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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师从刘洪洋先生学习将军印。“恣肆”，是将军印一种重要的艺术语言。相信很多同道都有这样的体会：将军印比较难学，特别是很难择取理想的范例，面对满眼的乱头粗服，不知道从哪里学起。我们都知道，将军印多为明器，制作十分荒率。“荒率”本身并不必然成就艺术之美，绝大多数传世的将军印只是一个“物件”，并不能称为艺术佳作。据相关资料统计，传统将军印中堪作范例的比例不足百分之五。这些仅有的能为我们欣赏、参考的佳作，也全部都是无心插柳所得。今天所谓的将军印印风，是后人（对印章而言是后人，对当代人而言是前贤）得出的“统计规律”。将军印在其所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荒率”，没有别的特点和基于艺术的刻制要求，单独某一枚传世印作很少能全面反映将军印的基本规范。也正因如此，如果能够从灿若星辰的印例中找到理想的范例，就成功了一大半。我们今天学习将军印，刻制将军印风格的印章，不能像古人那样真正地随心所欲，我们要做的只是将精确的创作理念冠以狂放不羁的外在形式，那些看似荒率的章法、字法和点画，实际上都要极其精致——大到章法构成，小到每一根线条的起伏乃至每一处残破的位置、形状，其实都在精心的设计与精准的控制之内。我们的荒率是“装”出来的，而且要“装”得若无其事，不漏心机。师兄贾思宇女史长于将军印，我在刘洪洋先生处偶然见到师兄临刻的“安北将军章”，大受启发。“安北将军章”（见图一）是典型的将军印。查罗福颐先生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该印为北周（557—581）官印，是魏晋南北朝（220—589）最末期的产物。 
这方印的基本特点是各字占地随形就势，用字笔画任意增减，线条起伏不拘，甚至明显有补刀的痕迹，这些都符合将军印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该印的“性格”有些不够鲜明，说不上有明晰的“思想”。思宇师兄的临作（见图二）在原印的基础上，加强了线条的轻重变化，强化了章法上的疏密对比，加大了挪移幅度（如章字下部的“巾”向右侧水平移动），增加了字的动势，等等。总之，通过微调，进一步突出了将军印的特征，使原本比较平常的一方印熠熠有光。思宇师兄的这方临作亦得到老师刘洪洋先生的肯定。
我十分钦佩思宇师兄敏锐的洞察力和改造的能力，受其启发，也将这枚方印临刻了一遍（见图三）。我进一步强化了线条的粗细对比，如“北”字的左半部分，同时加大同一线条内起伏的幅度；通过点画挪移，制造出动势和疏密对比，比如，将“将”字左边的“爿”左移，右下角的“力”右移，虚其中间。
刻完之后，感觉“性格”还不够鲜明，没有形成块面，印面不够“刺激”，于是又刻制了第二稿（见图四）。在这一刻中，我改变了“安”字的篆法，如加粗“女”字下半部分的线条，使“安”字下部加重，从而产生与“军”字块面的呼应；进一步细化“北”字左半部分的线条，加大笔画间距，使其疏朗；进一步扩大“将”字中间部分的空间，使其尽可能地“虚”，且产生飞动之势。将“章”字下部的“巾”右移，以增进与“军”字的联系，扩大块面；调整竖画间距，实现“章”字上下两部分之间的呼应。另外，还有意设计了“将”字右上角的圆笔，并通过“北”字右半部分“U”的圆势与之呼应。线条的搭接、穿插是形成将军印风格的重要因素，临刻过程中应灵活运用（原印对于搭接的运用是灵活的，而且很丰富，但不见得都“合理”，所以不宜完全照搬）。线条以中锋线为主，印稿设计时对线条粗细作出安排，刻制过程中要见机行事。
将军印的传世原印大都谈不上完美，临刻过程应当是一次再创作的过程，通过修正其过分讹变的篆法，夸张其中需要强化的部位，使临作更加符合将军印的风格特征。结合临习“安北将军章”的体会，我刻制了一方“生命重于泰山”（见图五）。总的来说，将军印在章法上应当以错落为基调——如果一味求稳，就失去了意义。粗细变化、搭接、排叠、局部挪移等手段，有助于实现疏密变化、制造动势。将军印用字以缪篆为主，不妨借鉴汉金文、砖瓦文字等，以丰富字形、印面。此外，刻制将军印应当关注字形变异，实现方式有部首的挪移或者扩大、缩小等。需要强调的是，字形变异原则上应横平竖直，盲目欹侧则容易导致扭捏小气。以上便是我临刻、创作的一些心得体会，在此与同道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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