔的心灵生存空间，也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个性，也就拥有了真情。就人格而言，拥有“童心”的人会显得率真而不虚伪，他们具有独立于世的高贵品质。就文学创作而言，有了“童心”，就可以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创作出带有个性的作品。故《焚书·读律肤说》曰：“……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袁宏道等人提出了“性灵”说，提倡真实地表达具有个性化的思想情感，反对“粉饰蹈袭”。袁宏道曾高度赞扬袁中道能超脱俗态而独抒性灵，《叙小修诗》曰：“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这种“性灵”说强调要真实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出发来进行创作，即“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同时，还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写出自己的个性。只有从心灵出发进行创作才可成就佳作，故《叙小修诗》又说：“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其诗可传也。”这种“真人”任性而成的“真声”便是“真诗”，是谓“天籁”之音，万世可传！ 曹雪芹也秉承了庄子的思想，他以自身的经历为基础，在作品中将庄子的情思形象化。曹雪芹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然家道却遭中落，先前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而后却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甚至到了“阿谁买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的生存绝境。家世的颓败给他心头笼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生活的艰辛让他感到现实人生的凄凉。但是，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于是，他将自己的情感融于作品之中，在“满纸荒唐言”中寄托理想、抒发情思、挥洒泪水。曹雪芹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看到了封建大家族没落的必然结局。正如庄子所言，社会的罪恶归根结底是人的贪婪、变异和扭曲。曹雪芹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在作品中，他塑造了“冥顽不化”的封建社会的“不肖子孙”贾宝玉，以他的狂放行为来书写反抗黑暗社会和腐败官场的战斗篇章。曹雪芹不仅把贾宝玉塑造成了一个叛逆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还将他刻画成了一个“真人”：他具有真性情，肯定真性情，具有真爱，他叛逆的性格就是他真性情的充分体现。他不受外在伦理纲常的约束，听自己的心声，走自己的路。他欣赏真性情，赞美真性情，所以他喜欢和女孩交往，因为在他看来美丽的青春少女禀赋了天地间的灵气，具有最纯洁的心灵，所以他说“女孩都是好的”、“女儿都是水做的骨肉”。他喜欢黛玉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黛玉任情率性，保持了自然高洁的性情，从来不说“混帐话”。他还具有真爱，他的爱是一种无私、纯洁而广博的爱。平儿遭受贾琏和王熙凤打骂，他伤感不已，甚至不觉掉下泪来；想到晴雯的不幸遭遇，他就哭吊晴雯，作《芙蓉女儿诔》，有言：“楸榆飒飒,蓬艾萧萧。隔雾圹以啼猿,绕烟塍而泣鬼。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垄中,女儿命薄! 汝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风,梓泽余衷,默默诉凭冷月。”“公子情深”，这是一种“豪华落尽见真纯”的真情；“女儿命薄”，这是对生命零落的哀叹与惋惜。曹雪芹肯定真人，追求至善，他将自己的情思寄予了宝玉，让他来展示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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