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和张方平同历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皆为重臣，并有交集。考察其立德、立功和立言，王安石比张方平高且影响深远，不过苏轼对王安石的评价大而空洞，对张方平的评价充满称颂。此乃私情的发酵！  苏轼评价张方平，认为其诗词清远雄丽，其所行也能以道事君，赞其曰：“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喟然而叹曰：“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张方平对苏洵及苏轼兄弟有知遇之恩，相反，王安石对苏洵及苏轼兄弟的文章进行过非议和否定。苏洵及苏轼兄弟对王安石以此结怨，愤恨不已。苏轼也不忘其仇。 苏轼对张方平和王安石的评价，显然注入了私情。朱熹早就发现了苏轼的偏颇，认为此评价缺乏是非标准。 苏轼不仅对王安石久有意见，而且凡事反对，不惜攻击。 当年苏轼携苏辙赴眉山葬父以后，尚未返京师，正还京师，王安石初造朝廷，见皇帝，并越次入对。当是时也，苏轼便暗斥王安石曰：“大言滔天，诡论蔑世。” 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宋仁宗时已经很是紧张，每每入不敷出。宋英宗时毫无改善，几乎崩溃。至宋神宗时，遂任王安石为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变法。 变法的目的在增加收入，以维持社会运转，并加强对西夏和辽的防御。显然，变法不是王安石的私计或私业，相反，它是国家意志。对此，苏轼全力反对。反对变法的，当然还有司马光、张方平一批大臣。 尽管苏轼在官告院负责文武大臣封赠一类的工作，然而其反对王安石不但激烈，而且无处不在。王安石觉得苏轼总是抗拒他，妨碍变法，便调其任开封府推官，盼以冗务缠绕。王安石还提醒宋神宗，对苏轼当像对恶马一样减秣加笞，使其服贴之后乃可用。不过这阻止不住苏轼的反对。 王安石打算废除诗赋，改用明经和策论作进士考试，并要兴办学校。苏轼启奏反对！他认为贡举的措施，今比前精，所得进士，今比前多，不必罢诗赋；他认为兴办学校，相当于弃先王之旧制，毁先王之旧物，从而治以宫室，食以游师，是害天下之民。 苏轼有机会负责开封府的进士考试，遂特以独断专任的得失为题，影射并暗损王安石。王安石知道苏轼的用意，十分不悦。 王安石一旦要实施变法，苏轼便一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强劲反对。苏轼一一驳斥了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此举光明正大，所论也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尽显君子之风。 然而苏轼的反对渐渐火爆。他认为变法机构只不过是求利之名，在此履职之员，也不过是求利之器。他的建议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就是建议宋神宗撤销王安石负责的变法机构。他还暗示，如果放任王安石执政，那么会孤立皇帝，以至剪弃纪纲，何事不生！这也像是在挑拨君臣关系了。他明确指出，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属于小人行险以徼幸。他断定，王安石不知人，不能大用，信而用之，将为国家招祸。他甚至斥责王安石是奸邪。 苏轼几乎如其父苏洵一样谩骂王安石。1060年前后，欧阳修在京师推荐苏洵的文章。公卿大夫多比较欣赏，独王安石不喜欢。王安石认为苏洵所作，兵家之风甚强，多是权谋机变之言。苏洵以王安石的非议和否定，心存厌恶且怨恨。王安石母故，在京师的公卿大夫皆吊唁，唯苏洵不礼。欧阳修欲弥合苏洵与王安石的嫌隙，规诫王安石是当世文行之士。苏洵竟怒发冲冠，断定王安石是囚首丧面，其非常时候，必使社会动荡的。苏洵还痛贬王安石说：“知其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苏轼与苏洵在反对和攻击王安石上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不屑于王安石的学术著作，尤其反对其文字研究成果。苏轼指出文字之衰，源在王氏，坏在使人同己。他说：“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 王安石长苏轼十六岁。他从来没有谩骂过苏轼，相反，他不仅认为苏轼是才士，而且对其怀欣赏之情。苏轼存亡之际，王安石也施以援手。