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櫪(艺术家 考古研究者 )
---原创作品
暗香 咏隶书
殷商甲骨。隶法程邈簒，释繁新结。
简化篆书，繁复中锋速书惬。
锦帛蚕丝传载，竹木简、草篆更迭。
秦汉墨、两汉镌碑，拓片宋时帖。
长撇。燕尾哲。篆隶夹杂承，折笔呈捺。
侧提逆涉。行笔偏锋手书札。
飘逸天然放纵，精古媚、艺端拿捏。
重流畅、宽扁展，巧工法绝。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往昔亦叫楚缯书或楚绢书，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战国时代楚国古文帛书，也是目前唯一一件书写在锦帛上的“大篆”，亦是迄今唯存的一篇图文并茂描述有关伏羲女娲创世事迹的古文献。１９４２年于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盗掘出土，后不久即落入一度在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Ｊｏｈｎ Ｈａｄｌｅｙ Ｃｏｘ即柯强）之手，被他带到美国后又几度易手，现存放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物主是亚瑟·Ｍ·萨克勒（Ａｒｅｎｕｒ Ｍ Ｓａｃｋｌｅｒ）。
图一：１９４２年于湖南长沙东南郊子弹库战国楚墓盗掘出土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件帛书的书体还保留有更多的篆字的结构、形体，只有个别字已经蜕变成带有隶书味道的字体，如“元”字介于篆、隶、楷，其它的字仍然保持“篆书”的形体，尽管它是书写在帛绢上，但是严格地讲（个人观点）这幅帛书应该算“篆书”！而不应该算“隶书”。虽然结构、用笔不像“秦篆”（小篆）那么规整，但是它的用笔结体都有“钟鼎文”（大篆）的神韵，个人觉得这件应该算是“大篆帛书”，而且很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件“大篆帛书”，它是秦始皇“书同文”统一文字之前，或尚未完全实施之前的作品。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开始推行“文同书”的小篆，由于国事日渐繁重，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字多元化，而篆书书写繁复，且效率不高，费时费力，据传程邈因犯事被下狱中，见狱卒书写行文（篆书）十分费力，便将篆书简而化之，形成篆书的“草体”字，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隶书”，为了减轻书写者的繁重负担，已经流行便迅速泛滥，秦代也就开始逐步推广日渐成熟的隶书，形成篆隶并存、相得益彰的新局面。
秦隶近年来不断出土，主要有两类：简牍和瓦文陶文。
图二：简牍 《青川木牍》
此牍于1980年在四川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时发现的，故名。发现木牍两件，一件不能辨识，一件较为完好，长46厘米，宽2.5厘米，墨书字迹，清晰可辨。正面3行，119字有重文字2字；反面4行30字。其纵有行，横无格，字距大、行距小，是竹简书写章法形式的发展；用笔的动势和笔迹清晰地表现并不是笔笔中锋（小篆），而是回锋与出锋相间的变化，是篆书向隶书方向转化的过程，字型向方扁发展、是大篆快写趋向隶书的过渡期作品。它已展现了一种与金文审美系统完全不同的书法艺术语言和审美模式。
图三；《云梦睡虎秦简》
《云梦睡虎秦简》，又称《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于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这些竹简长23.1至27.8厘米，宽0.5至0.8厘米，内文为墨书秦隶，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面貌，藏锋的笔画少了，更多的是快速书写形成的偏锋，但结体有些仍然带有大篆结构，但结体已经明显带有方框子的雏形，汉隶的书风已经显现。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图四：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20余万字的帛书和竹简，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如《老子》、《周易》等传世文献，也有我国最古老的天文书、医书，还记载了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和竹简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帛书和竹简已经完全没有大篆的影子，而是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隶书”特征，波折、拖尾明显，结体方正，完全脱离了篆书的用笔、结构，虽然这只是工整的一部分，但仍然有些是较随意的。
