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金瓶梅》序作者“东吴弄珠客”续考

在《金瓶梅》卷前，有一篇署名“东吴弄珠客”的序文。这位“东吴弄珠客”到底是谁，可能事关《金瓶梅》的作者之谜，学界一直在努力追索。

笔者是支持“董其昌说”的，并在向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做了补充论证^①。今结合有关材料，再作两点续考。

一、“弄珠”的取义及以“客”自名之由

在有关“东吴弄珠客”人选的各种观点中，对于“东吴”系序者署贯这一点并无分歧，区别在于对“弄珠”的解释尽有不同。

这些候选人何以会和“弄珠”发生关系？所见有这样几种说法：

提出“董其昌说”的徐恭时先生认为：

“'弄珠’之典，系从郑交甫于汉皋见二神女遗珮事而衍化”，当指东吴地域内浙江平湖县的“弄珠楼”；而“客”字意味着“此人当为异地而旅居平湖并应与'弄珠’之典有一段因缘的人物”，与董其昌万历十四年在平湖寄寓、就馆的经历契合^②。

王利器先生提出“袁无涯说”，认为：“弄珠”乃用汉皋游女弄二珠之故事，“盖以二珠取譬《水浒传》与《金瓶梅》也”，“此二书都是袁无涯从湖北麻城人手中得来”，“然弄此二珠者，乃今日东吴之游客，而非当年南楚之游女也，于是乎袁无涯乃踌躇满志，而以东吴弄珠客自称矣”^③。

主“冯梦龙说”的魏子云先生认为：

“'龙’与'珠’的关系，乃我国古老的传说”，“'弄珠’之名，自是龙的喻意”^④。

近年，又有人提出“弄珠客”系沈德符的新说，用拆字法对“弄珠”进行了“破译”：“弄”，戏弄、嘲弄之意；“珠”，可析为“朱王”二字；

“'弄珠’就是戏弄姓朱的皇帝的意思”，“'弄珠客’者，嘲弄朱明王朝之人也”^⑤。

《<金瓶梅>发微》

这些说法究竟孰是孰非？笔者想，要落实这一问题，为什么不去看看古人是如何用“弄珠”的呢？

近年来，笔者从古代诗文中搜集到30余条“弄珠”的语例。

其中确有用骊龙戏珠之义者，如唐鲍溶《采珠行》：“东方暮空海面平，骊龙弄珠烧月明”；

也有取鲛人泣珠之典者，如南朝梁陶弘景《水仙赋》：“弄珠于渊客之庭，卷绡乎鲛人之室”；

有的则仅是诗意的描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如五代徐昌图《河传》词：“秋光满目，风清露白，莲红水绿，何处梦回。弄珠拾翠盈盈”。

但这些方面的例子极少，最为普遍的还是用汉皋游女的典故。“东吴弄珠客”以“弄珠”入名，应如徐、王二先生所说，取义于此。

汉皋游女的故事，起源相当久远。

早在《诗经·周南·汉广》中，就有“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的诗句。其后《韩诗内传》（已佚）、汉刘向《列仙传》等多书都有记述。

汉张衡《南都赋》：“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

唐李善注引《韩诗内传》：“郑交甫将南适楚，遵彼汉皋台下，乃遇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之卵。”

又，郭景纯《江赋》：“感交甫之丧珮”，李善注引同书，其事较详：

“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

张衡的《南都赋》以“弄珠”概括汉皋游女故事，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一例。

《南都赋》一文被南朝梁太子萧统选入《昭明文选》，影响非常之大。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后人在化用汉皋游女事时经常用到“弄珠”。

如唐王适《江滨梅》：

 

忽见寒梅树，开花汉水滨。

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唐张子容《春江花月夜》（之二）：

 

交甫怜瑶珮，仙妃难重期。

沉沉绿江晚，惆怅碧云姿。

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时。

 

五代毛文锡《摊破浣溪沙》：

春水轻波浸绿苔，枇杷洲上紫檀开。晴日眠沙鸂鶒稳，暖相偎。

罗袜生尘游女过，有人逢着弄珠回。兰麝飘香初解佩，忘归来。

 

五代牛希济《临江仙》（之六）：

柳带摇风汉水滨，平芜两岸争匀，鸳鸯对浴浪痕新。弄珠游女，微笑自含春。

轻步暗移蝉鬓动，罗裙风惹轻尘，水精宫殿岂无因？空劳纤手，解佩赠情人。

 

