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代画像砖墓的渊源及其影响

睫毛上的风尘 2021-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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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友常（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内容提要】汉代画像砖墓，源自战国时韩国空心画像砖椁墓。至汉初，传播到洛阳，其后又传播到中原的工艺美术中心、经济发达的南阳，东汉中期传播至四川地区，每一次传播过程中都在发展演变。

【关键词】画像砖墓渊源影响

南阳汉代画像砖是汉代墓葬的建筑装饰材料，是汉代美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体现了中国丧葬制度的变化，同时又体现着中国美术发展过程中一项新的形式，丰富了汉代美术的种类，是中国美术史中的一朵奇葩。可是这朵奇葩的来龙去脉如何，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与探讨，希望把这一艺术现象的渊源与传播呈现于学界，敬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南阳汉代画像砖墓的渊源

中国制砖历史，由于以往考古资料的限制，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砖出现于陕西岐山赵家台遗址，近年在蓝田新街遗址的发掘中发现，早在仰韶文化时期我们已经开始烧制并使用砖了，在其遗址中，不仅发现了“板砖”，还发现了制作“板砖”的泥坯。而空心画像砖，最早发现于陕西西周原云塘村的池渠遗址，年代以先周时期为主，下限或可到西周初年，画面饰散乱的麦粒状粗绳纹。比较规范图案的画像砖，是在春秋战国中期才开始出现。据考古发掘报告，全国多地发现战国空心画像砖。1974—1982在秦代宫殿遗址发现空心画像砖；1957—1970赵都邯郸故城发掘的空心画像砖残块；1993—1995在辽宁绥中县宁石碑地遗址发现秦代空心画像砖；1997年4月，在山东平度市即墨故城发现空心画像砖；1982年，在湖北楚都纪南城南垣水门古河道发现空心画像砖；1983年在安徽寿县楚都遗址发现战国空心画像砖；另外在江苏盱眙东阳故城遗址发掘秦代空心画像砖。

图1

截至目前的考古发掘报告可知，战国空心画像砖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应该是河南郑州地区，此地是战国时期郑韩故地。1954年，在郑州二里岗发掘26座战国晚期空心画像砖墓；20世纪90年代，在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发掘了5座战国晚期空心画像砖墓；2003至2008年，在新郑西亚斯东周墓地发掘49座战国晚期竖穴土坑空心画像砖墓；2006年以来，在新郑胡庄韩王陵附近发掘了54座战国晚期空心画像砖墓。据不完全统计，郑韩故城有140多座空心画像砖墓。

根据考古发掘报告，发现这些空心画像砖均是长方体状带米格纹装饰，均由这些砖砌成椁室，墓的顶部大多数使用木板盖顶，少数为空心砖侧立盖顶。根据考古资料，这些空心画像砖，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郑国、韩国所制。在当时空心砖是制陶业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需求大量的陶制品，于是就需要规模化的生产。新郑郑国祭祀遗址中多处发现了陶拍、陶刮板、陶圆盘等制陶工具，还有带米格纹的空心砖残块[1]。1972年在郑韩故城发掘的韩国制陶作坊遗址位于郑韩故城的外廓城（东城），东部靠近东墙外，出土的遗物有陶拍、陶刮板、陶圆盘等制陶工具及陶罐、陶盆、陶豆、空心砖、方砖、筒瓦、板瓦等陶制遗物。2002年，在郑韩故城东城东北角发掘的韩国大型制陶作坊遗址中，发现了多座陶洗池、捶泥池、囤泥池、大型盛水器等遗址[2]。由此可见，郑州发现的战国画像砖，应该在郑国时期已经出现，也就是战国中期，而这种技术，后来在韩国灭掉郑国后又继续了这种手工艺。

郑州战国空心画像砖墓均是仿制木椁墓的形制，在具体营建过程中是把空心画像砖来替代木椁，两块空心画像砖相接侧立叠放分别相当于木椁的长度和高度，两侧分别用四块空心画像砖两两相接，侧立成两层，两头各用两块砖上下相接，侧立封堵，有的用空心画像砖盖顶，有的用木板盖顶。郑州二里岗发掘的26座空心画像砖墓中，4座使用空心画像砖盖顶，22座用木板盖顶或者用空心画像砖侧立铺顶[3]。据此，学界一致认为，郑州空心画像砖墓应该是在战国中期、后期，基于当时社会动荡情况下，地位较低的一些贵族和上升的一些庶民没有更多的余财用于墓葬的营建，作为当时重要经济支柱的制陶作坊，为了更多的获得经济利润，借鉴青铜器的模制方法，生产了廉价的空心画像砖来代替木椁墓的木料。其实当时这种变通的方法不仅在墓葬方面试用，在礼器方面也出现过，当时的仿铜陶礼器就是一个显著例子[4]。

