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大清第九个皇帝咸丰盛年而逝。曾国藩有些惴惴不安：咸丰和自己斗气十年，现在刚刚和他磨合好，不想竟突然驾崩。主少国危，自己和湘军的前途也吉凶难料。局势的发展出乎曾国藩的意料。慈禧和恭亲王奕䜣发动宫廷政变后，作为“肃顺一条线”的曾国藩，不仅没受牵连，反而权位得到了提升。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 曾国藩开始清算何桂清集团。他先清除了何桂清的死党浙江巡抚王有龄，推荐左宗棠担任浙江巡抚。接着又收拾何桂清的又一嫡系江苏巡抚薛焕，替换上自己人李鸿章。最后一番斗法，终于让罪魁祸首何桂清弃市。曾国藩进入了一生难得的顺境，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的巡抚全都是自己的嫡系，朝廷对他也是言听计从，负责协饷的督抚也和他关系良好。曾国藩踌躇满志，兵发三路，展开了对太平天国的全面大反攻。
曾国荃负责攻打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国荃立功心切，孤军深入，在雨花台和太平军处于胶着状态。就在战事吃紧时，自己人却下绊子，这让曾国藩很感意外。沈葆桢忘恩负义给曾国藩下绊子的，竟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沈葆桢，福建侯官人。他是林则徐的外甥，也是林的女婿。其母林惠芳是林则徐的六妹，后来亲上加亲，沈葆桢娶了表妹林普晴。
沈葆桢头顶林则徐的光环，在官场上方便了很多。曾国藩很敬重林则徐，自然看重沈葆桢。这沈葆桢确有才干，用曾国藩保举他的话说就是：“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心目中罕见其匹。”沈葆桢入过曾国藩幕府，后在广信知府任上，广信之战，一战成名，被曾国藩保举为道员。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破格推荐沈葆桢由道员直升为江西巡抚。按照惯例，道员要经过布政使等历练才有资格升巡抚，而沈葆桢连署理也没经过直接实授，这在清朝是比较罕见的。由此看出曾国藩的权势和他对沈葆桢的看重。曾国藩希望沈葆桢把江西治理好，给湘军提供军饷。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沈葆桢不仅没对他这个“举主”感激涕零，反而给他下绊子，做出了断饷之举。曾国藩得知沈葆桢每月截留漕折四万两时，很是气愤和不解。他的心情恶劣到极点，以致夜不能寐。以江西抚、藩二人似有处处与我为难之意，寸心郁郁不自得。因思日内以金陵、宁国危险之状,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 三更睡，五更醒，展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曾国藩的涵养功夫到底是高人一筹，虽内心愤怒纠缠如此，但外在反应上没有失态之处。
曾府幕僚对沈葆桢大骂不已，要曾国藩马上参奏。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沈葆桢是自己举荐的，现在参奏他，不光沈葆桢脸上不好看，自己脸上也无光。沈葆桢背后捅刀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初，全国战事基本平息，只剩下南京这座孤城没被攻下，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在南京。当时包围南京城的湘军有十万之众，每月需要军饷五十万两，但实际拨付的没有超过二十四万两的时候。部队已经欠饷长达十一个月，买药买粮的钱都没有，士兵每天只能喝稀粥。因长期欠饷，军纪开始涣散，曾国荃也无力约束，只能纵兵劫掠。
就在战事吃紧、粮饷极端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不经协商，突然奏请朝廷截留本应输送到湘军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这意味着曾国藩一下就失去了二十万的军饷。曾国藩忍无可忍他在奏折里点明了沈葆桢此举的危险：如果粮饷不续，发生哗变，可能会导致曾国荃围军像江南江北大营一样崩溃。所以自己不得不争江西的厘金。从公事来看，总督负责军事，巡抚负责民政，因此为筹备军饷而兴的厘金就该由总督支配。自己身为两江总督，又是节制江西四省的钦差大臣，“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而沈葆桢身为下属，也不和自己商议，就多次擅自做主截留，这是自己无法理解和接受的，也不知沈葆桢此举将大清数百年的规矩置于何地？从私情来看，自己虽是沈葆桢的“举主”，但从未以上欺下和摆出恩主的臭架子，对沈葆桢说话办事都很客气。而沈葆桢得寸进尺，不顾情理，才让自己忍无可忍。为了证明，他还罕见地附上两人为争饷往来的信件抄件，把沈葆桢倨傲无理的言辞公之天下。曾国藩这奏折有理有据，言辞犀利，满以为朝廷看了会给个满意的答复，谁知朝廷的答复出乎意料。朝廷判定江西的厘金两家各分一半。表面看朝廷左右为难，充当和事佬。其实是在偏袒沈葆桢，这场争端沈葆桢胜了。那么朝廷为何会偏袒沈葆桢呢？当时其他地方太平军已经平定，拿下南京只是时间问题，朝廷的注意力从对付太平军转到湘军身上。为了防止曾国藩势力尾大不掉，朝廷对湘军“分而治之”，开始对曾国藩的权力进行裁抑。湘军这次窝里斗，正好为朝廷提供了施展手段的机会。曾国藩是何等人物，马上明白了朝廷的意图。当天晚上他和儿子曾纪泽大谈进退之道，开始计划功成身退。沈葆桢为何和曾国藩翻脸自此曾国藩和沈葆桢形同陌路，断绝往来。但他始终想不通沈葆桢为何和自己翻脸。一是自己对沈葆桢有大恩情，这是世人皆知的。二是自己没有任何地方得罪过他。他多次和亲朋好友通信，苦苦追问。他给沈葆桢的同年李鸿章写信：“幼丹（沈葆桢字）中丞与敝处私交已绝，自问数年以来，未尝挟权帝德，稍有触犯，此心可质鬼神。”估计李鸿章没有给出答案，他又给沈的另一个同年郭嵩焘写信，大发感慨：“至幼丹自问实无开罪之处，而其相逼已甚，迥出意外。”对于沈葆桢的忘恩负义，曾氏大营的人都义愤填膺，说朝廷如果开设“绝无良心科”，沈葆桢肯定能得第一名（后来第二名给了左宗棠）。只有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里为沈葆桢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沈葆桢截留厘金也是事出有因。江西的厘金被曾国藩全部提取后，成了湘军的主要饷源，自然江西的防务就交给了湘军。同治元年后，太平军的溃勇逃窜到江西，曾国藩却无力分兵救援。为了保境安民，沈葆桢建立了江西地方部队。军队是需要大量的钱来养，沈葆桢又想不出其他筹钱方法，只好截留江西的厘金了。
虽说事出有因，和曾国藩、沈葆桢私交都不错的赵烈文最终还是把板子打在沈葆桢身上。他认为沈葆桢没有全局观念，只从江西的角度看问题。在湘军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沈葆桢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出此损招。其次，沈葆桢违背湘军内部协商妥当再向上奏请的一贯做法，破坏了湘军团结，给清廷的挑拨离间创造了可乘之机。而著名历史学者张宏杰在其力作《曾国藩传》分析说：“沈葆桢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自幼既自视极高，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他要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曾国藩的功业。”沈葆桢和曾国藩翻脸一事的确做得不太地道，但他为官清廉干练，作为晚清重臣，虽说功业不及曾国藩，还是在海军建设、船政事业、开发台湾、抵御日本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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