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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 到底從何而來？四川廣漢有一個地方，一經出世便引起世界矚目，這就是古蜀文明的標誌——三星堆。從20世紀20年代末三星堆遺址開始被世人知曉以來，三星堆已歷經近100年的考古勘探與發掘。近日，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殘片、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等重要文物500餘件，可謂是一件大喜事。 那麼，三星堆文明從何而來？其中又出土了哪些文物寶藏？今天，我們就一同來揭開“三星堆”的神秘面紗。 推開古文明寶藏之門 對中國考古工作者來說，1986絕對是一個成果豐碩的考古大年。這年7月18日，廣漢三星堆當地的磚廠工人在取土做磚坯時，無意間打開了一座古文明寶藏的大門。以此為契機，考古工作者連續發現了兩個古蜀人的祭祀坑，在這座寶藏中發掘出許多世所罕見的青銅器、玉石器、金器。特別是其中的青銅雕像，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姿態各异，形體巨大，帶有濃厚地方色彩。出土真人大小的青銅人和人頭雕像，都是全國——甚至是希臘、埃及等地區之外首次發現，而金杖、黃金面罩這些傳統上被認為是西方獨有的文物，也在這次發掘中出土，重繪了人們的認知。這次考古大發現，正如時任四川大學博物館館長的童恩正教授所說：“這簡直是一個世界奇迹！”
三星堆遺址中出土的青銅鳥。在三星堆1號和2號祭祀坑中，出土了許多鳥形青銅器。有專家認為，這種鳥的原型即為鸕鷀，也就是“鳧”，因而可能是“魚鳧”部族的圖騰，但也不能排除是“杜宇”部落的圖騰 然而，這次發現的意義還不僅限於此。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這批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分析，文物考古工作者終於能够確認，早在4000多年以前，在四川就已經有一個高度發達的蜀文化存在，其文化內涵“既不同於以鼎、鬲、鬻等三足炊具為特徵的中原文化，也不同於以彩陶文化為主的西北文化。'蜀文化’的先民們在這片沃土上過著定居的農業生活⋯⋯至遲在商代已有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並進入階級社會。這組遺址群很可能是具有國家雛形的古代蜀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或許與傳說中早期蜀王魚鳧、杜宇的都邑有關。”
神奇的青銅人面像 三星堆出土之後，給世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形狀奇特，樣式兼具狂放誇張和細膩寫實的青銅雕像。在這兩個祭祀坑中，考古工作者共發掘出土了500餘件青銅器，除了常見的青銅尊、罍等器物之外，還有大量的青銅人像、人面像、獸面像和青銅人頭像，這些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數量最多，形體最大的青銅雕像群，也在其他遺跡中從未見過，具有鮮明當地色彩的青銅器。 在所有的青銅雕像中，最吸引人們眼球的自然就是縱目人面像。這三尊青銅人面像耳朵向兩邊展開，宛如正在飛翔中的鳥翅，而且眼珠就像螃蟹眼睛一樣，呈圓柱狀突出眼眶。這三件縱目人面像中，最大的通高66釐米，寬138釐米，突出的眼柱直徑13.5釐米，長16.5釐米；另外一件雖然寬度略小（77.4釐米），突出的眼柱也略短（9釐米），但卻在鼻樑上方聳立著一根高達68.1釐米的裝飾物，加上這個氣勢十足的似卷雲又似夔龍的裝飾物後，整個人面像就高達82.5釐米，讓人不得不佩服古蜀國工匠的想像力和冶煉能力。
