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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任务 我回到香港不久，便把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对我们所作的指示，向区党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区党委负责同志认为党中央、周恩来同志对琼崖革命斗争所作指示十分重要，必须迅速进行传达贯彻。但他们考虑到我回琼崖的目标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决定派罗文洪同志先回琼崖传达。我急于传达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同他们一起走。区党委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请求，说服我说:“你上次从琼崖出发的时候，敌人派那么多特务追逋你，这次回去，他们肯定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你是琼崖纵队的领导人之一，如果路上出了问题，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我未能说服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只好让罗文洪同志先走了。  香港是我多次留住过的地方，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曾从南洋途经这里，到苏联去学习，毕业后回国时，又经这里到中央苏区工作。我对这个“富人天堂，穷人地狱”的地方，感受颇深。在这里，我经常看到许多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冻死在资本家的银行店铺的墙根下。看到那些精神空虚、生活目的不明确的青少年，在街头胡闹，也有不少失业者贫困潦倒，生活找不到出路，因而挺而走险。因此香港犯罪案件，时有所闻。而那些富豪之家，则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成天沉溺于酒色之中。我耳闻目睹这一切，就像是一条粗大的鞭子，无情地抽打着我的心，我真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个罪恶的剥削制度推翻掉。 人常说，农民离不开土地，战士离不开战场。这些日子，我时时想起硝烟弥漫的战场生活，怀念着正在浴血奋战的战友。 每当我独自漫步海边，仰望那一队队向南飞去的大雁，总是不断地引起了我许多遐想。此时此刻，我的心就像大雁那样张开了翅膀，飞到了我那战斗的故乡琼岛。 区党委的负贵同志非常理解我的心情，他们曾多次通知琼崖特委，迅速从琼崖派船到澳门接我回去。可是，等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却一直没有消息。党中央时刻关怀着琼崖的革命斗争，在这段时间里.经常来电报询向:“庄田回琼崖了没有？”我看了中央的龟报，心里吏加焦急，便提出立即从陆地回去的要求。也区党委负贵同志仍然不同意我提出的要求。他们告诉我，敌人对陆上交通线封锁更加严密，从陆地走，危险性太大，要我耐心地等待琼崖特委派船来接。 我天天等啊，盼啊，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看见琼崖特委派船来。一直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我再也等特不下去了，便准备去找领导同志给我想办法。就在这时，方方同志找我来了。他一走进门来就告诉我说：“老庄，有新任务，分局决定你不回琼崖了。”接着，他又向我传达中央最新给香港分局的电报精神，大意是:华南(除琼崖外·)应依靠本身力量，于年底建立起三至四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组织起几支成为中坚的游击队伍，准备迎接与配合明年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中央对在华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历来是十分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周恩来同志就曾向广东区党委负责人作过指示，他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得，寸利必争的，他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的方针也早已定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必须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华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迅速地把武装斗争开展起来。在粤桂边，粤助湘边和闽粤助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很多。在那些地区敌人力量比较单薄，你们可以派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到那里去，同地方党组织一起，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几支中坚的游击队伍，准备将来迎接与配合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方方同志向我传达中央的电报精种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便把香港分局的决定通知我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分局已作出决定，派你和林平、刘永生等同志分别到粤桂边、粤湘边、闽粤赣边参加领导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武装。” 香港分局这个决定，使我感到很突然，思想根本就没有准备。但是，做为革命军人，执行命令是自己的天职，党需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当即向方方同志表示，坚决服从党的决定。 方方同志见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没有什么意见，便具体地向我交代工作说:“粤桂边区是我国华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山峦连绵，地形复杂，是蒋介石反动势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结合部。那里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回旋佘地大，便于我们在这个地区生存和发展。我们把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广泛地开展起来，不仅可以切断大陆和琼崖的敌人的联系，使琼崖人民坚待独立自主的斗争，而且将来就能有效地配合我北方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最后迎接华南和西南边疆的彻底解放”。 稍停了一会，方方同志以加重的语气说“党中央把这一光荣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无比信任。但是，我们要明确认识到，完成这一任务是很艰巨的。粤桂边区情况复杂，聚居着一些少数民族，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长期的民族隔阂，兄弟民族对我党我军，还存在着猜疑和戒备，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为了把那里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基地，在那里驻扎着不少兵力，控制严密，这就给你们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但是，你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千部，过去跟随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后来又有参加领导琼崖抗日斗争的经验，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克服革命征途上的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 在谈活中，方方同志特别强调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问题。