以往我们一般看到的多是汉人书法的刻石，而看到这么多墨迹，实为幸事。有幸这些年出土的秦汉竹木简、帛书，给了我们直视秦汉人墨迹机缘，能看到没有经过人为修饰、凿刻和传拓的本源，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古隶"的本来面目。其书风古朴、自然，笔墨饱满流畅。用笔已规范化，波笔、挑笔形成特有的艺术符号，字体富于变化，错落有致而又气脉贯通。
图五：早年西北（？）出土汉代《礼记》帛书
据称早年出土于西北地区的汉代帛书《礼记》卷保存完好，由于西北地区的气候土壤相对比较容易保存，有可能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土的，在战乱的时代没有人过问这些，包括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很多经卷、手抄本、图画等大量被西方列强用各种手段获取流往世界各大博物馆。
这卷《礼记》帛书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隶书”，而且还是比较“潦草”的草体隶书，隶草间杂，一气呵成，已经带有“章草”的萌芽，书写得比较随性，而且这么长的拖尾对于使用小笔、硬毫的古人来说却是不易，况且还是书写在绢帛上，我们知道我们先民们都是使用狼毫（？）小笔书写，直到宋代之前都是这样，甚至很多在笔的内心还加有“硬心”，那么所占的墨就不可能很多，都是一笔一划来写的，更何况在绢帛上书写更难，不像在竹木简上面相对容易些。
图六：早年西北（？）出土汉代《礼记》帛书局部
绢帛不吸水，所以用墨比较不易。基本上一两笔就需蘸一次墨，书者也需非常熟练，不然很难把握笔墨与绢帛的吃水程度，相对竹木简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章草”源于隶书，这件相对潦草的隶书已经露出“章草”的苗头，所以我们看“章草”每个字都是分开的，没有连笔，这一点我们将在草书一栏中细说。
图七：东汉建和二年《石门颂》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东汉时期的隶书碑刻，《石门颂》也称《扬梦文颂》，东汉建和二年11月刻于陕西，摩崖刻石，汉中太守王升撰文。是我国东汉著名的摩崖刻石。结构、用笔则篆法与行楷并用，既有藏头护尾，给人以气势磅礴、意趣横生的艺术感受。已形成篆隶兼并，结构严谨、结体扁方，很少看到篆书的影子。清·杨守敬《平碑记》中云：“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图八：东汉永寿二年《礼器碑》
《礼器碑》原是为记述鲁相韩敕于永寿二年（156年）修饰孔庙、制造礼器而立的，所以又名《韩敕碑》或《韩明府修孔庙碑》，全称《汉鲁相敕韩造孔庙礼器碑》。《礼器碑》比起《石门颂》更加方正，纵横也都有了比较规范的格距，大小比例也多想差不多，形成了汉隶中比较规范化的正规“隶书”，线条痩硬而清秀。
图九：东汉建宁二年《史晨碑》
《史晨碑》为汉代名碑之一。此碑分前碑和后碑，故友总称《史晨前后碑》。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立，东汉后期的产物，结字平正秀润、法度森严。线条提按分明、劲健遒逸；点画疏密匀称、顾盼有情，给人以一丝不苟、端庄典雅的美感。
图十：东汉中平二年《曹全碑》
《曹全碑》明代万历初年在陕西出土，的笔画含蓄舒展，自然洒脱，波磔飞动而不轻佻，正如清代万经所评“不束缚、不驰骤”。间距拉开，用笔更趋柔美，比起稍早的《石门颂》更秀美，但那种古朴、自然有所不足。
图十一：金农隶书
隶书自秦汉流行以来，唐宋元明都无大发展，清代中晚期出土的石碑日多，文人学者欣喜之下，有好事者加以研究，逐成碑学之大发展，金石文字学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名家辈出。
对于金农的隶书，世人常以“漆书”而名之。褒贬不一，当时他书写出了个性，横粗竖细，线条侧锋取势，笔画锋芒坦露。在笔画上不拘泥于隶书典型的蚕头燕尾和逆入平出的艺术形式，为能更好地表现出自己所追求的意趣，他还别出心裁地有意将笔端截去，使其如扁刷之状，使其书风更增添了率真、厚实、拙朴的艺术特色，犹如米芾所说“臣书刷子”之感。
图十二：邓石如隶书
邓石如在清代可称为篆隶书方面的领袖，对其书法艺术的评价，在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就有“怀宁布衣篆、隶、分、真、狂草五体兼工，一点一画，若奋若搏。盖自武德以后，间气所钟，百年来书学能自树立者，莫或与参，非一时一州所得专美也”的赞誉。然而，在书法史上，他却并非是一位叱咤风云、笑傲书坛式的人物；乃为十足的山林隐士，一介布衣。邓石如的隶书是在其篆书得以大成之后才进行全面创作的，所以他的隶书颇多地融合了篆书圆润简静、顿挫郁屈、遒丽淳雅的气息，表现出一种拙朴高古、厚实稳重、苍茫的风格，给人以享受不进的艺术美感。
图十三：伊秉寿隶书
伊秉绶的篆书写得较少，前期所写小隶书颇被人赞许，但从中期开始，专写大字隶书，并逐步臻于雄浑的境地，即如司空图《诗品》所云：“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振兴了清代隶书，形成了卓然不群的艺术风格，而且别具风采。
图十四：赵之谦隶书
赵之谦的确是位多才多艺、聪明绝顶的艺术家。他在艺术上所发挥出的那充满灵性的创造意识，均使其书、画、印各方面都到了令后人敬仰的境地，他早期是师法邓石如的，但作品基调在北魏碑中确立并进而在隶书上呈现出来，使他后来完全走了与邓石如相反的路子。秀美、甜润、劲健的作品基调是赵之谦隶书作品中最显著的审美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