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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9000年前，地球气候开始变暖，冰川慢慢消融，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中国东海海平面逐渐上升，一场华夏文明的飞跃自此拉开大幕。这就是河南舞阳的贾湖文明。贾湖当时好似我们今天江南的鱼米之乡，当先民们不再为寒冷与事物发愁之后，他们便开始对天地规律孜孜以求，为的就是让自己的族人更加强大，即便未来有多么不测的危难，子孙也能顽强地繁衍下去。而这也许就是我们华夏文明的肇始。 我们用了两章的篇幅，介绍了贾湖骨笛不仅仅是出土最早的乐器，同时它还可能是华夏独特天文观测仪器——圭表的原型。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祖先的智慧实在是太令我们吃惊，几乎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会刷新我们对古人文明高度的认知。 接下来我们便来看看一个更有震撼力的话题——音律通天。 （四）骨笛的真相--音律通天之谜 将贾湖骨笛固定在上面南北向的D7和D6两根木杆之间，再将叉形器中部的圆槽卡住骨笛一端后，一个令人惊叹的圭表就这样显露在世人眼前。 上一节因为篇幅问题，忘记给大家补充一下圭表的背景知识，现在我们把这个疏忽弥补上。 【圭表】《周髀算经》中有：“日中立竿测影。……周髀长八尺（2米）。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 “髀”，人体大腿直立骨骼。“周髀”，古时候用于测量日影的标竿。用八尺长的标竿竖起来测量太阳中午照射的影子，夏至那天影子的长度为一尺六寸。立竿测影的方法既简便、实用又准确、可靠，为我国古代天文观察所广泛应用的主要手段，一直沿用到明清，即便到了现在，这种方法依然有其实用价值。 因为不同的节气有不同的日影长度，依据这一原理，我们祖先制作出度量日影长度的天文仪器——圭表。圭表由“圭”和“表”两个部件组成。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相当于《周髀算经》中的“髀”；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 我们再来对照一下骨笛版圭表的示意图，是不是有如出一辙的感觉？ 借助如此简单便携的组合，贾湖先民就可以发现“冬至、春分、夏至、秋分”等节气，并且制定出原始的“太阳历”，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但是骨笛不同于后世的圭表，我们不能忘记，它还是一件能够吹奏出准确音阶的乐器。 上古帝王企图以测影表杆为“天梯”来沟通天地，这种新奇的设想对我们来说还比较容易理解。如《山海经》所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文中的“建木”就是象征测影表杆的。但是，若提到用音乐来“应天“或“通天”，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在《史记·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圣人作乐以应天，作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 这就是说，中国的礼乐文化是从“应天”和“配地”的实践中起源的。而音乐和礼仪，都是上古圣人的伟大发明，其中发明音乐的圣人们也是最早的“大天官”，他们发明音乐是为了“应天”或“通天”。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做到“音律通天”的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一）最原始的律历对应实验 在央视《国家宝藏》贾湖骨笛那一集中，萧兴华教授曾提及：即使现在制做笛子，计算出符合音律的开孔位置也需借助专业校音设备，才能发出准确的音阶，所以学术界一直没搞清，8000多年前的贾湖先民究竟采用了何种计算方法来定位音孔？所以在片尾，肖教授将珍藏的一根仙鹤尺骨留给弟子，希望她能够早日解开这个谜题。 《伏羲密码》的作者胡大军先生则提出：这些音孔并不是贾湖人“计算”出来的，而是与正午影长互相对应的。换句话说，贾湖骨笛的孔洞是由特定日子的日影来确定的： 即骨笛音律是与节气相应的！ 为了验证这种“律历对应，音律通天”的猜测，他们利用贾湖5孔骨笛M341:1对“律历对应”的过程进行简单的模拟。 