他对粤桂边的基本矛盾进行深刻的分析之后，着重指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三项工作，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我们在一切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我党我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争取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 最后，方方同志说:“为了避免惊动敌人，便于开展工作，你要注意隐蔽自己的身分，对外不要公开用你的名义。我们已通知琼崖特委，仍保留你在琼崖纵队中担任的副司令员的职务今后公布各项命令，照样签署你的名字，以迷惑敌人，利于琼崖的革命斗争。”谈话结束时，方方同志还问我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困难。我觉得组织给我交代任务已十分明确，办法也讲得很具休，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说:“请党组织放心吧，我一定按照上级的指示去搞好工作，坚决完成任务，以实际行动回答党对我的信任！” 我接受任务后回到住处，便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这时，方方同志便把周楠、郑敦同志带来，介绍他们与我认识。 周楠同志原是南路特委书记，不久前由香港分局派到粤桂边工作，他这次来港是向分局汇报工作的，郑教同志是从延安学习回来的干部，尚未分配工作，这次也被派到粤桂边领导工作。 方方同志还告诉我们，不久还要派杨德华同志到那里去参加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杨德华同志是很少有人认识他的，因为他过去一直被我党派到白崇禧那里当高参，他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回到了党的怀抱。他当时不住在香港，我没有见到他。 方方同志介绍我们互相认识后，指示说.“你们最近就可以出发了。先到桂西靖镇边训练我们的干部，然后回到粤桂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 我们接受指示以后，便回来做出发准备。这时已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了。我们一行五个人(其中还有工作人员全明和庄梅寿同志)，从香港出发，经过粤桂边到达桂西的靖镇边地区。 边境会师 干部训练结束后，边委便将在粤桂边开展武装斗争的初步方案，向香港分局作了汇报。 当时，粤桂边的革命形势非常好。在广东南路，党领导的群众武装举行起义，取得成功后，成立了七个游击团，在广西的上思等地区，也举行了数万人的武装起义，夺取了敌人大批武器弹药，建立了三个游击团。粤桂边的大规模群众武装起义，严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建立了许多游击根据他，从而为我们在这些地区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壮大武装队伍，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香港分局根据这些地区的革命形势，给我一份电报;命令我立即回广东防城，领导起义部队，开展武装斗争，扩大武装，准备建立粤桂边纵队。我接到命令后，立即和周楠同志率领南路老一团赶到广西的东兴县附近。老一团这支部队是一九四六年底撤到靖镇边进行休整的。我们到达东兴时，防城起义部队便派几个同志过来接应我们。我们当即召开了誓师大会，动员部队回南路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部队。部队经过战斗动员，士气非常高涨，一致表示.打回老家去，消灭敌人，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 但是，正当我们准备回防城的时候，边委有些领导同志却未经请示报告，即以“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即为理由，突然改变了行动计划，擅自决定不回防城。我不同意他们这个决定，认为粤桂边的群众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形势非常好。我们应该趁着这个大好时机，迅速回到那里去，掌握起义部队，并分兵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壮大武装力量，准备迎接与配合北方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南，解放全中国。但是，可惜的是我未能说服大家，我的意见被否定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我只好保留个人意见，服从组织决定，和周楠同志带领部队到桂西的靖镇边。 边委率领部队到达那里不久，便派余明炎，黄河、洪田、李少香等同志到左、右江开展工作，壮大武装力量，发展游击区，把靖镇边和左、右江根据地连成一片左、右江位于广西的西部，地处山区，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反动派也知道它的重要性，早就在周围驻扎几个团的兵力。加上国民党地方反动政府控制比较严密，在这里开展工作，困难是比较多的。 但另一方面，这里我党的地方组织比较坚强，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并且积极开展活动。同时，这里是一个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地方，群众基础比较好。早在一九二九年复天，我党曾派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去广西开展工作。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同志领导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及右江农军，于百色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同时成立了右江工农兵政府。 一九三0年二月一日，在我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于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并组成左江工农兵政府。同年六月至十月，红七军及红八军一部分，于河池地区整编为三个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整编后，红七军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率领下，离开广西北上，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山韦拔群同志率领的二十一师回右江地区坚持斗争，直到一九三二年，因韦拔群同志被捕牺牲，右江根据地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革命斗争走向低潮。红军虽然走了，革命遭到挫折，但是，革命的火种始终不灭。广大的革命群众，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被派到左、右江地区去的同志同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原来，中共左右江工作委员会根据香港分局关于“壮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准备迎接与配合北方人民解放军反攻”的指示，决定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敌人枪支弹药，建立人民武装。