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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1月，在山东阳谷县，一个五六十岁枯瘦如柴样子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了自己熟悉的村庄，家乡还是那样的熟悉，但是此时的他却有一些胆怯了，不敢回家了。 虽然他还不到四十岁，但是由于被关押在国民党集中营14年，已经被折磨成五六十岁的样子了，别说担心家中的妻子认不出，如果照照镜子，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会变成这个鬼模样。 想到自己这副样子，会不会吓到妻子？还有那个从未见过自己的女儿，会不会不认他这个爹？那一刻他的心情十分焦虑。  老人想了想，还是鼓足了勇气，敲开了自己家的门，当他看到开门熟悉的女人时，老人几乎掉下眼泪，妻子见到这个衣衫褴褛的老头，还以为是来要饭的乞丐，极为不耐烦，要饭也不看看人家，像她家这样家徒四壁穷的不成样子，哪来的剩饭剩菜给他 老人强忍着泪水，几乎用哽咽的声音问道：“我向你打听个人，请问……韩子栋回来了吗？” 妻子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丈夫的名字，自己的丈夫出去参加革命，已经多年没有了音讯，她本能地想到，来人可能别有企图，此时她家里只有她和女儿两个人，因此当时说到：“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子栋早就已经死了，你快出去！” 老人突然泪如雨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把帽子摘了说：“你看看我是谁？” 妻子经过仔细辨认，惊讶地说道：“你……你是……子栋？” 老人一把将妻子紧紧的搂进怀里说道：“我就是韩子栋啊！我回来了！” 夫妻二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两个人已经分开了14年，妻子一直在家里等着他。 直到女儿韩秀融出现后，韩子栋才依依不舍地放开自己的妻子，望着已经是花季少女的女儿说：“你就是秀融？” 韩秀融此前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显得有些局促，场面一度陷入尴尬，韩子栋望着女儿说：“秀融，我是你爹啊！” 在多少个夜晚，韩秀融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自己的父亲，当父亲的出现，直接让韩秀融激动地昏了过去。 这个老人的名叫韩子栋，是颇具传奇的一个人物，著名小说《红岩》中的人物“疯老头”华子良，就是以韩子栋为原型创作的，韩子栋在国民党军统集中营中被关押了整整14年，最终顺利越狱逃了出来。  今天就带着大家回顾一下，从军统集中营中成功越狱的韩子栋的传奇人生。 1909年，韩子栋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石佛镇韩庄村一个破落乡绅家庭，祖上虽然风光，但是到了韩子栋爷爷这一代就已经落魄的不行了，家中虽然还有30亩地，却不会种，都租出去了。 韩子栋的父亲和大伯就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在韩子栋7岁的时候，父亲和大伯分家了。 父亲为了重振家业，一方面自己在外面做生意赚钱，另一方面让家里节俭一点，只有这样开源节流，才能攒下钱来。 只不过这可苦了韩子栋和哥哥两个人了，为了省钱，父亲不让韩子栋去读书，年仅7岁的韩子栋，整天和哥哥一块上山去砍柴，一直干了5年，直到韩子栋12岁的时候，家里才让他去读书，但是放学回家的话，还是要下田干活。 在父亲的经营下，家庭逐渐富裕起来，地也越来越多，到1934年韩子栋被捕入狱的时候，他家已经有60多亩地，还有一头牛，一头骆驼，并且雇佣了1个长工。 本来韩子栋也可以继续跟着父亲过这样的生活，虽然不能大富大贵，起码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但是韩子栋却并不想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他希望做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 父亲原本不想让韩子栋读太多的书，就是想让他一点书，识一点字，就回家继续务农，继承家业，但是韩子栋的哥哥和嫂子却对韩子栋很好，宁可自己勤俭吃苦，也鼓励他去读书。 