可以说，“弄珠”之典已成了人们表达许多方面丰富含义的最喜用的语词之一。

另外，从汉皋游女的故事中，还衍生出了“汉皋佩”、“解佩”、“遗珠”等不同的说法。

《南都赋》

如果再结合“东吴弄珠客”之“客”字来考察，就更可确定这一“弄珠”必出于汉皋故典。而这个问题又与“汉皋”的所在地域有关。

“弄珠”的发生地“汉皋”或“汉皋之曲”在于何处，自古就有异说。主要有三：

一说在湖北襄阳西，《续汉志·南郡襄阳下》引《耆旧传》曰：“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玉女游处，北山之下曲隈是也。”

李白《岘山怀古》诗即以此地为“弄珠”原地（岘山，在襄阳南）；

一说地当陕西洋县，《水经》卷二八：“沔水又东，迳万山北，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

一说即指汉水入江处的汉口。

“汉皋”究竟在何处，恐怕永远是一个无法廓清的迷案了。

中国古人历来有在故事发生地建立亭台楼阁以示纪念的习惯。比如，最迟在北宋中晚期，在洋县境内就已建有“弄珠亭”。

那位以“笑笑先生”为号的文同在神宗熙宁年间任洋州知州时，就曾多次登临此亭，留下了《弄珠亭春望》、《弄珠亭下柳》、《弄珠亭春日闲望》等诗篇。其中，《弄珠亭春日闲望》诗云：

弄珠亭上客，来想弄珠人。野草迷晴岸，垂杨暗晚津。

天涯羁旅地，村落寂寥春。何处皤然叟，扁舟下钓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客”字。文同系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东）人，出仕于洋州，故以“弄珠亭上客”自谓。

这可以给我们切实的启发：所谓“东吴弄珠客”，且抛开是否包含有另外的喻意（如：以“珠”指谓何物等）不讲，必是一位家在“东吴”而又曾客居于“弄珠”之地者。而此人应当就是董其昌。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又字思白，号香光）家本上海，后占籍华亭，自可以“东吴”署籍。

万历三十二年（1604）冬，董氏奉旨起任湖广提学副使，直到三十四年秋辞官归乡。

官署驻武昌，与汉口仅一水之隔，完全是到了传说中“弄珠”的故里。他对“弄珠”之典自然并不陌生。

当万历三十四年夏平湖的“弄珠楼”落成之际，汉阳籍的知县萧鸣甲求墨于董其昌时，他作《寄题萧使君弄珠楼诗》二首，其一末联云：“一自明珠还海曲，采风应到弄珠谣”，自注：“弄珠，汉水遗事。

使君汉阳人，而平湖亦有汉塘，又称鹦鹉湖，于弄珠差合”；其二末联云：“欲知交甫遗珠事，历乱星辰逗短檐。”

如此，董其昌以“东吴弄珠客”自称，可谓顺理成章。徐先生提出的“董其昌说”，应该补充上他与武昌这一层更为“原始”的关系。

董其昌画像

二、《天史》序中的蛛丝马迹

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秘密。笔者一直坚信，在《金瓶梅》刊刻的时代，是有人清楚地知道“东吴弄珠客”的谜底的。

在丁耀亢所著《天史》中，笔者发现了一条能够将“东吴弄珠客”与董其昌联系起来的新线索。

丁耀亢（1599——1669），山东诸城人，乃曾任直隶巡按御史丁惟宁之少子，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

据乾隆《诸城县志》载：

“丁耀亢，字野鹤。少孤，负奇才，倜傥不羁，弱冠为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与陈古白、赵凡夫、徐闇公辈联文社。

既归，郁郁不得志，取历代吉凶诸事类，作《天史》十卷，以献益都钟羽正，羽正奇之。”

《天史》是丁耀亢游吴归乡后，在自筑的煮石山房中纂辑的一部著作，成书于崇祯五年（1632）五月。

该书从历史文献中撷取那些作奸犯科者不得善终的事例，分大逆、淫、残、阴谋、负心、贪、奢、骄、党、左道十案，计195条，每条后附自论加以评述，以明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之意。

书前有陈际泰所作的一篇序，略云：

《天史》者，出于东海泰岱之间，有士焉发愤而作者也。……又何为乎天而史之也？

曰：去彰而瘅，是有取于《梼杌》之义尔。夫取于是，则忠臣、孝子、仁吏、义士可读而不必读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臣子吏士不可不读而必不读也。