图2

图3

郑州战国空心画像砖墓出土的空心画像砖基本上是小印模制作，一模一画，画面呈现一种浅浮雕效果，而且连续排列。其形制除了大型空心画像砖之外，还有少量空心画像长方柱砖、带榫口的长方画像形砖和菱形画像砖等。

画像图案主要是装饰图案：有米格纹类型、方框S纹类型、变形柿蒂纹和漩涡纹类型、百乳纹和变形柿蒂纹类型、方框S纹和柿蒂纹相交形成四方连续排列类型以及米格纹、树叶纹、虎纹、叶脉状柿蒂纹四种组成的类型。

根据发掘材料，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空心画像砖产生于战国中期，在秦国、楚国、赵国等宫殿遗址中有所发现。而且在作坊中也在使用，由此看来，空心画像砖已经是战国贵族和平民喜欢的一种建筑装饰材料。而画像砖墓是韩国人所创，并且在战国晚期时只流行于韩国境内 [5]。

图4

韩国空心画像砖墓在韩国一带大量流行，作为一种新的丧葬方式，势必会受到一部分贵族和富裕平民的青睐，这种形式既符合他们的身份，又适合他们的经济状况，同时又能和一般贫民产生区别。因此，这种形式就不断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传播开来，而且还形成了一条较为清晰的传播路线。在战国晚期，韩国空心画像砖墓已经开始向周边传播。在西汉初年，洛阳作为陪都，战国晚期流行的空心画像砖墓，于是在此地生根发芽。也可以说洛阳是空心画像砖墓传播过程中的第一站。洛阳最早的空心画像砖墓是1957年七八月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在洛阳新安县铁门镇发掘清理39座空心砖椁墓，年代为西汉早期[6]；1987年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基建在洛阳陇海铁路以北，陵园路西侧清理了一座空心砖墓，年代为西汉早期[7]；1996年夏，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配合市邮电局宿舍楼考古工地，在市北郊清理一座编号为C8M574的西汉早期空心砖墓等[8]。我们会发现洛阳西汉空心砖墓与韩国空心砖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洛阳西汉早期的空心画像砖墓无论是墓葬形制、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手法均是一定程度上继承韩国空心画像砖墓的一些特征。首先从墓葬形制上看，洛阳西汉早期的空心画像砖墓全部用空心画像砖营建的空心砖椁墓，顶部用空心砖盖顶，但与韩国空心砖墓稍有不同的是，此时的墓门开始出现一些变化，即在墓门两侧竖立两块方框形空心砖作为门框，上部横放一块作门楣，中间竖立两块作门扉[9]。墓门的出现是空心画像砖墓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革新，把以前封闭式的墓室结构，开始向住宅结构发展。这种变化只是一个开始。1985年在洛阳宜阳县牌窑发现的西汉中期画像砖墓，是画像砖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两侧用空心砖侧卧垒砌，上部用三块盖顶，墓室呈长方形，底部用空心砖横铺，墓壁均用空心砖叠砌，墓顶为屋坡形，空心砖两侧有彩绘画像[10]。由此可以看出，洛阳西汉早期画像砖墓已经由韩国模仿木椁墓的空心画像砖墓向模拟宅地画像砖墓的方向发展。

在画像砖的形制上，主要还是以较大的空心画像砖为主，有长方形、三角形、长条状、两端带榫的长方体空心砖等不同的形制，制作方法多为阳模模印，其画面呈现出一种阴线刻效果，与韩国画像砖风格区别较大。少量为阴模模印，也有阴模与阳模结合的形式，印画方式还沿袭韩国一模一画的方式。

在画面题材上，洛阳西汉画像砖和韩国画像砖也有较大区别。韩国画像砖大量流行的米格纹、方框S纹、柿蒂纹和漩涡纹以及小型虎纹已经不再作为画像砖的主题纹饰，而且是以歌舞娱乐、人物图像、各种动物神兽、屋宇楼台等为主。