在兄嫂的支持下，1925年韩子栋考入在聊城的山东省立二中。 在读书之后，韩子栋很快接触了新的思想，入学一年后，正值国共第一期合作期间，国民革命军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击溃北洋军阀。  韩子栋受革命思想影响，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党，从事工人运动工作，又到鲁西南搞农民运动，后赴济宁在教训班任教。 1929年，韩子栋被国民党省党部派往淄博煤矿搞工人运动，在此期间，韩子栋因为表现倾向于共产党，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组织工人公会，得罪了资本家。 国民党党部也认为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反动当局就给他定了一个图谋暴动的罪名，将他开除党籍，准备杀了他，韩子栋闻讯后迅速逃离淄博，回到老家，然而反动政府立刻在全省通缉他。 韩子栋得到通缉消息后，立即逃离山东，到了北平求学，因为跟家里失去联系，韩子栋在北京生活期间十分清苦，为了学习知识，他只好半工半读，一边在春秋书店打工，一边在学校读书，后来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 韩子栋打工的春秋书店，实际上是进步人士创建的，书店里有很多有关革命思想的书籍，韩子栋打工期间，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得到进一步启发，对革命产生了更深厚的兴趣。 有一天，一名叫周怡的顾客来书店看书，对这个半工半读的学生十分有好感，就攀谈了起来，了解了韩子栋的底细后，周怡告诉韩子栋，她是中共北京特科的人，现在特科刚刚组建不久，正在发展成员，周怡问他是否想要加入特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韩子栋当然愿意，并且于1932年1月经过严格的考察后，成为一名地下党。 春秋书店也成为中共北京特科的秘密办公点，当时戴笠也在北平建立了华北区特务机构，也就是“蓝衣社”，是军统正式成立前的特务机构，由郑介民担任华北区长。 为了获取敌人的情报，组织上考虑到韩子栋过去在国民党中工作过，现在有公开的学生身份作掩护，于是决定让他打入“蓝衣社”，截取情报。  “蓝衣社”作为军统的前身，是一个组织十分严密的特务组织，韩子栋打入“蓝衣社”后，无法向横向成员取得联系，因此无法得到重要情报。 但是韩子栋却机智地想到，自己在学校打着“蓝衣社”的旗号发展熟悉的社员，这些人跟他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有联系，于是就能够获取更多的情报了。 在此期间，韩子栋为组织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但是不幸的是被别人告密了，韩子栋担心暴露，1934年秋天，以母亲病重为由，回山东老家。 临行之际，周怡交待给韩子栋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回山东时注意在国民党在山东的军队驻地、番号等情报； 第二个件事是交待接头的事，组织上让他过几个月后，风平浪静后再回北京，如果要找组织，就到北沿沟北口里路西进胡同南第二个门找关系，并把接头暗号告诉了他，如果党组织找他，会把信寄到中国大学，收信人为韩大可。 在回家躲避了三个月后，韩子栋见北平那边没有了动静，认为风波已经过去了，就返回了北平。 在学校的时候，韩子栋收到一封寄给中国大学韩大可的信，他打开信后，发现措辞不对，韩子栋于是到关系地点去接头，结果发现接头暗号不对，然而此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原来在他回老家的那段时间，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4年11月6日，韩子栋不幸被捕入狱。 可以说，韩子栋为了参加革命，抛弃了妻儿，让家庭陷入到巨大的危机当中，在韩子栋被捕后的第二年，父亲就抑郁成疾，因为思念儿子，一病不起，很快与世长辞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子栋的弟弟效仿他，也去参加了游击队伍进行抗战，然而没想到的是，他的弟弟竟然被国民党的县长杀害。  