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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章艺术，一语一印、一句一印或一名一印，这样的模式比较普遍。但有些印章却不是这样，人名印分成姓和名两印，可上下或左右使用；而一语或一句则可分成数印，印文文字互相分散，各有边栏，各有一方天地。它们相互之间拼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体。这种印章模式即称为印文散布法，即入印文字各自为政，印章印文各单元之间互不关联。例如古玺“士之玺”、秦印“千秋万世昌”、汉印“魏季君”“张乐君印”“昌富大吉”等印章，它们每一个字都刻制成一个独立单元，这些独立单元汇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印章，犹似化整为零、合零为整的一种形制。再如古玺“右司马敀”、南北朝印“宁东将军司马”等印章，印文虽在同一方寸之中，但入印文字却是各自为政、互不关联，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印面上相当疏散与独立。以上这类章法布局亦称为印文散布法。印文散布法印章贵在散而不乱、散中有聚，散得有情趣。明清时的文彭、丁敬、何震、吴晋以及印坛上被称为云间派中的王睿章、王玉如等，被称为如皋派中的许容等篆刻艺术家，尤擅印文散布法。如许容的“月落江横数峰天远”、王睿章的“艳艳半池云绉影”、吴晋的“度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王玉如的“云可赠人”、文彭的“雕虫”，以及五代官印“元从都押衙记”等印章，亦都符合印文散布法的特点。这类形式的印文具有“散”的特点，有悖秦汉印法，故颇招微词。曾被批评为“格调低下”“流于俗气”“不谙篆法”“疏密不称”等等。在印坛上以此开宗立派的印人不多，亦很不易，“如皋派”“云间派”的印人就以“散布”为主体格调，一见便知是他们的印章，实际上这正是他们的成功之处，正说明了它与众不同的个性与面貌。但不知何故，“云间派”“如皋派”作者甚少，传人几乎断绝，实是令人遗憾与可惜，余以为这绝对不是印坛所希望的。我一直以为印章艺术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样才能使得印坛生机勃勃。故企盼当代印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创新，让散布法印章再迎来一个高潮与辉煌。实际上印文散布法的章法布局，尤为适合甲骨文篆刻，因为甲骨文字结体基本上都带一点“放射性”，即便是分散的布局，它依然呈互相顾盼、互相呼应之状，使人们的视觉审美几乎没有“散”的感觉。如简经纶、杨仲子等印人创作的散布法甲骨文印章都有独特的风骨，印文显得纵势凌厉、自然俊雅，充满了甲骨气息。显然此乃篆法与结体的不同而致，甲骨文篆刻爱好者不妨一试。 
所谓“篆刻美术化”，就是指印文结体与线条高度变化，使入印文字像绘画一样以美术的形象出现。窃以为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度，过了度就不佳了；但也不能因此矫枉过正，作为理性的印文，美术法不能一概否定与摒弃。有些印章的印文美术化比不美术化效果要强，那么未尝不可用“印文美术化”来设计布局。印人们在设计印文时，总想把印文设计得有趣、别致一些，不愿把辞典上的篆文与印谱上的形态照搬到自己的印章上来，这也许就是“印文美术化”最初的成因与出发点。其实印文美术化不是今人创造的，秦汉古玺就已有之。例如把印文设计成鸟虫形，篆刻上称为鸟虫篆，这类印章理当属于印文美术化。如人们常说的传国玉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印，就是用美术化的手段进行了处理。汉印“寿昌”，不仅采用了鸟虫篆的元素，而且把线条有意扭曲，一个一个小圆圈连接，很是情趣盎然。邹之麟独字印“明”，大圆之内有两个小圆互相切割，并刻上日、月的象形符号，代表“明”字，很有意思。这都是非美术化印章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再看明印“王”、 清代郑燮印“凤”等，以圆取势、疏密有致，在美术化的作用下，甚至难以释读。周子芳印“口诵心存”用珠子串成印文、汪芬印“世昌”用龟之侧视形构成印文、何震印“登之小雅”用水波纹刻写印文、弘旿印“乐闻安富”则用双勾线条刻成印章，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类印章形式繁多、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这些用美术法刻制的印章，与秦汉印章有很大的不同，应当说是不同的两个艺术层面。诸多印人对这类印作存有微词，但作为一种新颖别致的形式，总有人会喜爱。我们说，艺术是让人欣赏的，只要有人喜爱，就应当欢迎它的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治印不必怕美术化倾向。有意境、有趣味的艺术，不仅会被人认识与接受，而且会被继承与发展。艺苑的春天就像多种经营的商品经济社会，应是百业繁荣、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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