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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宏刚 汉字和书法不可分割，如果说汉字是书法的骨肉，那么，书法就是汉字的衣服，衣服好看与否，取决于是否按照汉字正确的笔画、造型和结构来书写。 “去汉字化”的书法，即使写得再多么龙飞凤舞，再多么气吞山河，也不过是满纸的“笔墨垃圾”罢了，完全偏离了书法艺术的本意。 何为“去汉字化”书法？我以为，是那些以创新之名而标新立异，恶意拆解和重组汉字，漠视书写法度和审美情趣的书法形态，都是这样。  这种书法似乎不是给大众欣赏的，更像是自娱自乐，或者说是虚张声势的笔墨游戏。放眼当今书坛，这类人为数不少，他们头上都顶着著名书法家的称号，比如，王镛、王冬龄、曾来德、曾翔、邵宇、沃兴华…… 文字承载了传播信息、交流思想、记录历史、著书立说的职能，毛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在古代，一切跟文字有关的工作，都需要文人拿起毛笔亲力亲为，所以，古代文人在无形之中扮演了书法家的角色，会写字、能写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好字，是他们最基本的素养。  在古代文人眼里，书法的实用性要大于艺术性，毕竟，文字承载了那么多职能，总不能写下“天书”叫人看，那样毫无意义。即使要追求艺术性，也大多在合理的法度之内，并没有随心所欲地超越规矩。 而如今，书法的实用性已经大大弱化，文字工作者极少执笔写字，抓起毛笔写字就更加少见，所以，书法完全脱离了大众视野，走向了少数人中间，成为书法家的专利。这就给“另类书法”提供了广阔的生存土壤和发挥空间。 每年的书坛，都可以蹦出以创作“另类书法”而名声大噪的人，这类人别出心裁，无所不用，有用拖把写的，用双手左右开弓写的，用脚写的，用嘴或鼻孔插着毛笔写的，用针管写的，用头发写的，甚至满身蘸墨在纸上打滚的，把书法活生生搞成了行为艺术，让书坛好不热闹。可悲的是，这类书法由于视觉冲击力极强，往往能在展览中获奖，让书协的公信力一降再降。  许多书法爱好者看到“另类书法”后，会惊得目瞪口呆：原来书法可以这样玩，怪不得洒家写了30年还在书坛默默无名！ 不玩就不会作死，但是，玩过头了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 当今书坛乱象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面对乌烟瘴气的书坛，为了拨乱反正，清除书坛的洪流，许多知名人士站出来口诛笔伐。 其中，以著名歌唱家、作家、书法家郁钧剑的批评最为掷地有声。 他在某个公开场合，曾大声呼吁，大意说：“丑书”是对中国书法的亵渎，解散中书协势在必行。 人们为什么对“丑书”兴师问罪？不得不说，“丑书”有三条原罪。  第一，“丑书”破坏了汉字的结构美和造型美。 汉字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甲骨文，此后，经历了多种字体的演变，才逐步定型下来。对称、稳定、表形、表意，是汉字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 体现在书法上，必须同时具备笔法、结字、章法三大要素。笔法是指不同笔画的用笔技巧，结字是指在书写过程中遵循的间架结构，章法是指笔画与笔画、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如何排布技巧。只有把这三大技巧准确地展现出来，方才称得上是书法。 而“丑书”不仅忽略了汉字的基本特征，还对笔法、结字、章法三大要素置之不理，完全是借助“自由意识”驱动毛笔在纸张上信手涂鸦，这样的书写，何来美感可言？把老祖宗发明的汉字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第二，“丑书”助长了书坛的心浮气躁。 丑书在形式感和视觉张力上非常突出，若跟传统书法放在一起，尤其在展览中，很容易脱颖而出，跳入评委的眼里，这就为获奖增加了几率。再加上善于创作丑书的王镛、王冬龄、曾翔等人，都是声名显赫的教授，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传统功底欠缺的学生，容易把丑书当作“遮羞布”，来掩饰自己的功底不足。 殊不知，这样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幻想着走捷径，从而让书坛更加心浮气躁。 学习书法从来都是一种“破茧成蝶”的过程，不经历层层磨难，哪能重获新生。 不可否认，王镛、王冬龄、曾翔等人的基本功还算不错，但他们“激进式”的创新，无疑是把路子走错了。  第三，“丑书”误导了大众对书法艺术的审美认知。 喜欢写丑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喜欢即兴发挥，带有鲜明的表演性质，完全把书法当作行为艺术来搞。 他们在写字前，看起来神经兮兮的，或者是大呼小叫，或者是手舞足蹈，他们对这种做法美其名曰“运气”，待运气完毕，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纸张上一番挥洒，“天书”就这样随之呼之欲出。 他们认为：书法线条是生命的呼吸，是宣泄心灵律动的轨迹，看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书法必须跟“西方现代艺术”接上轨，才能重塑活力。  然而，书法终究不是绘画，不能脱离汉字在现代艺术观念里狂奔，否则，它就变成“怪胎”，把大众的书法审美带进了死胡同。 苏轼在《论书》中说道：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为成书也。 反观”“丑书”者，美丑不分，没有一项符合五要素，实在是有辱斯文，惨不忍睹。 所以，我很赞同郁钧剑的观点，书协担任了引导书法家创作、举办书法展览、书法教育、学术交流等职责，如果不能给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帮助，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值得商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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