韩子栋的母亲听到小儿子被自己人害死，悲愤交加，在接连遭受打击的情况下，被活活气死。 祸不单行的是，韩子栋的哥哥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也因为接连的变故一病不起，花了不少钱后，总算捡回一条命。 但是却又被汉奸找上门上，家里出了两个有问题的弟弟，哥哥也别想独善其身，又被汉奸勒索去了20多亩地才算拉倒，以前比较富裕的家庭，一下子开始衰败，但是韩子栋从来没有后悔自己参加了革命，革命总是要牺牲，如果谁都不愿意牺牲，哪里还会有未来。 韩子栋的嫂子先是劝三弟的媳妇改嫁，当听说韩子栋被捕要被枪决的时候，也劝韩子栋的妻子王玉玲改嫁。 王玉玲不从，坚持要等韩子栋回来，兄嫂没有办法，只能分家，将20亩地分给了韩子栋的妻子和女儿，当时年景并不好，涝一年旱一年的，庄稼收成很差，韩子栋的妻女一直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相比于他的家人，韩子栋被捕后的遭遇更是艰难，国民党特务机关对这个潜伏进来的红色特工恨之入骨，不仅伤害性极强，侮辱性更是极大，这无疑是对国民党特务的严重挑衅。 为了从韩子栋身上找回面子，经常对其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韩子栋身上打开缺口，得到更多的信息。 但是韩子栋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怎样的酷刑，都坚贞不屈，严守秘密，特务们无计可施，就将他列为政治犯，判处无期徒刑。 韩子栋入狱期间，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剧变，韩子栋先是被关押在北平，后来押送到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子栋又被押送到汉口、益阳的监狱，最后押送到国民党在贵阳息烽监狱和重庆白公馆关押。 前后多年，迁徙数省，韩子栋在被捕的前六年，更是一次风都没有放过风，在幽闭的空间中，韩子栋的深陷都遭受重大的压迫。  为了能够和敌人持续的战斗，首先就要活下去，在牢房里走几步，是韩子栋想到的唯一能够做的健身方法。 但是牢房里人挤人，根本没有走动的空间，韩子栋摸索出沿着“8”行走路线走动，这样在狭窄的牢房中，就能够运动了。 在狱中，韩子栋更是遭遇各种敌人的各种刑罚，什么老虎凳、辣椒水等等刑罚，是能上的都上了，想让韩子栋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是韩子栋却始终不承认。 长时间的监狱生活和残酷的刑罚，让韩子栋变得神情呆滞，蓬头垢面，韩子栋干脆就把己伪装一个疯子，后来每次防风的时候，韩子栋就在那里像傻子一样疯狂的跑，这样还能锻炼身体。 一天两天，特务们都以为韩子栋是装的，但是时间久了，他们也都习惯了，认为韩子栋是关的时间太长，关傻了，在监狱中被逼疯的人不在少数，特务们也认为韩子栋是这样。 由于韩子栋的样子十分苍老，大家便叫他“疯老头”，也就不太管他了，经常把他放在牢房外面。 有一天军统特务头子沈醉到白公馆看守所审问犯人，发现韩子栋在外面，便问看守所的特务：“这人怎么在外面？” 特务告诉他：“这个老头被关疯了，让他在外面活动活动，不会惹事。” 沈醉仔细观摩韩子栋后说道：“我看他是装疯，真疯了的人眼神不会这么机警。” 在沈醉的要求下，看守所的特务又把韩子栋关了几个月，但是看守也嫌麻烦，就又放松了警惕。  1946年7月，贵州息烽集中营撤销，包括韩子栋在内的70多名重要政治犯被转移到重庆白公馆看守所，当时国共和谈还未完全破裂，在狱中新组建了临时党支部，由罗世文担任支部书记。 党支部决定尽可能的集体越狱，如果实行不了，就采取单独越狱，越狱的目的，是将政治犯被秘密囚禁的消息透露出去，争取合法的营救。 当时，白公馆监狱为了防止政治犯越狱，正在四周建立了高耸的围墙，还布置了密密麻麻的电网，周围又布满了特务和宪兵，想要集体越狱十分困难。 1946年7月20日，罗世文、韩子栋等人被关押到重庆渣滓洞，8月18日，监狱的头目对罗世文、车耀先说：“一两天内送你们坐飞机去南京。” 罗世文意识到没好事，因此用铅笔写下字条：“此去凶多吉少，高扬我们的旗子。” 韩子栋将字条交给了许晓轩，许晓轩托人设法夹在皮鞋底，带出了监狱。 