起初，该骨笛上的冬至日影和最低音同时起自筒音黄钟，其后“日影之手”由北向南逐渐缩短；当春分日影来到第4音孔时，正好与该孔中的仲吕对应，当夏至日影到达第2音孔时，又与清黄钟对应。在这一过程中，“日影之手”自骨笛大端逐渐向小端移动，就像开启骨笛的音孔一样。 随后，该骨笛上的夏至日影开始由第2音孔向北逐渐延长，当秋分日影又回到第4音孔时，再次与仲吕相遇；然后日影继续向北延长，直至冬至日影重新回到筒音黄钟处。在这一过程中，“日影之手”自骨笛小端逐渐移向大端，就像闭合了骨笛的音孔一样。 就这样，通过“日影之手”的“一启、一闭”，最终实现了“律历对应”的循环过程。 在这里我们看到，黄钟、清黄钟、仲吕与二至二分日影落点之间，出现了如此严密、巧妙的“律历对应”现象。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们不禁为贾湖人的奇思妙想和天才创造拍案叫绝（见图5-5，图中表高以9.2厘米计算）。 图5-5 贾湖5孔骨笛上的律历对应现象 类似的“律历对应”现象，在贾湖M282墓的7孔骨笛M282:21上也同样存在，该骨笛上的黄钟、清黄钟对应冬至、夏至日影落点，其中的蕤宾对应春秋分日影落点（见图5-6，图中表高以10.65厘米计算）。 由图5-5、5-6可见，贾湖人利用骨笛上的日影观测，将二分二至影长与黄钟、仲吕、蕤(rui)宾等音律对应，终于发明出最原始的“律历对应”实验！通过这一过程，他们就能够把骨笛变成实现“音律通天”理想的神器。 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中国古代历法中“分至起闭”概念的最最原始的起源！ 古人对律历相应的记录在古籍中并不少见，而且实验方法很具体，被称为“候气之法”。《续汉书·律历志上》记载： “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除……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 “天效以景”的“景”字实际同“影”字，是指日影对应节气，“地效以响”是指律管对应节气。此处的候气之法用到十二支律管，按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对应的方位排布，内低外高，以芦苇内膜灰烬堵住内端，依据历法来候气，当节气来临时律管内端便有灰散落出来。 《晋书·律历志上》李淳风还记载了另一种候气之法： “或云以律著室中，随十二辰埋之，上与地平，以竹莩灰实律中，以罗縠覆律吕，气至吹灰动縠”。 图5-13借助贾湖骨笛M282：21进行的律历对应模拟实验 在上述贾湖骨笛的律历对应模拟实验中，黄钟、大吕、蕤宾、仲吕、清黄钟、清大吕等音律，在贾湖雌雄律管上分别与二分二至节气的日影互相对应，证明贾湖人已经有能力创立某种律历对应的实验方法，因此也能创制一种律管候气法的产生。 举个例子，在图5-13中，贾湖骨笛M282:21上的律历对应模拟方法就可以看作是一种“律管候气法”：其中所谓的“候”，在历法中指5日，所谓的“气”，是指三候为一气（即15天，也是每一节气的平均日数）。具体看来，该骨笛的第6-5孔、第5-4孔都间隔15天，可看作一气（即三候），第4-3孔间隔25天，可看作一气加二候（或五候），第3-2孔间隔约50天，可看作“三气加一候”（或十候）。 作者认为，由此已经可以证明，贾湖骨笛就是“律管候气”最早雏形。虽然它的孔洞与我们现在的24节气排列顺序并非严格对应，但是我们也知道24节气是汉代才最终确立下来，在此之前的《管子》一书中还有30节气的记载，所以，可以说贾湖先民最早用两分两至的日影位置来钻取骨笛孔洞，作为固定标记的做法，却碰巧排列出了音阶的效果，于是贾湖先民认定这是孔洞发出的音声有通天之意，于是一代代的贾湖先人便开始细心观测，并扩充出另外的一些节气物候，而这些节气物候一定是贾湖地区重要的生活节点，所以他们会将其固化成骨笛上的笛孔，于是便有5，6，7，8孔的演进。 贾湖之后的华夏先民在继承的同时必然会进行一些补充和发展。我们在《晋书·律历志上》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 “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为十二月音。” 文中所谓“六孔”，就是6个音孔之位，加上筒音就是七位，正好与盖天模型中的“七衡六间”相当。文中的“十二月音”，应该就是利用一支律管中的六阳律与“十二中气”相配，就像贾湖骨笛M282:21那样，以黄钟配冬至、清黄钟配夏至，等等。 这样解释，也只有这样解释，黄帝律管才能够与一年十二个月互相配合。 