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朗读者：原野风） 在我童年时代，有许多值得怀念的记忆，捣年糕，也许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候，不管穷的富的，每家每户都会捣一些年糕，以作为方便的食粮长久储存。 一过农历十月，年关即近，母亲们就开始为捣年糕做起了准备，洗石磨、洗捣臼、洗蒸笼、轧米，盘算数量。然后将糯米与普通大白米按照比例合在一起，浸在水里泡上一天一夜。年糕的数量及糯米的比例随家庭人口和经济状况而定，糯米比例高的，捣起来的年糕相对要软润可口，养在水里不易开裂。但也不能全用糯米，否则，软不拉几的，根本近不了手。 第一步就是磨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儿没有电，磨粉是纯手工的活儿，需要连续几个小时重复同一个动作。屋梁上悬下一根粗麻绳，麻绳的两头与石磨的横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只需推动横杆，笨重的石磨就会随着手势不停地转圈。 一般来说，推磨是男人的活，女人们对付米与粉。女人的一只手搁在磨盘的推杆上，一边借势推磨，另一只手提着淘米的工具，磨盘每转一圈，她就淘上些米，添在石磨的洞眼里。 推磨需要耐心，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总之，以均匀为妙。这样，磨出来的粉不会太细，也不会太粗。 等到淘箩里的米渐渐将要见底时，磨盘下雪白的米粉就厚了起来。此时，孩子们早就起劲地拉着风箱，将灶膛烧得旺旺的，不一会儿，屋子里就氤氲着热腾腾的水汽。 接下去才是重点，也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将蒸熟的米粉快速倒在洗净的石臼里，一蒸笼一次，抽出纱布，一个人先是举着石杵在捣臼里用力研磨，随后高高抡起石杵，重重落下。另一个人不断翻动石臼里的米粉，石杵每抡一下，米粉就要翻动一次，顺便蘸些水，在石杵的顶端抹上一把。就像开山炸炮一样，一个抡锤，一个握钎，做到协调默契。故名之为“捣年糕”。 捣年糕才是真正的体力活。所以，很多时候，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男人完成。碰到家里缺少男丁的，也只要往左邻右舍一喊，人人都会捊起袖管帮忙，从不推托。 随着石杵的举起落下，石臼内原本松散的米粉已变得越来越粘，紧接着一声吆喝：“差不多了”。抡杵者才会停下来，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棵烟，点上，一边“呼呼”地喘气。 此时，最揪心的大概要数孩子们了，他们早就离开了灶膛，趴在捣臼边沿，紧张地盯着大人们的一举一动，目光起起落落，嘴里咽着口水。只盼大人们一声“好了”，小手就急不可待地伸进向捣臼。 大人们也不干涉。第一份年糕出臼时，他们总是会掰一团递给旁边的孩子，将余下的送回灶间，由女人将它们做成块，切成条状，然后，一排排整齐地放在竹席上晾干。 刚出臼的年糕香香滑滑、糯糯的，仿佛不需要嘴嚼，一放入口中，就会“吱溜”一声，滑向喉咙。此时如果能蘸上一包豆酥糖或蚕豆粉，那味道就更妙不可言了。至今回忆起来，依然舌根生津。 当时，由于粮食紧张，年糕的品种就相对较多，有纯白米捣的，那属上品。也有用高粱做的，黑黑的，吃起来有些粗，不像白米年糕那样细膩而光滑。我记得有一年母亲曾试过用玉米粉捣年糕，但不是很好吃，第二年便放弃了。 年糕晾干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送给左邻右舍品尝，每户四、五根，盛在一只蓝边碗里，一家一家地送，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这也是那一带农村里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在我们老家，只要哪户人家做了好吃的，比如说麻糍呀、年糕、馒头呀、红团团呀，左邻右舍保证也能够享受得到。 然后，将变硬的年糕像积木一样搭起来，一层层搬放在大缸里，倒满水。想吃的时候，随时抽两根，可以整根放在锅里蒸，也可以切成片炒，甚至也可以在柴火里煨。我最喜欢煨年糕了，那时候，常常与小伙伴们在灰堆里干这个。煨熟的年糕焦扑扑、香喷喷，余香满口。过年的时候，许多家庭也会将年糕切片晒干，伴着沙子炒或者爆成花，藏在口袋里，一边走、一边吃，也称得上是我童年时代的一道最美的零食了。 后来，村子里通了电，磨粉、捣年糕都被机器取代了，场地也统一集中在大队的轧米间里。那些默默蹲在各家各户堂前的捣臼和石磨从此不再派上用场，最终沦为废物。 用机器替代人工，确实省时省力，但总觉得其中缺少了一些东西。长大以后，我曾多次思考过这个问题，还终于有了一点心得：那是乐趣——整个捣年糕过程中的乐趣消失了。 现如今，更荒诞了，家家户户不捣年糕不说，年糕也不再成为过年前的特殊产物。只要有钱，集市上、超市里随时都能买到。尽管味道可能比当年更好，但在我看来，这不但没了乐趣，甚至连年味也彻底丢失了。 上一篇：和大海厮守一辈子 一个人的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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