综上，洛阳西汉空心画像砖墓，在继承韩国空心画像砖墓的基础上，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首先在墓葬的形制上开始出现了仿宅地的变化，其次是模具的制作上出现阳模，最后就是画面题材的丰富。这种变化，如果我们认真分析的话，会发现，除了墓葬形制的变化是洛阳西汉墓葬的独创之外，阳模和题材应该是受到秦都咸阳空心画像砖制作的影响，与咸阳发现的一号、二号、三号秦宫遗址出土的龙纹、凤纹空心砖的模印方法是一样的，均是阳模印制，画面呈现阴线刻效果。这种画像砖，我们暂且把他归之为拟绘画的画像砖。

二、南阳汉代画像砖墓的基本形态

如果我们把韩国空心画像砖墓定为画像砖墓的发祥地，洛阳汉代画像砖墓则是空心画像砖墓传播的第一站，而南阳汉代画像砖墓，是画像砖墓传播过程中的第二站，也就是在这一站中，画像砖作为一种建筑装饰，走向了巅峰时期。

画像砖墓之所以在南阳能走向巅峰时期，应该与南阳的文化艺术底蕴有着密切关系。

今天我们研究南阳汉代画像砖或者汉代画像石，往往赞叹其艺术成就何其高妙，然而却不知南阳在夏商周时期已经是中原艺术品的制作重镇。

南阳汉代画像砖墓，时代最早要数1985年在南阳市新野县县城北12公里樊集吊窑发掘的47座汉墓，其中37座汉墓为画像砖墓，这批墓葬在南阳汉代画像砖墓中，富有代表性，所以在此做一简单介绍。根据墓室平面形状，这批墓大致情况为，墓顶皆用特制的实心砖垒筑，前后横列，每列为三块砖组成，横剖面呈“冖”形，墓门由南北立柱和门楣做出，立柱和门楣皆为空心画像砖。墓门用实心砖垒筑，墓室用小砖垒筑。个别墓室有少量的实心画像砖[11]。除此之外，南阳汉代画像砖墓的发现还为数不少。淅川县发掘的汉代画像砖墓，画像砖基本上是小砖，画面基本上长度在13厘米至22厘米之间，宽度4厘米至7厘米之间[12]。

根据南阳汉代画像砖墓的发掘报告可以看出，南阳汉代画像砖墓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直至东汉后期还在流行。通过这些材料可知，南阳西汉时期画像砖墓，在墓葬形制上继承了洛阳宜阳县牌窑发现的西汉中期画像砖墓的一些特征，在顶盖的垒筑方面虽然和洛阳的有区别，但洛阳的屋坡形在新野县樊集西汉画像砖墓中依然保留有一些迹象，此时的南阳西汉画像砖墓开始把墓顶向拱券形制方面发展。南阳西汉画像砖墓更进一步发展了洛阳宜阳县牌窑汉画像砖墓仿“住宅”的形制，从而出现了汉墓的墓门、门楣，从而使仿住宅的形制更加具体化。

图5

图6

在画像砖的使用上，空心画像砖和实心画像砖同时使用，而空心画像砖主要使用于门扉周边，也就是门楣、门两侧柱子，墓室之中使用小型条砖垒砌，也有少量画像砖使用。从这一点看，南阳画像砖墓基本上脱离了空心画像砖椁墓的形制，开始向一个地下“住宅”形制墓葬发展，而且逐步成型。这是汉代画像砖墓，乃至汉代画像石墓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牌意义的变化。

南阳汉代画像砖墓不仅进一步发展了汉代画像砖墓的形制，而且在画像砖制作与画面题材上均有重大的变化。

在画像砖的制作方面，南阳汉代画像砖的模印方式基本上是阴模印制，画面呈现一种浅浮雕效果。根据整个砖面画像和模印数量来讲，有一模一砖和多模一砖，所谓一模一砖就是先根据画像粉本，由雕刻艺人在木板上刻出画像，这种画像，根据故事情节不同，进行画面布局，一个模子印制一幅完整画像，画面构图严谨，这种形式主要在大型空心砖、方形实心砖、实心长条型大砖、实心长条型小砖上表现。

画像题材方面，南阳汉代画像砖墓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大致可分为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仙异兽、花纹图案四大类型。