图5-14 黄帝律管的律历对应模拟图示 由此看来，说黄帝作律，发明历法，不如说黄帝继承和发扬了上古中华文明中律历对应实验的先进成果，这也应该是历史的真相吧。 贾湖墓葬已经出土了大约40余支骨笛，对律管测音的结果表明，随葬于同一墓中的两支律管都构成大二度音差，说明其中一属阳律，一属阴吕。这一事实明确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了阴阳的观念，这与古人习惯于以阳律阴吕分别配记十二月的传统完全一致。 后世的古人以律管候测八节之气，进而发展出以律纪月的律历传统，成为上古纪时体系的主要内容。在夏历体系中，古人以十二律中的大蔟配属一月，时值立春；以夹钟配属二月，时值春分；以姑洗配属三月；以中吕配属四月，时值立夏；以蕤宾配属五月，时值夏至；以林钟配属六月；以夷则配属七月，时值立秋；以南吕配属八月，时值秋分；以无射配属九月；以应钟配属十月，时值立冬；以黄钟配属十一月，时值冬至；以大吕配属十二月，制度严整。这些内容直至战国时代的月令体系还被完好地保留着。 很可惜，古老的律管候气法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失传了。直到今天，贾湖骨笛重见天日，我们才得以模拟其中的日影观测方法，复原出律管候气法的原理来，宫商角徵羽，我们古人的音律原来是来自对日影的测量结果，这恐怕是我在阅读此书过程最有醍醐灌顶之感的内容了。 (五)律历对应与“地中”之王城 按照前面的推测，贾湖的骨笛绝大多数都可以用来确定“二分二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原始的“四步太阳历”自然会顺势而出，这应该就是河图洛书甚至是八卦的发展由来。伏羲氏用此指导农业生产生活，想来生活水平会远高于其他族群，这样也就能够吸引更多来投奔美好生活的部族，于是就产生“王天下”的结果。如此一来，天文观察实践，便催生了“通天阶层”的出现（后世垄断通天知识的天子们），而其部族所在自然也就成了王都的所在。 古时王都的选择都是非常讲究的，据古籍记载，日影长短即是其标准之一。 据《周礼·地官·大司徒》记载：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建都的王城，得是天地合，四时交，风雨会，阴阳和这样的风水宝地，这样才能物阜民丰，而其标准则是：夏至影长1尺5寸，按照周代的表长8尺计算，对应的太阳天顶距大约为10.6°。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地中”。 唐朝李淳风在《晋书·律历志上》中记载： “ 圣人观四时之变，刻玉纪其盈虚……又叶时日于晷度，效地气于灰管。故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也。” 这段记载将前述的标准又扩展了一下，将日影观测和律管候气之法作为判断的双重标准；“阴阳和则景至，律气应则灰飞，灰飞律通，吹而命之，则天地之中声”，这是指春秋分时节日夜均分，圭尺上日影和日光呈现阴阳中和状态，此时与春秋分节气对应的律管就有感应，从而使“灰飞律通”，这样发出的便是“天地之中声”。 上述记载向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声”的观念来源于春秋分时节的日影观测和律管候气的双重实验。而“天地之中声”实际上对应着“天地之中分”，后者既可以表示全年中分（上古先民以春分、秋分作为冬、夏两个半年的分界），又可以表示日夜中分（如天文谚语所说：“春分、秋分，日夜平分”）。 贾湖人能够用骨笛吹奏出对应春、秋分影长的“仲吕”和“蕤宾”二律，即能吹出“中声”（地中之声）。能吹出“中声”的地区，被后人称为“中原”，“中国”之称的起源或许也产生于此。 上述“地中”和“中声”实际上并不神秘，它们既是影响律历对应现象的原因，也是验证律历对应相配的标准，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组基本数据： 一是夏至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即将夏至影长1.5尺除以表高8尺，得到的比值为0.1875，与此对应的夏至太阳天顶距为10.6°。如果以此为“地中”的标准，并按照黄赤交角的变化范围21.8°-24.4°来计算[2]，那么与“地中”对应的范围大约在北纬32.4°-35°之间。贾湖遗址位于北纬33.6°，正好位于该范围之内。今日河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位于“地中”范围之内。 二是春秋分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即以春秋分太阳天顶距32.4°-35°为标准，得出与此对应的春秋分影长和表高的比值在0.6346-0.7002之间。 