可读而不必读者，天在其人中矣；不可不读而必不读者，天亦在其人中矣。作此史者，其有古心乎？

……予不识丁君，而知为董玄宰先生门下士。先生归，属予为序，予以先生之序者序之也。

山海无际，青苍浩漾之中，吾闻鲁多君子焉，斯固有所取尔也。

序作者陈际泰（1570——1641），字大士，江西临川人，明末著名文士。

他幼慧好学，以时文名天下，与同郡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结豫章社，称“江右四大家”。但直到崇祯七年（1634），已65岁的陈际泰方中进士。

陈序下署“甲戌仲夏临川陈际泰拜题于燕都署”，即写于崇祯七年五月的北京，正在他进士及第之后。

据陈际泰讲，他与丁耀亢并不认识，这篇序文乃受丁师董其昌之命而作。考诸董氏行迹，崇祯四年（1631）冬，在江南休养的董其昌蒙召复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次年夏后方抵京到任，至崇祯七年屡疏乞休，初夏即致仕返乡。

序中所云“先生归”，当指董其昌离京回松江老家。可见，为《天史》作序，系董其昌临行所托。

最堪玩味的是陈际泰的这句话：“予以先生之序者序之也。”就是说，他的序是因循着董氏之序的主旨而成的。

按说，丁耀亢在书成后，呈请自己的老师过目或作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假如董其昌曾为《天史》写过序的话，丁耀亢是没有理由不恭恭敬敬地置之卷首的。

可是，现存《天史》刊本前仅题“青都钟羽正龙渊、云间董其昌思白评选”，并没有董序。

遍查丁耀亢诗文，他本人从没有谈到过董其昌曾为《天史》作序一事。再查董氏文集，也根本没有这样的一篇序，甚至就连语义相关的词句也找不到。

这表明，董其昌压根儿就没有专为《天史》写过什么序。

那么，陈际泰所说的那篇“先生之序”究竟在哪里，难道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不成？

其实，只要将陈序与《金瓶梅》卷首的“东吴弄珠客”序对读一过，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先生之序”者，“东吴弄珠客”序也。

《<天史>校注》

“东吴弄珠客”的这篇《<金瓶梅>序》，署作时间在“万历丁巳季冬”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二月。序云：

 

《金瓶梅》，秽书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

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

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

首先，我们注意到，陈际泰为之作序的《天史》与《金瓶梅》尽管体裁有别，但在纂辑或创作的主旨、手法方面却有着惊人的一致。

这就为陈际泰取法于“东吴弄珠客”序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人，大多自觉地承负着道德教化的责任，在著书立说时，一般都按照以劝善为主、戒恶为辅的原则，走的是劝戒相兼的路子。

《金瓶梅》之作，出于同样的劝善惩恶的教化目的，“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欣欣子语）。

然而，作者却一反此前以正面劝善为主的惯用模式，而基本上采用了一种因果报应观念下的惩恶方式，以大量笔墨描写西门庆及金、瓶、梅等人平日奸、淫、贪、虐而最终导致破家亡身的故事，企望通过天命的权威对恶的惩罚，使读者心生悔惧，从而戒绝恶行，回心向善，“勿为西门之后车”。

该书卷首有酒、色、财、气“四贪词”，即是这种创作意旨的体现。正如“东吴弄珠客”所说：“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

当然，在“四贪”中，作者作了集中、细致描写的还是“色”。那些描绘西门庆等性活动的文字，并非有意导淫宣欲，而是为后来的恶报埋下伏线，所谓“以淫说法”。

因之，“东吴弄珠客”序开篇云：“《金瓶梅》，秽书也”，并非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贬斥《金瓶梅》是一部淫书，而是说它是一部写了污秽之事的书。

然而，对恶行的自然呈露极难驾驭，是有很大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导致对恶行的展览。果然，《金瓶梅》问世不久，即遭逢误解，蒙受“淫书”恶谥。

这种结果与良好的创作初衷的悖谬着实令人遗憾，以致于廿公《<金瓶梅>跋》特为表白道：“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

顺便指出，在近年的《金瓶梅》研究中，论者从不同角度对《金瓶梅》进行了新的解读，什么“提倡性解放的书”、“人生书”、“反腐败的书”等等，都未免有将古人现代化之嫌。

事实上，我们还是应该遵从《金瓶梅》作者的本意，将其理解为一部以否定的方式警示世人的反面教材、一部戒世书，才更为合乎作品的实际。

再看《天史》。

丁耀亢在《自序》中谈到该书的纂辑缘起时说：

“偶检先大夫手遗二十一史而涉躐之，喟然而悲，愀然而恐，因见夫天道人事之表里，强弱盛衰之报复，与夫乱臣贼子、幽恶大憝之所危亡，雄威巨焰、金玉楼台之所消歇，盖莫不有天焉。”