总的来说，南阳汉代画像砖墓，是画像砖墓传播历程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地理位置和洛阳不同，洛阳历史传统观念比较深、政治氛围比较浓，而南阳这两点均比不过洛阳，因此南阳西汉画像砖墓在形制上和木椁墓的形制相比而言变化较大。如果说洛阳西汉画像砖墓是脱离木椁墓向“住宅”墓雏形发展的话，那么南阳西汉画像砖墓就已经完全脱离了这种雏形，基本形成“住宅”墓葬的形制。这些发展，是西汉南阳人民摆脱传统礼制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展现此地人民的创造能力。除此之外，西汉南阳人民在汉代画像砖的制作上也展现了精湛的艺术创作能力。西汉中期以前的汉代画像砖，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韩国、秦代、洛阳西汉早期，基本是一砖多模和线刻两种艺术变现形式，其画面有阳纹图像和阴线图案，给人均有一种纤细的拟绘画的艺术效果。而南阳则不然，大大发展了画像砖制作艺术，主要特征是出现了一砖一模的画面情况，可以表现一个故事(图1)、一个杂技(图2)或一场战争(图3)的全部场景，使画像砖的视觉艺术大大增强，这是洛阳画像砖想表现而不能表现的，洛阳汉代画像砖当时也有想通过一砖多模来表现一些画面情节，但毕竟是一砖多模，故表现出来还是比较僵硬，画面构成不够连贯。而南阳汉画像砖，在制作画像砖以前就已经绘制好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这个作品的构图与画面组合均有认真的处理，再以此粉本来进行木板雕刻。这种木板雕刻的模子，能模印出画面栩栩如生的浅浮雕效果，这种情况应该和南阳传统的雕刻技术密不可分，因为这种木板模子的雕刻，与南阳当时的玉器雕刻方式有相似的地方。这些传统技艺在画像砖上的表现，从而也大大推动画像砖艺术的发展，使南阳汉代画像砖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

三、南阳汉代画像砖墓对巴蜀汉代画像砖墓的影响

南阳作为古代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它即把南方的楚国文化向中原传播，又把中原的画像砖墓向南方传播，向南方传播的过程中，既有零星的一些表现，也有系统的发展，它的这种传播，应该是需要一定的地理优势、经济环境、政治文化传统，而汉代巴蜀一带恰恰符合这些条件。

在东汉时期，成都已成为著名的铜器、漆器制作地区。也就是此时，除京都长安外，全国另有五大商业都市，成都就是五大都市之一的西都。因此，成都当时成为西南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商业中心，是各种货物的集散地。

也正因为巴蜀地区有着雄厚的经济条件，在中原灾荒和战争年代，巴蜀往往成为中原人民向往之地。中原统治者一遇灾荒,遂令民“就食蜀汉”已成惯例。加之汉统治者在灾荒之年,对人口的迁移又不加“禁限”,大量饥民涌入巴蜀是不言而喻的。东汉江夏(今湖北境内)人刘焉,初为益州牧时,“南阳、三辅民数万户流入益州,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13]。刘焉曾把流入益州的南阳、三辅百姓收编为军队,号为“东州兵”,这表明流入益州的数万家人口,似应以南阳人为主。东汉末刘备在败走南阳郡新野县时，大批为避战祸的百姓追随其后。建安十二年(207),刘备采纳诸葛亮联吴抗曹的策略,在赤壁之战击败曹操,据有荆州后,又率兵入蜀,夺取成都和汉中,建立蜀汉,自立为帝[14]。

也就是这些移民活动，促使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当南阳文化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时，就丰富当地的文化艺术。于是，中原画像砖墓几经辗转，很快得到巴蜀地区人民的接受。他们在南阳汉画砖墓葬艺术的基础上，并结合当地人民的丧葬习俗和审美爱好，对中原的这一文化又进行了发展。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的考古发掘报告，四川地区的汉墓发布广泛，主要分布于川西和川东，川西地区包括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沿地区，为汉时的蜀郡、广汉郡、犍为郡北部等“三蜀”，川东地区包括整个四川盆地东部以及长江沿岸和以南的部分川南地区，以重庆一带的沿江地区为中心，汉时这个地区相当于巴蜀的范围，重庆即是郡治所在。川西平原除了汉砖墓外还有汉砖石合筑墓，未见石室墓，川东除了砖室墓之外还有石室墓，未见砖石合筑墓。川西墓葬画像多是再现墓主生前的生活，而川东地区画像主要是表现一些想象和虚构的内容[15]。而带有画像的砖墓主要集中在川西平原一带，此地正是中原移民的集中地区[16]。现就根据考古部门公布的发掘报告简单做一梳理。画像砖、画像砖石合筑墓共11座，其中东汉中期画像砖墓2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6座，东汉晚期画像砖石合筑墓2座，蜀汉画像砖墓1座。地点分别在成都、彭山，成都10座，彭山1座。