他们掌握了情况后，便积极协助当地党组织，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推行“三光”政策，使广大贫苦农民无法生活下去。他们被迫得走头无路，便在当地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与敌人进行斗争。继在龙州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武装起义后，紧接着又在万岗县发动了数万群众的武装起义。一时间，桂西地区的群众武装起义，便象南海滚滚巨浪，猛烈地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左、右江地区群众武装起义后，随即在黄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左江人民游击大队，由黄河同志任大队长，邓心洋同志任政委。这时边委又派余明炎、庄梅寿同志到右江参加领导群众武装起义坚持斗争。但是群众武装起义后.展动了广西国民党反动派，他们随即纠集三个保安团前来镇压起义群众。当时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人，斗争经验比较少，在大敌当前，他们没有迅速组织起义部队转移，分散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竞错误地组织起义部队扼守占领的城镇或分兵迎击进攻的敌人;或摆成几个山头的绵长阵线与敌对战。结果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庄梅寿同志遭敌伏击，壮烈牺牲。 粤桂边的武装斗争遭受挫折，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是，我们边委没有坚决执行香港分局的指示，及时采取正确、果断的措施，是应该负有重要责任的。后来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华南武装斗争概况》的电报中，就明确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电报指出:十万大山区不是经常保持积极主动精神，决定作战多打胜仗，而是大片抱着防御、保守思想，因而陷于被动挨打。电报接着指出:相反的是十万大山区及江北区，缩处一隅来练兵和开展工作不配合，曾招致受困的不利形势。电报还指出:在战术上桂之左右区采取过“逐村保卫战”，结果解决敌人不足，消耗自己有余。 电报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必须有坚韧不拔的地方党组织，并不仅有群众工作的若干模样，而且确实有生根的群众组织之地区，方能有把握地取得军事上的连续胜利发展。这样，退一步也能顶住风浪。南路及十万大山区则相反，若干地基浮薄，象西江与滇桂就受不起打击，特别是粤南之灵浦地区曾不得不被迫退到六万大山(在其北部)，桂南之左江和右江则是情况极不安定而起伏无常。 总结我们粤桂边委领导武装斗争失误的教训，主要是：第一，在指导思想上，有些同志没有真正从战咯上正确认识香港分局关于经常保持积极主动精种、决定作战多打胜仗的指示的重要性，思想保守，消极赴战，因而贻误了良好的战机。陷于被动挨打，第二，对形势的估计上，有些同志存在着极右表现，往往看不到革命的大好形势，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某些暂时的困难看得过重，甚至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第三，对革命中心任务转变的认识上，有些同志不认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积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分局早在一九四八年初就指出“我在小搞的胜利基础上，为要打破敌全面进攻阴谋，我们提出总的口号是。'放手发展，大胆进攻’作为对策，由此逐渐从点线开花和延长成面，从小块连成大块，普遍的扩大了我军控制区。”但是，他们却从片面的狭隘经验出发，仍然习惯地沿袭大革命时期搞地下秘密工作的那套工作方式方法，死抱着与当时形势不相适应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开始小搞，准备大搞”的那套主作方针不放，因而把群众失掉了，把时机错过了，结果陷于孤军奋斗，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经过总结经验教训后，我们边委的头脑开始清醒起来。我们认识到，当前全国解放战争形势非常好。国民党军队在我人民解放军的猛烈反攻下，已被迫变“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将其主力分别收缩在东北、华北、中原和西北战场上的有限地区之内，完全处于被分割的孤立状态。在华南地区，我党领导的人民游击战争，也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面对种大好形势，我们边委必须确实地把自己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故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等方面来。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发展大好形势，打退敌人的进攻，改变敌强我弱的状况，有效地配合我北方人民解放军反攻，夺取革命斗争的彻底胜利。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重新地制定了斗争部署，决定派广东南路部队第一团参谋长林杰率领一支部队到粤桂边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扩大武装，由周楠同志和我率领部队在靖镇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军派出一个主力连，在廖华同志率领的游击大队配合下，向靖镇边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反动游击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第一仗打下了敌人的果莉据点，歼敌一百余人;接着，边委率领的主力部队进入北斗村，乘胜奔袭敌人百合墟据点，经两小时战斗，毙、俘敌一百八十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百合墟战斗后，驻惠仙之敌恐慌万状，立即移驻界蓬，企图据险顽抗。我军又于十二月一日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战斗，全歼守敌三百余人。与此同时，林杰同志率领的部队，又在广西水口镇全歼敌保安团一个加强连共二百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四战四捷，给桂西地区的敌人以沉重打击，有力地鼓舞了我军和革命群众反蒋斗争情绪，提高了他们的胜利信心，使我游击区迅速扩大至十多个乡。 在这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边委有些领导同志又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认真执行党中央和分局关于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组成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在工作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提出所谓“贫雇农路线“，不注意团结和争取中间力量，甚至侵犯他们的利益，挫伤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孤立了自己，帮助了敌人，使革命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失。 一九四八年二月问，国民党反动派乘我们工作失误所造成的混乱之机，调集三个保安团共三千余人，配以地方反动民团，向我靖镇边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由于我们在工作中的失误，失去了部分群众的支持，加上靖镇边地区地形狭窄，回旋余地小，处境更加艰难。