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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也是在这个公众号上，发了该文的节选，欣喜地发现很多网友给予了大力的肯定和支持，并有部分网友要求得全文。后来事多，就给忘记了。今天开始，分几次贴出全文。） 甲、 冀中敌我斗争的新形势与战时政治工作的新特点 自1942年5月敌人对冀中大“扫荡”以后，敌人点线密布，形成细碎分割，一方面便于敌人对任何一个小块地区迅速组成“扫荡”或“清剿”，便于敌人依靠其军事力量推动各种工作，以摧毁我之工作，建立敌之秩序；另方面，又由于敌兵力过度分散，缺乏突击力量，指挥不灵，调动不便，加以敌伪情绪低落，战斗力下降，易被我各个击破；当我处于不利情况时，亦因其行动不一致，配合不密切，而易于脱离敌人。因此，由于我在军事上的积极进攻，使敌人不断的遭受打击，而在许多点碉内不敢轻易出扰，这就使得依靠武力支援以建立秩序也不可能。自1943年5月以后，敌人由分散配置的最高峰开始转回了一部兵力的集中。此后，敌人自动的或被迫的放弃了不少据点岗楼，而在重要的中心据点，集中了较大的突击兵力。 敌人一部兵力的集中，虽然增加了某些突击力量，却使我活动之块扩大，便利了我之活动与工作，这对我是有利的，而且目前敌人兵力的集中，是分散式的集中，其集中兵力是有限度的，突击力量并不大。 敌人兵力由分散的最高峰开始转回了必要的一部兵力的集中，这种分散式的集中在我继续打击之下，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但如我不能主动地抓取敌之薄弱部分积极进攻，而开辟转化活动地区日益缩小，便会造成敌人不再增加兵力，会将已建立了统治的小块地区的兵力抽出对我游击根据地之某一地区集中兵力，作集中式的分散配置，以突击之，这就使我在游击根据地的坚持上增加更多的困难。形势究竟如何发展，要取决于敌我斗争的结果。 在这种形势下，我之方针是使敌人在配置上（不是在“扫荡”上或“清剿”上）继续向分散式的集中方向发展，为实现这一方针，我们的工作是： 一，在敌人撤去一部点碉而空出的较大块地区，要加强反敌特斗争（包括反国特，因今天敌特与国特合一），摧毁敌潜伏之暗探与特务，防敌新建暗探与特务，巩固与深入我之工作，加强我之军事工作（侦察警戒），随时注意敌之突袭。 二，对点碉尚密的地区，经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迫使敌自动的或被动的撤去一些点碉。 三，在部队编制上，根据有些地区的需要，连以下要有排（但有些地区，则根据斗争的需要仍按大班制）。 四，在斗争上，应是积极进攻的，但以不过分刺激敌人，不过分消耗自己的力量为原则。既要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积极打击敌人，又要善于积蓄与隐蔽自己的力量，军事上不可过于突出，也不应单纯躲避。 五，必须坚持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局面，使敌在广大面积上分散的集中，这种局面要有积极的开辟与恢复地区，对弱而小的敌人进行打击；扩大敌伪矛盾；加强伪军伪组织工作；加强地方工作；加强游击队、游击小组（这种人民武装的活动，在今后是很重要的），提高其战斗力等来造成。 六，武装斗争仍然是主要的，但以过去与现在来比较的话，武装斗争的比重减少了，其他各种斗争的比重加多了。即便是在一个小的战斗上，打或不打，不仅取决于军事方面的诸条件，还应取决于各种政策上的有利或不利。这就使得政治工作的任务不仅要保证军事方面，还要保证政策方面。所以军队干部特别是政工人员，除了军队政治工作外，还需要了解各种政策与对地方上的工作（如反“清剿”，反蚕食，开辟或恢复地区，就不仅是武装斗争的问题）。 敌我斗争方式。敌人方面是“清剿”（这是主要的）、“扫荡”、蚕食(过去以建立点线，实现蚕食目的，今天主要是用“清剿”与“扫荡”方法，实现蚕食目的)，而敌之“清剿”是以武力与特务两种斗争为主要形式，以求得消灭我之武力，摧毁地方组织（特别是党的），转化敌之基本区为敌之确保区，建立敌之秩序。在我们方面，即是反“清剿”，反“扫荡”，开辟或恢复地区。我之反“清剿”与反蚕食也是密切联系的，反“清剿”之胜利，就便利我之坚持，开辟与恢复地区。 敌我之“清剿”与“反清剿”、“扫荡”与“反扫荡”、敌之蚕食与我之开辟与恢复地区的斗争，就造成敌占区、游击区、游击根据地、隐蔽根据地，相互的反复转换，而转换次数越多，我之损失越大，这就要求在开辟或恢复地区后，应如何地巩固阵地，不使再为敌人转换。同时也需预见和准备，万一不可免的为敌人所转换时，使我能愈少受损失，愈多保存力量（军队和地方）和能有利于迅速恢复与开辟地区。 在这种新的形势与环境下，战斗情况与战斗方式就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此就产生了战时政治工作的新的特点与新的要求。 （一）“平时的政治工作与战时的政治工作在距离上空前地缩短，相互的联系更加紧密”。由于敌我之“清剿”与“反清剿”，“扫荡”与“反扫荡”，是连续反复的，战斗是紧张频繁或连续的，情况常是突然与多变的，经常是这一战斗的结束，即另一战斗的开始，往往在一日之间连续战斗与转移，这就使部队情绪易于发生动荡。为了保证部队政治情绪的旺盛，就要求政治工作的“紧张性与不间断性”。 战后的解释工作与战前的动员组织工作，一般的是联贯并提、紧相衔接的。平时政治工作必须联贯以战时的动员内容，平时的行动转移、驻军宿营，都必须养成高度的战备（因为随时随地都有进入战斗的可能）。这些，都需基于战斗要求与战斗方案，进行政治的动员布置。各级干部与领导机关，要善于根据敌我及群众各方面的具体情况的变化、我之战斗胜利、敌伪战斗力之下降、敌伪兵力之分散与不足、情绪低落、生活腐化、对群众残酷压榨蹂躏的事实，人民在敌之勒索下生活之贫困苦痛及群众对敌斗争之壮烈事迹等实际问题（联系每一具体行动与任务），在部队中进行不断的鼓动，以保证部队高度的战备姿态和饱满旺盛的战斗情绪。 （二）“高度的顽强性与机动性”。由于敌人点碉林立，壕沟密布，交通联系畅达，兵力增援的迅速以及其武装力量上的优势，使我之部队在战斗中常是以弱抗强，以少制多，在战斗方式上多取速战速决的白刃猛搏的短兵战；同时战斗常是紧张连续的，部队情绪易于动荡，战后不易休整，伤亡人员不易安置，这就使我在战斗中常发生很多困难；又由于敌人兵力高度分散配置、行动不一致、配合不密切以及敌伪的战斗力下降、伪军的动摇，这又使我们在有利情况下能够消灭或击溃敌人，在不利情况下亦能突破或脱离敌人。敌我在战斗上的各种条件，又使得战斗情况常是千变万化的，主动与被动、攻击与防御、突围与固守、打与走常是互相转换的。敌我战斗中的这些情况，就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具有“高度的顽强性与机动灵活性”。 政治工作的高度顽强性与高度机动性必须结合起来，必须以高度顽强的政治工作与干部党员的模范领导作用，来提高指战员的斗争情绪，坚定部队的战斗意志，鼓动全体指战员不怕困难与挫折，不怕流血与牺牲，做顽强的斗争；又必须以高度机动灵活的政治工作与鼓动口号，来适应战斗情况，保证部队经常的积极主动进攻精神与旺盛的战斗情绪，以争取战斗的完满胜利，避免无谓的损失与过分的消耗。没有顽强的艰苦的政治工作，就不能坚持紧张残酷的斗争，同时政治工作如缺乏高度的机动灵活性，则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政治工作的机动灵活性又依靠于高度的预见性与多方面的准备。攻与防、打与走、突与守诸种战斗情况的转化，在这时，政治鼓动口号，必须灵活机动，又必须是积极肯定的。机械呆板或模棱两可都是不适当的。 （三）政治工作指导上的“一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自动性”。由于我们所坚持的是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由于战斗情况的突然变化及部队隐蔽活动之限制，要求在政治工作的指导上，必须将“一定的原则性与高度的自动性”结合起来。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情况任务的不一致，在战时政治工作指导上欲求高度的集中与统一是困难的，各级政治机关和领导干部，应对下一级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任务作一定的原则指导，使下级基于统一的精神，联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政治动员内容与确切的鼓动口号来。 情况的突然与多变及部队的隐蔽活动，不许可我们做长时间的动员准备工作与严密的组织工作，这也需要依靠干部党员、活动分子及党的下级组织之高度责任心与坚强的斗争意志，随时灵活的提出政治鼓动口号，团结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以战胜敌人，完成任务。 （四）“策略性的加大”。武装斗争必须与各种斗争更进一步地紧密结合，避免与克服武装斗争与各种政策可能发生的矛盾，这就使政治工作的“策略性与艺术性加大”。 武装斗争是与群众利益、敌伪工作、两面政策等密切结合的，没有武装斗争的开展与坚持，就不可能很好地维护群众的利益、开展敌伪工作与运用两面政策，但如果武装斗争进行得不恰当不艺术（如在打的时机、条件与对策上），又有可能损害群众利益、妨害敌伪工作、破坏两面政策。因之，政治工作必须保证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保证部队服从其所活动地区党的领导与服从当时当地的政治任务，策应与配合各种政治斗争。