可见，他是一位坚定的天命论者，这也正是他将“史”系之于“天”的原因。

在天命论的理念里，“天”是统御人间的主宰，是赏善惩恶的权威。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都是天命的作用使然。

可是，丁耀亢在拣择史料为因果报应作注脚时，却弃善因善果不取而专注于那些恶业恶报，“纪罪而不纪功，言祸而不言福”。

丁氏这样做，显然不是想去为世人树立可供效仿的楷模，而是以一种天命的先验威慑力量，警戒世人“诸恶莫作”。

这也就是陈际泰所言“去彰而瘅”之意。

当然，劝善与惩恶，原本即是道德教化的两个方面。惩恶只是手段而已，最终目的还在于劝善。

丁耀亢本人解释道：“盖人情畏则生慎，慎则生祥，譬如闻雷涉海，则忠信生焉，庶几毒蜮贪鬼用以消除云尔。”

丁氏的同乡好友丘石常在为丁著诗集《问天亭放言》所写的序中也说：

“野鹤先生携其元方，著书名山，旨存于彰善而权归于瘅恶，名其书曰《天史》”，对《天史》的编纂手法、目的做了精练的概括。

要之，《金瓶梅》与《天史》二书虽一为小说、一为史料类集，却一样的惩恶、一样的戒世，具有完全相同的精神内核。

这样，陈际泰在为《天史》作序时，能够取法于《金瓶梅》的“东吴弄珠客”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陈际泰的《天史》序在用典、造句方面与“东吴弄珠客”序的雷同，正是由承袭留下的痕迹。

陈序不长，论及《天史》得名之由、编辑之旨的只有一句话：“又何为乎天而史之也？曰：去彰而瘅，是有取于《梼杌》之义尔”。

而“东吴弄珠客”序除了那些解释性的文字，也有一主题句阐明了同样的问题：

“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两序都用了“梼杌”之典。

梼杌，乃古代传说中的凶兽，楚国史籍因独详于纪恶而以之名史。这一典故，虽谈不上特别生僻，但因应用场合较少，故本来用者就不多。

《金瓶梅》、《天史》二书，与楚《梼杌》手法相似，按说是提供了更多用“梼杌”一典的机会，可事实是：

在《金瓶梅》书前所存序、跋三篇与明清两代所有关于《金瓶梅》的评论文字中，用此典者仅见于“东吴弄珠客”序；而《天史》一书除陈际泰序外，尚有钟羽正、杨观光二序并丁氏自序，也只有陈序用了“梼杌”之典。

二序用典相同，很难说是偶然的巧合。不仅如此，这两句话意韵一致，甚至连句式也分外神似。二者之间的因袭之迹是十分明显的。

东吴弄珠客序（书影）

综上所述，“东吴弄珠客”序正应是陈序所取法的蓝本，亦即那篇杳无踪迹的董其昌序，这就是“予以先生之序者序之也”的真相。

自然，“东吴弄珠客”也就是董其昌。

当时陈际泰为《天史》作序的情况，我们可予大致推断：董其昌离京前，或因时间仓促，或因无意，没有为《天史》作序，而转托陈际泰代劳，并将自己此前化名“东吴弄珠客”为具有相同特质的《金瓶梅》写的序文提供给陈参考。

陈际泰用其立意，敷衍成篇，并在文中留下了“予以先生之序者序之也”的蛛丝马迹。

最后，附带提一个问题，陈际泰为《天史》作序而取法于“东吴弄珠客”即董其昌为《金瓶梅》所作序一事，还有没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近年来，张清吉先生提出《金瓶梅》作者为丁耀亢之父丁惟宁；笔者则认为丁惟宁系续作者，而原作者乃惟宁之父、耀亢之祖丁纯。

《金瓶梅》序与《天史》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这两书同出于诸城丁家一门有关？似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探考。

 

注释：

①参见杨国玉《<金瓶梅>研究的新起点》，《金瓶梅研究》（第七辑），北京：知识出版社2002年。

②徐恭时《“东吴弄珠客”系董其昌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③王利器《廿公是谁？东吴弄珠客又是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

④魏子云《冯梦龙与<金瓶梅>》，《金瓶梅艺术世界》，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页。

⑤ 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34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