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飞来的“尚贤堂”

淮海中路358弄叫“尚贤坊”，它是上海众多的里弄中保存较好和建造较早的里弄之一。和上海许多弄堂会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一样，“尚贤”是一个很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名称，不过很少有入去追究，“尚贤坊“名称来自哪里，其作为里弄名称有何意义。实际上“尚贤坊”得名于以前这里的一个由外国传教士创办和主持的泛宗教性机构——尚贤堂，这个机构在中国和上海近代历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对之作一番介绍。

▲ 李佳白一家，图片来自《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

在许多研究和介绍中国近代史的论著中经常会出现李佳白此人，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外国传教士。由于他在中国的特殊的经历和另类的行为，人们对他在华活动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评说。

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1857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佳白很小就有到海外传教的志愿。中学毕业后，李佳白考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接受正规和系统的神学教育。当时，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华事业发展很快，于是李佳白也向长老会申请，立志于中国的传教事业。1882年夏天，受长老会之派遣，李佳白踏上了去中国的旅途，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10月抵达上海。

李佳白在协和神学院期间开始学习汉语，初步接触到中国儒家典籍。他到中国后就被指定去山东烟台学习中文并兼习牧师，当他正式、全面学习中国儒学后，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孔子是中国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早在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的学问和品行作过极高的评价，说：“《诗》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止，心向往止’。”(《诗经》中讲：对德高望重的人应该怀有景仰之心，我虽达不到孔子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问，但是我会努力学习孔子，向孔子的境界靠近)。李佳白在山东期间，多次赴孔子的故乡——曲阜拜祭孔子，对孔子产生了无限景仰之情，从而更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理解和热爱。他在山东期间穿中国服装，学中国打扮，在日常生活中“一如华人仪式，行中国礼节”，并努力用儒学来附会《圣经》教义，开展传教活动。李佳白是受教会派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经过一段时期后，他提出了开展对华传教的主张，认为要使西方基督教传播于全中国，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才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

▲ 尚贤堂演说孔教,1916年3月4日《民国日报》

至迟在隋唐时期，中国就实行科举考试制度，也就是讲，中国的大多数官吏是通过学习儒学，通过考试走上仕途的。所以，中国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对儒学既精通又怀有特殊的感情，李佳白的这一主张正迎合了中国上层人士的心理。由此，他也结识了许多中国上层人物。不久，李佳白又提出了一个“孔子加耶稣”的理论，认为东方的孔夫子和西方的耶稣都是伟人，他们的学说有许多相通之处，只有将西方神学中国化，才能使西方基督更快、更深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和领域。当他将精心设计的这一理论向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总部汇报后，想不到遭到总部的批评和驳回。一气之下，李佳白决定脱离长老会，并不再接受长老会的指令和指示。

李佳白离开山东后就去了北京，拜访了总税务司赫德和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题良(William A1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这两位均是清政府聘用的官员和教习，又是著名的汉学家。他们给予李佳白以支持和鼓励，通过他俩的介绍，李佳白在北京结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王公贵族和上层官僚，跻身于中国最上层社会。所以，当广学会在上海成立时，他也成为广学会成员之一。

▲ 1907年，李佳白50岁生日来宾

李佳白主张的“孔于加耶稣”理论遭到教会的反对，但是这一理论有助于西方文化的对华渗透，得到了西方政府的支持。1897年2月，李佳白在赫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的支持，并得到清政府的赞助在北京创办“尚贤堂”。尚贤堂的英文名称为China Internatinonal Institute，直译过来就是“中国国际学会“，是一个设在中国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中文名“尚贤”则取自《诗经》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祟尚贤者”，这里的“贤者”就是中国的孔夫子和西方的耶稣。