针对这种情况，边委在北斗村召开了会议，着重总结了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一是充分肯定了前一个时期斗争的成绩，认为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工作，已经发动了群众，建立了靖镇边根据地，扩大了人民武装，并在不断的战斗中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已开始可以组织和指挥较大的战斗，而且能顺利完成歼灭战的任务。 二是检查了在执行政策上“左”的错误。指出在土改和分粮、分浮财等工作中，没有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分局的有关指示，造成有些地方反动势万联合起来与我对抗，使我们的活动受到了限制，多树了敌人，甚至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造成了混乱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自已。 三是指出了在军事上存在急躁冒进的错误，只想打大仗，打硬破仗，过早地暴露了我军主力。同时，在组织指挥上，注意了集中力量以打击敌人，却忽视了分兵以发动群众。特别是当敌人集中兵力向我进攻时，注意了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防御战，却忽视了在战役和战斗上实行外线的进攻战。 会议针对存在的缺点、错误，根据分局关于《半年工作总结和今后方针任务》的电报指示精神，认真讨论了我们今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主要是： 第一，从普盆发展中扩大我主力部队，提高战斗能力，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有配合有策应地歼灭敌部分清剿部队，瓦解地方反动武装，以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 第二，从纠正过去错误政策中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削弱封建势力的社会政策，改善群众生活，打下我们广泛面巩固的下层基础。 第三，从推进发展中配合以有利条件的跃进，有方向的来扩大我游击区至邻县邻省，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填敌人的空格，造成边区山地的割据局面。 第四，除留下靖镇边工委负责人梁家、邓心洋、廖华等同志率领一支小部队，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大部由边委率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中越边境的山区进行整训。 会议还作出了保证完成上述方针任务的相应决议： 一、集中火力打击反对人民及我军的反动头子、地方恶舫、首要特务并消灭其武装组织，联合与中立不反对我当前政策的地主富农与一切可能联合与中立的社会力量。 三、社会政策限于实行反三征、减租减息、生产合作、救灾救荒。 会议结束后，周楠同志和我便率领大部主力部队向中越边境的山区出发了。 这时。在云南境内，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人民武装—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也同样遭到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和卢汉的保安团的“围剿”。这支云南人民的武装力量，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英勇奋战。坚持斗争，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疯狂进攻。但因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他们使在朱家壁、张子斋、何献龙、祁山等同志的率领下，从西山、圭山转移到罗平板桥镇中山乡，坚特斗争。这时，郑敦同志从香港接受分局指示回来，立即找到滇工委书记郑伯克同志，向他传达了分局关于将粤桂边部队与云南省工委领导的部队统一由桂滇边工委领导的指示经滇工委讨论研究，决定滇东南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由粤桂边委统一领导，其余地区仍由滇工委领导。 决定作出后，朱家壁、张子斋、祁山、何献龙同志随即率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转移到桂西茅草坪。当时，正是雨季，部队在瘴气严重的森林里行军十余日，终日见不到太阳，战士们由于水土不服，痢疾、打摆子等疾病，不断发生，减员十分严重。当他们转移到广西面良途中，打听到我们率领的部队正在中越边境整训，便立即到中越边界来找我们。他们经过长途艰难的行军，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与我们会师了。 粤桂边部队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会师后，边委便召开了扩大会议，认真学习党中央和分局的指示，总结近一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使大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视野更加开阔了，斗争目标更加明确了，胜利信心更加充足了，清除了那种因斗争遭受挫折而产生的埋怨、忱虑，萎庭不振的情绪，代之而来的是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团结一致，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为了巩固这次会议的成果，在部队学习整训的基础上。边委按照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建军原则，决定在这两支部队中建立了各种政治工作制度，如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教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使这两支在炽烈的斗争烽火中产生和壮大成长起来的人民武装，置于党的绝对顿导之下，成为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新型军队 粤桂边部队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会师后的统一领导与整训，是滇桂黔边武装斗争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的重要意义在于： 第一，正确地总结了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加深了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他”、“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等一系列指示的认识，明确了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第二，按照党中央、毛择东同志的建党建军原则，整顿了党的组织，加强了部队建设，充实和加强了党和部队的骨干，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增强了组织纪律性，使我军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 第三，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的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开展了军政训练，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为以后进军云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迎接我南下人民解放军解放华南和西南边疆，创造了胜利的条件，在滇桂黔边人民的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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