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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姓为栖霞之望族，其渊源有二，一称“铁口牟”，一称“名宦牟”。铁口牟的铁口，指的是其先祖之居所；名宦牟的名宦，指的是其先祖之地位。所谓“名宦”，即古代的“名宦祠”。根据族谱记载，该支牟姓的始迁祖牟敬祖明初自湖北至栖霞县任主簿之职。牟敬祖虽非一县之长，但因贡献颇多，后入祀名宦祠中。其子孙因此以“名宦”为号，称“名宦牟”。 
在古代，名宦、乡贤二祠是府州县城当中必备的两处祭祀场所。两者奉祀的都是一些有功绩且与当地有交集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根据籍贯加以区别，前者是外地人，而后者则是本地籍。因为古代官员任职实行地域回避制度，本县之官基本都是外地人。牟敬祖来栖霞县担任主簿时，籍贯仍为湖北公安县。他卸任之后，落户当地，后世子孙就成为栖霞籍。前已言道，古代的文官多数是流官，子孙就地落户的情况虽然有，但并非常态。栖霞县名宦祠中奉祀的名宦有很多，如今在栖霞有后人、且以“名宦”为号的，笔者暂时只听说“名宦牟”这一家。
根据清光绪版《栖霞县志》及《登州府志》的记载，栖霞县名宦祠奉祀的“名宦”共有十一位。除了明代的县主簿牟敬祖之外，其余十人分别是金代县令李自牧，元代县丞王鼎臣，明代知县张銮、陈贵、李升吉、娄鉴、郭实，教谕吴怡、冀纶，以及清代知县方传植。其中，李自牧是赵郡人，金大定年间来栖霞县任知县之职。当时栖霞刚刚建县不久，诸事初创，李自牧“专尚德化”，县志对他的评价很高。王鼎臣则是真定人，元大德年间任栖霞县县丞，他在职期间也是崇尚教化，颇有口碑。在入祀名宦祠的明代知县当中，李升吉是事迹比较突出的一位。他是山西雁门人，举人出身，崇祯二年至六年任栖霞县知县。在他卸职之后，栖霞人感念其功德，曾请莱阳名人宋应亨（宋琬的父亲）为之撰写碑记，称《李侯功德碑》。李升吉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在孔有德之乱时期，他有保全栖霞城之功劳。根据《李侯功德碑》的记载，崇祯五年，孔有德叛军在占据登州之后，曾多路出击，不仅攻陷黄县、招远、平度，围困莱州；还曾试图攻打莱阳和栖霞。在此期间，李升吉虽是文臣，但统御有方，不仅击退了叛军对栖霞县的围攻，而且还曾分兵救援莱阳。后来，明朝大军进入登莱平叛，栖霞县作为登州的大后方，在粮草供应方面也出力甚多，这背后也是李升吉的功劳。因此，《李侯功德碑》称赞说：“吾侪孤城不失，得遂生全，皆我侯之再造也。”清代的方传植，则是年代相对较近的一位名宦。他是安徽桐城人，在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之间任栖霞知县。同治年间，栖霞士绅联名申请，由山东巡抚上奏，经朝廷批准，将他奉祀到栖霞县名宦祠中。
方传植的政绩，在县志当中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主要包括：建考棚、设书院、筹膏火、修城垣、筑护堤、立武庙、崇文昌、表节孝。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在教育、文化、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办了不少实事。当地人知恩图报，就以奉祀名宦祠的方式对他进行追念。以上政绩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重修霞山书院”（霞山据说指的就是现在栖霞城南之翠屏山）。书院为古代地方兴贤育才之所，栖霞作为偏僻山城而文脉不绝，其功劳不可小觑。百余年之后，名宦祠虽已不存，但方传植重修霞山书院的事迹，在上世纪末编撰的《栖霞县志》中仍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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