罗世文和车耀先被秘密杀害后，韩子栋和许晓轩被押送到白公馆，许晓轩被大家推举为临时党支部支书，韩子栋为支委，经过多次讨论，认为大家不能在监狱中等死，一定要越狱，不能集体越狱就单独越狱，要“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在所有被关押的人员中，韩子栋无疑是最具备越狱条件的，因为长期以来的装疯卖傻，早就让看守们对他放松了警惕，比较自由。 而且韩子栋是山东人，到了重庆后人生地不熟的，特务不怕他跑了，还常常让他随看守去磁器口镇上买东西，每次外出买菜时，他都要把一把利刃和便衣藏在身上，并将买菜的钱全部带着，以便有机会逃走。  组织上决定让韩子栋把握机会，逃出去，终于在1947年8月18日，让韩子栋找到了机会，当时几个特务们要上街买菜，就带着韩子栋，正巧几个特务想去打麻将，就让韩子栋和一个勤务兵在门口等着。 韩子栋就将箩筐扁担放下，然后故作镇静，他摸了摸口袋，里面的钱不少，刀和便衣也还在，现在主要是支开这个勤务兵。 于是韩子栋拿出一些钱来，让勤务兵去买西瓜，大家一起吃，别人都在打麻将，只有他在门口放哨，勤务兵很口渴，就去了。 韩子栋立即向东走去，在走之前，还把手中的扇子卷成一卷放在箩筐上，一看就是没有走多远，可能去上厕所了。 等到特务们发现韩子栋不见了的时候，当即四处去追，早已没了韩子栋的影子，只好回去向上级报告，说“疯老头”走丢了。 此报告立刻引起军统的震荡，有共产党从白公馆里跑了出来？那岂不是要将监狱中的秘密都带了出去，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正在重庆运输军统器材的沈醉，听到报告后，立即调来10辆军车，沿途搜查旅馆和店铺，兵分两路向贵阳和成都方向追去，却没有找到韩子栋。 韩子栋跑到嘉陵江边的时候，已经逃得没有了踪影，在越狱之前，有狱友建议韩子栋如果越狱成功，让他向川北游击区方向逃跑。 逃出来后，韩子栋考虑到自己是山东人，从口音和衣服等方面考虑，向川北游击区逃窜太容易暴露，自己又不熟悉那边的情况，因此他决定沿长江北行，回华北解放区。  而且，在狱中的时候，韩子栋结识了一位叫郑绍发的狱友，两个人关系很好，这个郑绍发称蒋介石是他的三胞弟，千里迢迢到重庆来认亲，结果却被抓进了军统的白公馆。 尽管是在监狱中，但是军统的人也知道这家伙不一般，有可能真的是蒋介石兄弟，因此在白公馆里享受的是VIP级的待遇，不仅衣食无忧，还可以由特务陪伴随时下歌乐山喝茶。 后来郑绍发一家被送到贵州息烽监狱，当时韩子栋还在那里，郑绍发对这些狱友很好，还拿肉包子给小萝卜头吃。 起初韩子栋对郑绍发也很有戒备心，但是在韩子栋挨特务欺负的时候，郑绍发和他的女儿郑喜云都会帮助解围，郑绍发还将自己一套半新的裤子送给了韩子栋，后来才逐渐产生了信任。 郑绍发快被放出去的时候对韩子栋说，假如有一天你出来了，经过许昌时，可以来住几天，并且告诉了他家的具体位置。 韩子栋在越狱时，想到回华北解放区，可以将郑绍发的家作为中间休息的地方。 跑到嘉陵江岸边的时候，为了甩开后面的特务，韩子栋以大价钱雇佣了一艘船，然后睡在船舱内，下船之后，就换了事先准备好的便衣，然后买了一顶大草帽，继续赶路。 当晚，韩子栋就走迷路了，多亏在路上遇到一个卖榨菜的，他就跟着卖榨菜的，沿着长江往下游走，赶到一个叫赵家沱的地方，就在那里住了一宿。 赵家沱附近都是大山，他想要越过山岭，然后从大路奔万县，奈何当时山高路少，他在赶路当中腿又被狗咬了一口，于是决定从赵家沱乘坐而行，跟船家交涉再三，才答应让他上船。 开船后，韩子栋心中窃喜，一路上帮船家洗菜刷碗，划船打杂，一路坐船来到湖北宜昌。 下了船后，由于当地的旅店都不留没有路条和良民证的人，韩子栋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家老板是河南南阳人的老板，韩子栋则自称是河南许昌人，就以老乡的名义让老板帮忙。 老板是个热心肠的人，就把他介绍到一个小旅店住宿，并且给他一封信，叫他带着信到老河口，找某人办个路条。  于是第二天韩子栋走了90多里路，才在镇上找一个旅店，结果恰巧碰到警察来查店，说他的信不管用，要把他带到警察局。 韩子栋是好说歹说，说要拿这封信到宜昌去换路条，警察中有一位是河南人，告诉他拿这封信走路是不行的，越往前走，离“共区”越近，搞不好会被人当成奸细枪毙。 韩子栋听了这个警察的话，不敢再向北走大路，决定走小路，当时天下大雨，道路特别泥泞，走起路来十分困难，然而韩子栋还是凭借惊人的毅力，走了很久的山路。 到汉口的时候，跟一个船老大那里搞来一张路条，韩子栋才搭火车到河南许昌，通过郑绍发留下的地址，来到了郑绍发家，敲开门后，郑绍发十分高兴，热情招待了韩子栋，并邀请韩子栋留在他那里，等到战争结束了，再让他走。 