图7

通过发掘报告可以看出，巴蜀地区的汉代画像砖墓出现于东汉中期永元元年，也就是汉和帝刘肇时期。而东汉中期正是南阳汉代画像砖墓、汉代画像石墓如火如荼时期，在巴蜀汉代画像砖墓中既能看出它渊源于南阳的踪迹又能看出它的创新。

在画像砖墓的形制上，巴蜀汉代画像砖墓主要体现在用砖筑墓代替木椁墓，而这个砖筑墓的使用，据罗二虎先生考证认为“四川地区砖室墓最初的使用者可能仅局限在一定的居民群体和阶层，具体的说可能主要是在秦汉以后中原移民中流行，而使用者主要为一般平民和低级官吏”。[17]此时的川西汉画像砖墓，其形制依然沿袭南阳汉画像砖有墓门、并用砖券拱顶。这种形制已经是在棺椁的形制上越走越远，而且继续发展南阳汉代画像砖“住宅”的形制。

巴蜀汉代画像砖墓中，画像砖的布局与南阳汉代画像砖墓有所不同，巴蜀汉代画像砖墓在布局过程中即在墓门处装饰画像砖，又在墓室墙壁上装饰画像砖，如果带阙的画像砖一般会处置在门口，其他基本均在墓室内部，并无一定的顺序[18]。

在画像砖的制作上，巴蜀汉代画像砖模印制作上完全继承了南阳汉代画像采用阴模的模具，一砖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的绘画作品，一砖一模的方式，依然是浅浮雕画面效果。但在砖的形制上，基本上就有两种，一种是实心方形砖，一种是小型实心条状砖。

在画像砖的题材方面，巴蜀汉代画像砖墓呈现出的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作品。根据高文先生的分类，四川汉代画像砖主要分为平民生活类型（图4）、贵族生活类型（图5）、舞乐百戏类型（图6）、建筑艺术类型（图7）、装饰图案类型。

巴蜀汉代画像砖墓，是画像砖墓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在模印方式上继承南阳一砖一模的技术，虽然没有南阳那样大型的空心画像砖，但这种方砖在巴蜀表现得更加灵动、飘逸，比南阳汉代画像砖更具绘画意味。而且把画像砖墓券顶模式向前推动一大步，从而使墓葬更具“住宅”特征。在画像砖的使用上，巴蜀汉代画像砖墓除了在墓门口装饰画像砖的传统外，主要把画像砖装饰在墓室之内。这也是汉代画像砖墓发展到后期的一个变化。

四、结论

汉代画像砖墓，源自郑州韩国空心画像砖墓。至汉初，郑州韩国空心画像砖墓依然还在发展，并传播至距离郑州较近的洛阳，其后又传播到中原的工艺美术中心、经济发达的南阳，东汉中期传播至巴蜀地区。这种传播，每一次都在发展演变。洛阳的西汉早期画像砖墓，依然保留一些战国晚期韩国砖椁墓的特点，南阳就开始向“住宅”墓室方向发展，到巴蜀完全就是一个地下“住宅”。在砖的制作上，洛阳是空心画像砖，南阳是空心画像砖、实心长版砖，到四川就是实心方砖和小型长条小砖。在模制方面，战国晚期韩国是一模一印，一砖多模，多呈现浅浮雕画面效果；洛阳西汉多是吸取长安一砖多模，一模一印，而且画面呈现阴线刻效果，而南阳的画像砖在模制方面出现创新，出现一砖一模。而巴蜀汉代画像砖的模制方面完全继承了南阳的一砖一模技术。

注释：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工作站：《郑韩故城战国时期大型制陶作坊遗址》，中原文物2003年第4期。

[3] 董睿：《战国西汉中原墓葬建筑材质和内部空间转变及其社会原因》，《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 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科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 胡进驻：《东周郑韩墓葬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河南文物局文物工作站：《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7] 乔栋、慕建中：《洛阳北邙45号空心砖汉墓》，《文物》1994年第7期。

[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郊C8M574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9] 河南文物局文物工作站：《河南新安铁门镇西汉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10] 洛阳地区文管会：《宜阳县牌窑西汉画像砖墓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

[11]河南省南阳地区文物研究所：《新野樊集汉画像砖墓》，《考古学报》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