由於這三尊縱目人面像樣式太過怪異，所以一經問世就惹來極大轟動，世人紛紛猜測這古蜀人到底是如何構想出這種奇异的造型，有些想像力豐富的人甚至開始猜測，莫不是古蜀人有過“第三類接觸”⋯⋯當然，這只是胡思亂想而已。考古工作者卻知道，這三件縱目人面像雖然奇特，卻完全符合蜀地神話半信史中初代蜀王“蠶叢縱目”的描述，這三件縱目人面像間接證明了神話中的首代蜀王蠶叢並非虛構，很可能是確有其人，後來還被古蜀人代代祭祀。當然，縱目的生長管道違背人類生理常識，學者認為這應該出自古蜀從蠶叢部落延續下來的一種對“神靈”的想像和崇拜，可能源自《山海經》中提到的燭龍，也可能是一種綜合了千里眼和順風耳的“'神’、'鬼’、人的集合體”，並非是真有這種長相异形之人。 除了這三件最受人關注的人面像之外，在三星堆考古人員共發現了21件青銅人面像（1號坑1件，2號坑20件，其中完整者14件）。1號坑出土的人面像較小，高僅7釐米，寬9.2釐米，風格簡樸，外形也較簡單，大約是比較早期的產品。2號坑出土的人面像不僅數量眾多，形體也遠大於1號坑的，最大者高40.3釐米、寬60.5釐米，小者也高15.2釐米、寬19釐米，其中有些人面像眉部和眼部塗有黑色顏料，唇部塗有紅色顏料，看上去更加生動。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還在2號坑發現了9件用淺浮雕方法鑄成的青銅獸面像。這些獸面像長眉直鼻，擁有碩大的眼珠和闊長的大嘴，頭側有角和尖而下垂的耳朵，看上去就像不知名野獸。
這些人面像到底有何用處？有專家推測，這可能是面具。古時面具又被稱為“魌頭”，在《周禮·夏官》中就有“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以索室驅疫”的記載，可見祭祀時戴或使用面具進行”通靈祈禱“是一種中原傳統，結合其出土於祭祀坑的事實，此說不無道理。三星堆中的人面和獸面像，很可能正是受中原文化影響。
青銅人像群透露出的“神權”社會 出土於三星堆2號祭祀坑中青銅立人像，可以說是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為高大精美的文物之一。這尊人像極為高大，連同基座高達2.62米，重達180公斤，不僅在中國極為罕見，就算是放到世界古文明中也獨樹一幟。這尊人像體形細長，腿部有腳鐲，赤足站立在一個由四個龍頭支撐的方形底座上。人像濃眉大眼，頭戴一頂刻有象徵太陽的蓮花花紋冠冕，身著龍紋左衽長襟。讓人驚訝的是，這尊人像的一雙手臂大得出奇，完全和身體不成比例，而且姿勢也非常彆扭：雙臂環抱在胸前，雙手中空呈持物狀。在2號坑中還出土了一尊姿勢和青銅立人像類似的人物殘像，該像原件已被破壞，殘高僅40釐米左右，但雙臂姿勢，雙手的握孔和青銅立人像如出一轍，除此之外，其頭部的冠冕極為誇張，兩側有長大的獸耳，正面方形巨口和象鼻一般捲曲的裝飾物。
這兩尊人像手中所持之物到底是什麼？或許在2號坑中出土的一個青銅神壇能給人們線索：在神壇上鑄有大小兩種人像，大者手握一瑞枝祥草，小者則手持前端呈禾芽狀的玉璋。看來，這兩尊人像或許就是手持此物，而他們高大的形體和冠冕，必然是其地位顯赫的象徵。這恰恰也在出土人像中得到了驗證：在三星堆祭祀坑中還出土了多尊跪坐人像，和青銅大立人相比，這些跪坐人像小得可憐，最典型的跪坐人像通高僅13.3釐米，這尊人像頭戴平頂雙角冠，左腿彎曲，右腿單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銅大立人跪報，而在跪坐人像中有一尊明顯地位低下，身穿右衽短衣，下身穿著犢鼻褲，顯然只是奴僕。