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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及其淮系，甚至说是这一代人，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危局，也面临着千年未有之机遇。早于他们一辈之人，如曾国藩，未操西化之实务，眼睛睁开有限，世界看的不清楚；晚于他们之一辈人，如袁世凯，古学根底又不扎实，对于古典价值观理解不深刻。只有在李鸿章这一代人身上，有可能在沟通古典价值观和现代价值观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能够让我们一窥中国传统文化进化入现代文化之时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然而，李鸿章、淮系、乃至这一代人让我们失望了，他们忙于日常事物，对于理论思考如蜻蜓点水，不成体系。当然，我们这实在是苛责了，西夷实用之学急速输入，国内情势动荡不安，新学实务尚自顾不暇，哪里有时间去做更深层次的理论思考。任何一种思想的进化都需要时间，然而中国被列强环伺的局势已经没有让高度思辨的理论思想正常进化的时间了。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内，淮系完成了从“中体中用”向“无体实用”的跨越，传统思想文化改变没有时间完成向现代文化的进化，“全面西化”是当时无奈的必然之举，也是当时“技不如人”的中国进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当我们走上这条必由之路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起了拿破仑的那句话：“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当我们受迫于利剑而放弃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是否还意识到今后需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在理论上，李鸿章主要智囊的思想都是比较激进的。早在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之时，他的主要智囊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对于“中体西用”的理念描述的相当精要：“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在这里，所谓“中体”，被详细定义为“中国之伦常”，除此之外的政体、器用等，均是可以改变的“西用”范畴。同样是在《校邠庐抗议》，冯桂芬明言中国不及西夷之处：“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不如夷之处并不仅仅只涉及“洋枪洋炮”，其中的“君民不隔不如夷”一条甚至直指封建专制统治，其“中体西用”的思想步伐着实跨越很大，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中体西用”。继冯桂芬之后，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密友郭嵩焘提出了更为颠覆性的观点。1875年，郭嵩焘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认为，将西方强盛归结于船坚炮利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如果单纯学习西方兵学“末技”，是不能够起到富国强兵的作用的。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才是出路。1876年出任驻英公使后，在西方经过耳濡目染，郭嵩焘更是提出西方文明从整体上要优于中国文明的观点，这就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夷夏观”，彻底超出了“中体西用”的范畴。郭嵩焘的观点在国内引起一片声讨，1879年回国后，为了保障生命安全，他直接称病回籍，甚至不敢进京面圣。薛福成也曾经是曾国藩的幕僚，起初他也觉得郭嵩焘的观点过于激进。但是当1890年他担任驻英公使一职后，亲自感受到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英法等国家，观点逐渐和郭嵩焘相趋于一致。他认为，议会制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科学、义务教育、政府鼓励工商业、使用机器创造财富和供养人民是欧洲既富且强的原因。联系到在明治维新过程中，去西方参观学习的使团成员全都赞成改革，而留守在日本的反对幕府的最大功臣西乡隆盛却成为改革反对派，可见密切接触当时先进的西方，对于观点的转变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  相对于他的智囊，李鸿章是实干家，实干业绩多于理论研究，在理论研究上下的功夫并不多。他的观点更为暧昧和实用，但是更为坚实，甚至可能真正在东西方的“道理”和“科学”之间架起来一座桥梁。1864年，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长信中，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但是“独火器万不能及”。可见，在当时李鸿章思想中，“中体”是包括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西用”不过是洋枪洋炮之类的“末技”。但是在“西用”方面中国为什么不如西人呢？因为中国的“理”与“事”分离，“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而想要“制器”，则必须“理事相通”。李鸿章建议，在科举考试中“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就在这篇文章的这一小部分中，李鸿章阐述了“洋务运动”的内涵、方法和目的。李鸿章应该是不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的，当然也不可能意识到欲造洋枪洋炮之“器”，必须有相应的“文武制度”相配合，必然会引发社会的变革；现代工业制造涉及科目极广，所需之人才也不是仅开一科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初步的建议，也被当时的清政府所拒绝，不被当时思想最为先进的“洋务派”所接受，当时主理总理衙门并拒绝李鸿章建议的正是洋务派的领袖恭亲王奕䜣。李鸿章的这封长信，将理学之“理”与科学之“理”结合了起来。