在战前要顾及政策上的影响，照顾群众的经济利益，考虑群众的应敌条件；战后要注意两面政策的实施及对群众的安慰与救济工作。对伪军要善于运用“一打一拉，打击坏的，争取好的，打击一部，争取其他，单打一”等斗争策略。在一定的时间地点，适当地打击一定对象，并利用围点喊话。在战斗中，要提出适当口号（如“打日不打伪，打坏不打好”等），孤立敌军、争取伪军，孤立与转变坏的伪军。 为了避免与克服武装斗争与各种政策的矛盾，必须在党政军民中普遍深入地进行教育。一方面教育部队进行战斗必须照顾各种政策，服从当时当地政治任务；另方面教育地方干部与群众，了解牺牲暂时的局部的利益以服从长久的全部的利益之必要，克服其狭隘观点。武装斗争上的单纯军事观点，不注意各种政策，不服从政治任务，是不对的。同时片面地强调群众的狭隘部分利益，妨害两面政策与敌伪工作，而不积极地巧妙地打击敌人，不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也是不对的。 （五）敌人在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及其特务工作的强化与深入，因之“保守秘密在部队活动与战斗中成了特别重要的问题”，这就使得保守秘密成了政治工作异常严重的任务。如果保密工作做不好，不引导全体指战员经常的高度的注意，则行军驻军便驻不好、走不成、做不好工作；作战时便打不好或打不成，甚或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与过去根据地时期大不同的特点，应将部队活动与战斗中之守密问题编成守则来教育部队，对干部战士反复说明保守军密是为了争取主动、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之严重意义，克服今天还存在而不适合斗争要求的过去根据地时期的工作作风与习惯。同时也反对单纯坚壁逃避斗争的右倾思想，树立正确的守秘观念，提高部队在活动中战斗中的军事上政治上的警惕性。 （六）进一步密切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的结合： 冀中游击根据地的坚持，基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斗争的密切结合。没有武装斗争就不能保护群众利益，革命的两面政权就无法执行，敌伪军工作也难以开展。但今天冀中的武装斗争，无论采取何种战术手段，都有可能妨害群众利益（局部的暂时的）、妨害两面政策（应敌困难）、妨害敌伪军工作（打自己的关系），这就形成武装斗争与其他各种斗争的矛盾。为了克服或减少这种矛盾，使武装斗争与其他各种斗争的密切结合，必须： （1）强调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各地区的武装应服从当地党委的政治领导，共同商讨在一定时期打与拉、打的地点和对象等问题。 （2）对群众、部队和地方下层干部进行深入的教育，使其了解只有对敌斗争，才能保障共同利益，只有牺牲局部和暂时的利益，才能保障全部的和长久的利益，特别要列举群众因斗争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损失（易见到的），但却维护了群众的长久的全部的利益（以地区斗争发展的事实说明）的事实，教育部队和群众，以克服群众因怕吃眼前亏而害怕打仗的观点和部队某些下级干部借口群众利益而不打仗的消极思想。 （3）为了减少与克服打与两面政策的矛盾，部队干部对应敌人员应经常进行应敌方法的教育。在组织战斗时，应尽可能制造一些便于应敌的条件（如战后把应敌人员绑走等）。特别是政权机关，在战后更应主动地找村级干部研究应敌办法或利用内线关系共同骗敌，以减轻敌人的报复与敲诈勒索。 （4）在打击对象上，选择对群众利益危害最大者，给以坚决打击，使之不敢再继续危害群众，求得打与群众利益的密切结合。另外，在作战地点上，在可能条件下，还可创造离村战斗（化装掩袭、夜间堵伏），使敌在战后没有镇压群众的借口，这样来防止敌人的报复。 （5）为了打与敌伪军工作开展的密切结合，部队应在一定地区一定时期确定一定的打击对象（地方敌工部门配合），防止乱打的现象。偶尔打了有关系的伪军时，在能瞒过敌人（日军）的情况下，可将俘虏的人、枪送回，以减少应敌之困难。或通过敌工部门预告给线索布置工作，尽量避免发生误会（在与日军配合战斗时，他们可采取真放枪假射击的手段）。特别要注意打与拉的有机联系（打后根据情况进行教育、警告与解释）及严格执行战场政治纪律（优待俘虏、不搜腰包）。在战斗中提出打日军不打伪军（指名），打坏的不打好的等口号，则更为实效。 （未完待续） （因系照着纸质文件一个字一个字键入，可能有错别字，欢迎各位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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