但是韩子栋想到还要把集中营中的事情汇报给组织，于是就跟郑绍发说：“我是回山东阳谷家里看望老母去的，但手头一时没钱，要不然借府上宝地赚点钱再走，麻烦大哥了。” 郑绍发当即让老婆去卖肉，杀鸡，款待韩子栋，两个人彻夜长谈，郑绍发又留了韩子栋两天，然后又把韩子栋带到许昌找了一份账房兼跑堂的活，干了一个月后，以交通旅馆菜役的身份开了一份新路条，韩子栋就乘火车到了郑州，再由郑州到了新乡。 本想在滑县进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路上听说路口、滑县国民党盘查严密，于是改变方向，在小路中穿行的过程中，来到一个村口，看到解放军的标语，韩子栋断定到了解放区，决意进村，进村后，满墙都是革命标语，他直奔民兵处，韩子栋经过长时间的跋涉，终于找到了组织，那一天，韩子栋整整睡了一天一夜。  经过中央组织部的审查，决定恢复韩子栋的党籍，并将其派往山东参加工作，当时中组部负责的同志对他的评价是：“你能经受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党员中也是罕见的，堪称难能可贵。” 当这位同志询问韩子栋有什么要求时，韩子栋说:“只希望再活几十年，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回到老家后，他的妻子王玉玲一直带着女儿等他回来，一家人团聚后，其乐融融。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人不相信韩子栋能够从重庆集中营越狱成功，怀疑他是敌人故意放出来而潜伏下来的特务。 后来还是沈醉坚持事实，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并且将自己亲自安排布置追捕韩子栋的情况出具了证明，这样才洗脱了韩子栋的嫌疑。 韩子栋在1958年被调入贵州担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每次回忆起自己曾经的14年牢狱生活都十分触动，每当听到炒菜时的尖锐声音时，就会想起监狱中的生活，然后头发和汗毛都会竖起来，心中烦躁，连饭也吃不下去。 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这段历史，需要经常去回忆，帮助那些难友恢复名誉，评定烈士，将狱中的事迹讲给大家听。 调入贵州工作时，韩子栋首先来到张露萍等人的坟头，张露萍受中共南方局委派打入军统电讯处，是一把插在国民党心脏上的尖刀，被捕到息烽监狱时，成为韩子栋的狱友。 张露萍 然而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具体的事迹，历史信息也不全面，因此迟迟没能评定烈士。 韩子栋下定决心，一定要搞清楚张露萍等人的历史问题，符合条件的话，要为他们争取烈士身份。 在韩子栋等人的坚持下，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一直到1983年张露萍等人的历史才被搞清楚，张露萍也被追授为国家级烈士。 对于曾经的狱友，在他越狱过程中帮助过他的郑绍发父女，韩子栋也很关心，郑绍发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因为跟蒋介石的关系，被抓进去一段时间，当时河南闹饥荒，郑绍发家的生活条件很困难，韩子栋让秘书路过许昌时，送去200元，郑绍发没有要，还说：“我早就看出他是好人，讲义气的朋友。” 知道郑绍发在家乡的日子不好过，还特意写信给当地政府，告诉他们郑绍发曾冒着危险，掩护共产党人。 郑绍发去世后，韩子栋还经常关心郑绍发的女儿，也是韩子栋的狱友郑喜云，在写信的落款，通常写道“老战友韩子栋”，读来让人心暖。 原来关押过韩子栋等人的“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建成红岩魂陈列馆，韩子栋在1985年将越狱时，“小萝卜头”母亲徐林侠亲手缝制的枕套捐献给了博物馆。 当时徐林侠的双手遭受特务的残酷对待，为了缝制韩子栋越狱用的枕套，给他路上装吃的东西，徐林侠熬夜缝制，手指都被针扎的都是针眼，当“小萝卜头”把枕套送给韩子栋的时候，上面沾满了血迹。 这件枕套已经成为见证那段传奇历史的一级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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