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游子若是要向父母报平安，离别的情侣诉衷肠，友朋之间互致问候......便要拿起毛笔写信，以信传情。远在明代之前，中国的信札文化就已经十分成熟和发达。古人写信特别讲究礼数，如何具礼、称谓、祝颂，乃至书写格式和字体，都要遵循约定俗成的规矩。这些规矩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向前辈或同侪习得，也可以阅读教人写信的书籍。书仪的历史很悠久，据文献记载，汉魏时期已有书仪。在东晋，书圣王羲之也曾撰写过书仪，可见信札在日常交往中的重要性。明代出版的书仪也很多，明人的书信也严格地遵循着行之一千多年的惯例。明朝人写信的频繁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发现中国的读书人很喜欢写信。他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的“书面语言”和日常谈话中所用的语言差别很大。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他们的辩才也祗见于写作而不是口语。”“结果有时候甚至是住在同一城市而且很近的朋友，也是书信往返，而不见面谈话。”讲究书面语的优美使写信和读信都能获得审美的愉悦。古代的文言信札，遣词造句通常很精炼，一个字，一个典故，可以蕴含很多的信息。明朝人有些短信，虽寥寥数语，但礼数齐全。在他们的案子上，放着信笺、毛笔、砚台，随时可以拿起笔来，写上几行。同城之内，请家仆送信（送信人被称为“使”“力”或“价”），收信人有时当即回信，托送信人带回。这样的往返，有时一天可以多达数次。寄往远方的信件则要依靠官办的驿站了，幅员辽阔的大明帝国有相当发达的邮政系统。明代的交通虽比前代有相当的改善，但寄往远方的信，起码要经旬逾月方能到达。那时的通讯，空间和时间成正比，空间越远，一封书信寄达的时间就越长。山水阻隔，鱼雁难通，人们对远方亲友的信札总是引颈期盼。信到了，只要不是坏消息，喜悦之情不言而喻（有些书信的第一页，写着“平安家书”四个字，使家人未读全信先放下心）。遇到战争，烽火连天，一通家书真可以抵万金了。古代绝大多数的书札是用行草书写的，逸笔草草，性情流露，字如其人。捧读来函，看到那熟悉的笔迹，令收信人想象着千里外亲友的音容笑貌。因此，南北朝时有谚语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期间，还观察到“书法这种艺术在中国比在欧洲更为人重视。”讲求书法是中国信札文化的又一大特色。中国最早的书法收藏，便是从尺牍开始的。汉代书法家刘睦的书札写得太漂亮了，病重时，他的亲戚兼粉丝——东汉光武帝刘秀也不放弃收藏他的书法的机会，居然专门派人请他在病榻上写几通草书尺牍。东晋时期，士大夫之间的书法竞技，也是以互通书信的方式进行的。宋代以后，刻帖成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法书的重要手段，而尺牍也成为刻帖的大宗。还有人专门编辑信札的文本出版，明末清初的周亮工就刻有《尺牍新抄》。而有些学者和文人，在写信之际便已有传之后世之想，他们把写信作为著述。所以在一些著名学者的文集中，常能见到专门收录信札的卷帙。台北明民馆主人多年收集古代尺牍，是海内外古代尺牍的重要藏家。明民馆所藏明人尺牍不但数量大，而且有些信札相当稀有和珍贵。如陈献章、王守仁、罗洪先、焦竑、刘宗周、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和晚明复社的发起人、太仓二张（张溥和张采）的信札，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同时期文坛祭酒（如王世贞、钱谦益）的信札也甚为难得。除了这些博学鸿儒外，还有文徵明、徐渭、董其昌、八大山人这些大艺术家的信札。这些信札或反映闲适的幽居生活，或谈文论艺，或为国家的危难而焦虑，或述说着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由于人们对手迹书法的珍爱，它们得以幸存传世；又因展览和出版，从私域走入了公共空间。版权说明：文章源于网络，仅代表原作者观点，网络素材无从查证作者，原创作者可联系我们予以公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