1079年，宋神宗批示御史台，要求根勘苏轼，真是危急至极。当是时也，王安石出面提醒宋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劝宋神宗的人很多，然而究竟什么角度会打动皇帝的心呢？似乎是圣世的角度了。 从黄州迁转汝州那年，苏轼过钟山，请见王安石数次。他们讨论政治，唱和诗词。苏轼的致仕卜居似乎也在交流之中，遂有苏轼于钟山置田购宅，以陪王安石之语。基于此，一些论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隔阂、矛盾和冲突已经涣然冰释。在王安石大约没有多少问题，然而苏轼未必。三年以后，王安石薨，苏轼在赠太傅称谓的诏命里对王安石的变法毫无肯定，便证明他怨气犹存，还在反对这位长者。 秦观小苏轼十二岁，深受苏轼的器重，视为弟子。苏轼在钟山请见王安石，频频交游，实际上是要借王安石之力为秦观延誉，以增加其进士及第的可能。所谓买田宅，得陪王安石杖履，息于钟山之下，完全是虚情假意。苏轼只不过是在应付王安石，暂时讨其喜欢而已。苏轼理想的安家之处，根本不在钟山。  好色 好色只是以得体的言行表达对女性丰盛的喜欢而已。凡精神健康的男子，都是好色的。凡身体健康的女子，都乐于男子之好色。 苏轼好色，异于宋玉，宋玉病矣；苏轼好色，也异于登徒子，登徒子秽矣。苏轼之好色，节制而雅。 此词之意颇为明白，叙苏轼与朋友张先同游西湖，赞江上弹筝之妙，想象乐伎之丽，并有意会一会。 张先高寿，喜欢采纳乐伎为娱。苏轼跟他的往来，当在任杭州通判阶段。三十六岁外任，邀乐伎陪一陪，既合苏轼的性格，又合苏轼的心情。 对苏轼此词的背景，宋人也有一些探究。以张邦基的笔记，苏轼与客坐西湖一亭中，有彩舟渐近。数女无不靓妆，其中一女尤艳。看起来三十岁左右，丰姿绰约，正是她在弹筝。苏轼与客目迎目送，船翩然，曲也翩然。苏轼有感，遂作此词。 苏轼家畜数妾，唯朝云名垂青史。也是在任杭州通判的时候，苏轼发现朝云的。她仅十二岁，虽然混迹于歌伎舞伎之中，然而聪颖伶俐，清明超逸。朝云以出身贫寒沦落，不过天生纯良，为苏轼所宠，遂娶之为妾。她随苏轼上升，落魄；再上升，再落魄，凡22年。  苏轼颇爱朝云，因为她是一个知己。有一天，苏轼饭讫徐行，忽然指其腹问左右侍儿说：“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侍儿抢答：“都是文章。”苏轼无语。一侍儿便道：“满腹都是机械？”苏轼仍无语。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忍俊不禁，也甚为欣慰，望着朝云夸奖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只有理解苏轼、体贴苏轼的灵魂，才知道苏轼既不跟朝廷的东风跑，也不跟朝廷的西风跑，从而东风也摧他,西风也摧他。 朝云姓王，钱塘人。苏轼有词数阕，一而再，再而三，对其吟咏。 有论者认为，此词委婉含蓄，艺术甚高。我一诵再诵，觉得不过尔尔。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并应该允许多种观点存在。 此词是苏轼为一位官伎而作的。 官伎不但姿色灿然，往往也懂琴棋书画。宋政府的要员不能进闾巷青楼，不过可以招官伎。官伎为州县衙吏提供歌舞娱乐，也当陪酒。 仍是苏轼在杭州的日子。一天，宴会隆重，便招了几个官伎。别的官伎都到了，只有秀兰还没有到。秀兰黠慧机灵，善酿热闹的气氛，她不来还不行，遂差小使唤她。其俄顷便至，自云她洗了澡，感觉困，打盹睡去，就迟到了。苏轼宽容，便谅解了。然而有一位衙吏显然意在秀兰，见她晚来，遂怀疑她，责怪甚至发火。秀兰为安慰此衙吏，迅速摘了一枝石榴花献上，岂料此衙吏更是生气，她也不禁流泪。苏轼以词记事，当然也在息怒而止哭。 在苏轼的时代，男女都早婚，以求门庭兴旺。苏轼十九岁娶十六岁王弗为妻，都还是孩子。当然，他们也已经成熟，可以生育了。王弗有教养，有文化，尤其使苏轼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发现了什么是女人，遂对王弗的感情既真又深。王弗卒，苏轼便再娶王闰之为妻。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依情理，应该不会亏待苏轼与王弗所生的苏迈。也许苏轼急着有一个女人管家，方娶了王闰之。究竟什么原因使王闰之拖到二十二岁才穿嫁装，苏轼也应该知道，不过看起来他也是别无选择了。在娶王闰之五年以后，苏轼得朝云，也许是需要某种补充吧！ 一般都是男的活不过女的，然而苏轼命硬。他的女人，王弗二十七岁死，王润之四十七岁死，朝云三十四岁死。 苏轼是强壮之才士，他好色，然而有义，不失道。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