尚贤堂是得到清廷资助和批准而设立的学术机构，清总理衙门对李佳白创立尚贤堂的报告作了这样的批文：

美国教士李佳白，在本衙门历次所上集件、条陈、事宜及拟为《尚贤堂章程》，均已阅悉，所见不为无见。该传教士在华多年，洞悉情况，学有本源，心存利济，殊甚嘉尚。除将条陈各件留存本衙门备核，使该教士创办尚贤堂，如果言行相符，见诸实事，有利无弊，后时由本衙门察看，再为酌奖外，著总办拿京，将原本发还，先行传谕嘉奖。

尚贤堂成为在清总理衙门注册的为数不多的国际学术机构之一，而上海的《万国公报》又全文转载了这个批文，从此李佳白和尚贤堂的知名度就更高了。

▲ 上海道台吕海寰（1840—1927）出席尚贤堂活动

李佳白是一个脱离了教会的传教士，所以当他得到清廷同意设立尚贤堂后，并无法立即实施，他仅在北京设了个筹备处后就开始周游欧洲和美国。由于他手持清廷的批文以及英、美等国驻华公使的介绍信，他顺利地得到了欧洲、美国财团的捐款，以及中国官僚的资助，李佳白从一文不名的传教士变成了一个腰缠万元的大富翁。当他携带巨款回到北京时，正巧遇上了义和团运动，北京的尚贤堂筹备处被义和团捣毁。不久，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又遭空前的破坏，于是，李佳白决定将尚贤堂设在上海。

▲ 1947年地图，今淮海中路淡水路、金陵西路、马当路相围的面积全部是李佳白尚贤堂的产业

1902年，李佳白以所得捐款购进法租界宝昌路（后改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地产12亩兴建尚贤堂。于1903年9月建成，主建筑为三层英国15世纪官署风格建筑。建筑朝南，前面有大块草坪，可举行大型社交活动，所以，上海各界常假座尚贤堂举办各种活动。上海是租界，正如鲁迅先生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所讲：“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沿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孔夫子的懦学是土大夫走上仕途的踏脚，孔夫子是中国官僚的祟拜偶像，但上海租界是一个资产阶级城市，上海人祟尚的是“拜金主义”，很少有人想通过孔夫子和他的学说来达到目的，所以尚贤堂在上海人中地位不高。

▲ 尚贤堂的主建筑

李佳白“孔子加耶稣”的学说在上海没有太大的市场，于是，当上海尚贤堂建成后不久，李佳白就北上北京开展活动，但是自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后，孔夫子在中国的地位急剧下降。辛亥革命期间，全国废除了学宫制度，大多数地方的孔庙改作他用，这更使李佳白受到打击，而事实上尚贤堂已成鸟散之势。

▲ 1917年李佳白被捕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年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宣战，驻北京的德国公使在归国前将《北京晚报》转让给李佳白。这个不识时务的传教士就利用这份报纸公开宣传对德作战的坏处，希望中国政府放弃对德作战。因此，他被中国政府以干涉内政罪而逐出中国，《北京晚报》也被查封。

▲ 1919年9月至1921年9月，南洋路矿学校租借尚贤堂作为临时校址

1919年中国爆发了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提倡新文化的五四运动。6月3日，上海举行了声势更加浩荡的“六三”运动，孔夫子的牌位被扔下祭台，其地位一落千丈，以“孔子加耶稣”为宗旨的尚贤堂就成了外国人在上海开的“孔家店”，它只得结束全部活动。1919年9月至1921年9月，尚贤堂址租借结南洋路矿学校为临时校址，1921年9月至1926年9月，尚贤堂又租给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为临时校址。无所事事的李佳白只能住在北京，混迹于前清的遗老遗少之间。没过多久，李佳白就把尚贤堂的草坪卖给了房地产商，这块地方被建为里弄住宅——尚贤坊。

▲ 1921年9月至1926年9月，上海商科大学租借尚贤堂租作为临时校址。

1927年李佳白去世后，其子李约翰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但是他也回天无术，最终将尚贤堂的产业也出售给中国入创办的南洋医院，所以“老上海”只知道“南洋医院”，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是“尚贤堂”。 

▲ 正在施工的丰盛·尚贤坊，摄于2020年4月2日

薛理勇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