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還在兩個祭祀坑中找到57件青銅人頭像。這些人頭像一般高40到50釐米，最小的一件僅10餘釐米，造型比較一致：鼻子高大，嘴咧到耳根，眼睛呈斜三角注視下方，顯得神態莊重。不過，這些青銅頭像的頭部卻各有特色，有的是光禿禿的圓頭，有的是平頂；有的人頭像戴著回紋頭冠，另一些戴著兩角向上翹起的頭盔，還有的像是將頭髮編成辮子盤在頭上，等等。這些青銅人頭像無一例外底部都被澆鑄呈V字形狀，顯然是為了方便插入，所以專家推測，這些頭像有可能是配合木制或泥塑身軀，也有可能是直接插在土臺或祭壇上使用。 正是這些不同形狀的青銅人像和人頭像，向人們透露了古蜀國的一絲資訊：這個文明很可能是一個已經產生了階級分化的”神權“社會。古蜀王或許就如那尊青銅大立人一樣，不僅在古蜀國擁有超群拔俗的地位，還在祭祀中負責祈福、禱告，集王權和“神權”於一身，而其他貴族只能在一旁跪著禀告，還有些奴隸只能打下手。而如此多祭祀用頭像則透露出，在古蜀國人們重視祭祀的程度，一點不亞於中原的殷商，不過，從遺址中未發現人類犧牲痕迹來看，他們大概是用這些青銅頭像人像代替了血腥的人祭吧。
偶然中發現蜀文化的生長點 位於成都平原西北的廣漢毗鄰成都，古稱漢州。在離城區西7華里處有一個三星堆村。這個名字來源於當地有三個長約兩三百米，呈圓丘狀的黃土堆，突兀地矗立在當地平原之上，遠望如夜空中一字排列的三顆星，故而得名三星堆。在三星堆的背面，隔河相望的月亮灣（今真武村）另有一個月牙狀臺地，兩處恰好形成“三星伴月”狀，被當地人譽為“漢州八景”之一。
1929年春，家住月亮灣附近的農民燕道誠因為天旱，打算和兒子一起將自己田地附近的一條淤塞的小溪淘浚一下。正當父子倆在這小溪之中掏挖淤泥時，突然挖到一個堅硬的石環，大吃一驚的父子倆費力揭開石環，發現下麵是一個土坑，裡面裝滿了各種玉器。自覺掘到寶藏的燕家人在驚喜之餘不敢聲張，將其掩埋回去，等到夜深人靜之際才全家老小一起出動，將這一坑玉石全部運回家中。嘗到甜頭的燕道誠在隨後一兩年間又在附近四處挖掘，試圖再撞到好運挖出財寶。 不過，燕道誠的好運顯然是用完了，這次他不僅一無所獲，而且父子兩人還大病一場，差點死去。這場大病讓燕家人深信是因為他們挖走地中寶藏，觸犯了風水寶地的報應，便不敢再進行挖掘，還抱著“破財消災”的想法將玉器廣為分送。
不過，也碰巧因為他們這種迷信的行為，使得三星堆沒有遭到破壞性挖掘，更讓廣漢有大量玉器出土的消息不脛而走，引起當地古董商的注意。經過一番炒作，“廣漢玉器”成為成都古董市場的新寵，在社會上炒得沸沸揚揚，由此也引起了學界的關注。 最先對三星堆玉器產生學術方面興趣的，是一個正在當地傳教的英國牧師董篤宜（V.H.Donnithorne）。他從當地農民口中瞭解到燕氏父子挖掘出玉器之後，立即意識到其中的考古價值，便托當地駐軍軍官借來5件玉石器帶回成都，交由華西協合大學美籍教授、地質學家戴謙和（D.S.Dye）鑒定。戴謙和在看過之後，認為很有價值，立即親赴廣漢對出土遺物的地點進行了初步考察。不過由於時局動盪，直到1934年，才由時任華西協合大學博物館館長的美籍教授葛維漢（D.G.graham）出面，會同當地縣長羅雨蒼對三星堆進行了第一次考古挖掘工作。不知道是不幸還是萬幸，由於當地匪患嚴重，囙此整個挖掘工作只進行了十天便匆匆結束，葛維漢等人這次考察發現了一些陶器、玉器和石器，並沒有發現那些埋藏三星堆下古蜀文明重寶，使得這些國寶借此逃過了戰亂和流失海外的風險。 雖然此次考古工作時間短暫，卻是三星堆乃至整個古蜀文明考古挖掘的先聲。事後葛維漢在《漢州發掘簡報》中富有先見之明地認為：“我們考慮廣漢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約西元前1100年，但更多的證據可以把它提前一個時期。”與此同時，參與此次三星堆考古工作的林名均特地給旅居日本的著名歷史、考古學家，同樣是蜀人的郭沫若寄去全套資料。郭沫若在研究之後，興奮地回信指出：“如果將來四川其他地方又有新的發現，它們將展現出這個文化分佈的廣闊區域，並且肯定會提供更多的可靠的依據。”毫無疑問，此時這些考古大家們都已經預感到，三星堆就是他們一直等待的，揭露古蜀文明真相的關鍵所在。只待時機成熟，他們就能將這座寶庫從沉睡中喚醒，讓世人一覽上古蜀地的風采。