正如“科学”是上帝创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一样，“理学”之“理”是自然哲学的根本规律，最初的科学理论和中古时代的宗教哲学密不可分。所谓“理学”，不过是认为天地之间有一至理，高于万事万物，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和毕达哥拉斯的“世界由数构成”、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具备相一致的精神内涵，是中古时代道德理论通向现代科学的起点。中国的“理学”其实和欧洲的经院哲学一样，是孕育“科学”的一片沃土，甚至比起经院哲学更进一步，因为中国的“理学”已经彻底摆脱了神学的束缚。而李鸿章的“理器论”，恰恰解决了中国“理学”长久以来理论不联系实际的痛点，为“理学”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大门，指出了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道路。可惜的是，李鸿章本人并不以理论研究见长，后来也没有继续“理器论”的研究和阐述。“理器论”只是他长信中的一小部分，而列强环伺的局势恐怕也不会给“理器论”以自我成长的时间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国外日益密切的接触，李鸿章渐渐认识到西方的强大绝非只是“洋枪洋炮”那么简单，想要做好“洋枪洋炮”，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环境相配合，而西方的社会环境才是成就“洋枪洋炮”之本，而不是反过来，“洋枪洋炮”为西方带来强大。1878年，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说：“来示万事皆无其本，即倾国考求西方，亦无裨益，洵破的之论。”他深刻的意识到，只有进行一次深刻的变革，求得万事之本，才能使考求的西法得以有效施行。 李鸿章虽然意识到西方的社会环境是其强大之本，但是具体哪些要素是构建其强大之本，他并没有研究，也没有结论。因此对于中国未来如何发展，他的心中也难以谋划。在日后的岁月里，他对于中国日后的发展出言谨慎。其实由此反倒看出，李鸿章比起维新派那些动不动就高喊“立宪议会”的人要高明很多，他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仅仅是“立宪议会”无法一下子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在实践中，李鸿章对未来的判断体现在他对儿子的培养上。早在19世纪70年代，他就给儿子配备了洋文老师，让儿子开始学习洋文。八股文和洋文一个都不能少，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参加科举，博取功名；一边参与夷务，与洋人接触，而不是走去翰林路线，直指中枢。值得指出的是，夷务这条道路在当时不但不是直指中枢，而且是被目为下三滥的工作。李鸿章本不是圣人，他为儿子铺路如此不可能是基于他的道德学问，只可能基于他对日后形势的判断：国家的未来、儿子的前途在于向西方学习，但是现实的功名也是很重要的。 李鸿章对未来，不主张革命性的变革。事实上，这也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民意。李鸿章1901年逝世，当时不但同盟会没有成立，除了以华侨为主体的兴中会，连具有更强本土色彩的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没有成立。但是，李鸿章对于大清朝也并非忠心耿耿，他本来对于道德文章就不那么热衷，作为政治家的他对于背叛大清王朝心理负担不大，而这同样是当时的主流民意。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晚年在两广倡导“东南互保”，置大清朝廷安危于不顾。据说在和英国人讨论中国未来极端的局势时，甚至有意问鼎中国首任大总统，颇见袁世凯的前辈本色。然而，这毕竟只是极端情况，在常规状态下，李鸿章还是求稳的。大概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不敢破格”。如此说来，“不学无术，不敢破格”的评语其实用在袁世凯身上更为合适。  在晚年，李鸿章心心念念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李鸿章给出逃在外的康梁写了一封信，鼓励他们：“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李鸿章在德国向留学生讲话时，提到：“我之老矣，不能效力国家，将来伐谋制敌、御悔保国之重任皆落诸位之双肩。”在那个多事之秋的庚子之年，李鸿章对大清朝的判断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朝厚德，人心未失。”因此，不管是为了国家还是他个人，他都不会背叛大清王朝。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事事都走在同时代中国人的前列，洞透世事。但是他依然对未来感到茫然，其实不仅是他，我们今天就不茫然吗？难道事事都向西方学习就是正确的吗？假如不是的话，那么什么该学习，什么不该学习，能有明确的答案吗？我们今天所说所做对未来能有怎样的影响？知道的越多，其实不是明白的更多，而是疑问更多，只不过那些不知道不明白的人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好疑惑的，他们只需要有标准答案。  对于国家未来之发展方向，李鸿章是否有所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即使有所考虑，也肯定是不甚了了、浅尝辄止。从晚年的言论来看，李鸿章虽然公忠体国，但是对未来的言论不多，十分谨慎。以近九旬的高龄，精力日蹙，而每日杂务不断，难以深入思考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李鸿章本来就不是道学家，不像曾国藩，不以道统学问见长，对这个问题兴趣也不大；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以实务见长。他的幕府也并不讨论道统学问，而是以实务为主，难以提出有价值的参考建议。他对未来惶然无计，不知何体，但操实务，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只能甘心做个大清的“忠臣”，做个王朝时代的“裱糊匠”，顶多叮嘱一下后进“精研西学，报效国家”，走一天算一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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