上述影长、表高的比值和天顶距都与观测地纬度密切相关，而地理纬度正是验证律历对应、确定“中声”和“地中”的地理条件或空间坐标。 既然如此，我们只要模拟推算出我国中原地区的夏至/冬至的影长比值和春秋分/冬至的影长比值，并将结果与贾湖中晚期夏至/冬至影长比值0.1、春秋分/冬至的影长比值0.42（参见表5-10）进行对照，就可以初步圈定律历对应地区的大致地理范围。如果将黄赤交角自23.5-24.25°的数值分成四档，令其与我国北纬32°-35°地区每隔1°的观测地点一一对应，那么就可以看到，律历对应地区随着黄赤交角数值的减少呈现自北向南移动的特征（见表5-15）。 表5-15我国北纬32°-35°地区黄赤交角 对应二分二至太阳天顶距和影长比值 由表5-15可见，如果以夏至/冬至的影长比值0.099-0.114、春秋分/冬至的影长比值0.417-0.426作为判断律历对应地区的双重标准，那么对应的纬度范围大约有三处：一是黄赤交角为24.25°时的北纬33-35°地区，二是黄赤交角为24°时的北纬33-34°地区，三是黄赤交角为23.75°时的北纬32-34°地区。 据初步推算，公元前7000年的黄赤交角约为24.25°，公元前2700年的黄赤交角约为24°，到了公元前400年的东周晚期，黄赤交角约为23.75°，在这6千多年里，我国中原一带北纬34°附近的地区基本可以观测到律历对应现象，这就是古人称这一地区为“地中”的真正原因。 据古籍记载，北纬34°——35°一带的中原腹地，正是我国古代非常密集的皇城聚集地。我们从黄帝时期到南宋之前历代皇城的变迁历史中可以发现，皇城迁徙的总体趋势是自北向南，而这一趋势竟然与律历对应地区自北向南移动的特征完全相符。我们可以举例如下。 传说在五帝时代，黄帝曾在今河南新郑地区建都（但黄帝陵却位于陕西黄陵），帝颛顼和帝喾曾在今河南濮阳、安阳地区建都，帝尧曾在今山西临汾地区建都，帝舜曾在今山西永济地区建都。在这6处皇城中，除了新郑、永济，有4处位于北纬35°线以北（黄帝陵也在北纬35°以北）。 到了夏、商、周三代，尽管帝王的都城经常迁徙，但是这些皇城大多建于北纬35°一线，如夏代古都阳城、商代的殷墟、周代的丰京、镐京、雒邑等。鉴于夏、商、周三代的皇城大多位于北纬35°一线，李零先生曾经将这一地区称为“三代王都线”。 贾湖地处北纬33°36′，如果贾湖确实为伏羲氏文明遗址，那么这一律历相应，音声相和的规律，流传至后世王者作为定都的标准或许正是历史的真相。 到了东周晚期之后，黄赤交角降到23.75°以下，此后在北纬35°以北地区，律历对应的现象基本消失，只有在北纬32-34°附近尚可进行律历对应实验。与此相对应，在秦、汉、两晋、南北朝、唐、北宋时期的皇城选址中，古人大多选择北纬32°-35°之间的地区建立皇城，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 到了公元十二世纪的南宋时期，黄赤交角已降到23.55°以下，此时即便在北纬32°的南京观测日影，也无法得到律历对应的神奇结果了。自此以后，元、明、清三代的帝王们便不再依赖所谓“地中”作为建立皇城的首要条件，恐怕也是无奈之举。同理，我们现代人无法复制出律管候气的结果，而且也根本搞不懂律历相应的原理所在，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时空条件的变迁，也正是这种变迁，让先人奉为圭皋的律历相应传统从兴盛走向衰落。这也应了《老子》的那一句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恒常不变的。 所以，我们之所以叫中国，并非我们自大，认为我们为天下之中心，而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曾经让我们的先人拥有律历相应的体验，认为其栖息之地为阴阳中和之地，所以才有了“中国”这个地理意义大于政治意义的专有名词。 这是我们分享课的录音，因为订阅号对音频大小时长有限制，所以分成了2个小文件，录制时偶尔有背景音。因为每天只能发一个音频，第二个录音只能明天单发了，还请见谅。 最后，非常感谢胡大军先生撰写的《伏羲密码》，它让我搞明白了许多困惑已久的问题，更让我明白我们的祖先为什么总要强调“天人相应”，“大道至简”！很多未解之谜的谜底，也许就像贾湖骨笛的开孔之密一样，就是自然的天成之作！ 注：文章中蓝色小字为摘录《伏羲密码》中的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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