打開古巴蜀文化的寶藏庫 1980年到1981年，四川省博物館田野考古隊經過數月準備，對三星堆遺址中部東側1200平方米範圍進行了大規模考古挖掘，發現房屋遺跡18座、灰坑3個、墓葬4處，挖掘出玉石器110多件、陶器70餘件以及陶片10萬餘，確定陶器種類有豆、罐、盆、杯、碗、壺、勺等，石器種類有錛、鑿、錐、矛、刀、杵等。更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此處不僅發現了具有濃厚蜀地特色的房屋（“木骨泥牆”，並有穿鬥夾壁的廳堂），還初步確定了三星堆遺址東、西、南三條筆直走向的土埂是人工疊築而成，可能是城牆遺跡。至此，人們已經意識到，在三星堆發現的這個文明遺跡，是“一種在四川分佈較廣的、具有鮮明特徵的，有別於其他任何考古學文化的一種古文化”，並將其命名為三星堆文化。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對三星堆高度評價道：“蜀文化的生長點，就在這裡。”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1986年廣漢三星堆出現震驚世界考古大發現——1號和2號祭祀坑，既是一種必然，也是略帶運氣的偶然。說必然，是因為從20世紀30年代發現三星堆以來，中國的考古工作者就長期關注此地，進行了多次勘探開發，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有關部門調集考古團隊，對三星堆進行長達20年持續性的研究和發掘。如此高强度的投入，出成果只是遲早的事情；另一方面，這次發現的確冥冥中有點運氣成分：1986年3月到6月，四川大學考古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組織一次大規模的發掘，揭露面積達1325平方米，為歷年之最。但在這次聯合發掘中，考古工作者沒有找到祭祀坑，反倒是工作剛結束不到一個月，被當地磚廠工人給發現了，讓那些為整理聯合發掘成果而留守在當地的考古工作者拔得頭籌。 據當事人回憶，三星堆1號祭祀坑是被當地南興二磚廠的工人楊遠宏、劉光才發現的。7月18日這天上午，他們倆挖黏土時，突然聽見傳來清脆的破損聲，發現土中一枚墨綠的玉璋被手中鋤頭攔腰擊斷，兩人停下仔細觀測，發現這似乎是一個土坑的邊緣，坑中密密麻麻還有很多器物。由於考古工作隊長年駐紮當地，這兩位工人也大致瞭解保護文物重要，立即向留守人員彙報。大喜過望的考古工作者立即趕往現場。即便有了心理准備，等這些工作人員抵達時，他們還是被出現在祭祀坑中的寶藏給驚呆了。
如今，距離1986年三星堆1、2號祭祀坑的發現已經過去35年。幾代考古人及研究者對遺址遺存及出土器物等相關問題，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的研究與探討，為揭開古蜀文明的神秘面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在解决了古蜀文明一些疑問的同時，也提出了更多的問題。
如今，三星堆新祭祀坑的發現與發掘再次震驚世人，更多國寶重器陸續出土，這不僅是我國考古工作的大進展，也代表著我們對源遠流長歷史文明的敬畏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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