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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红色长篇小说，《红岩》绝对榜上有名。《红岩》一经面世，就立刻在中国大地引起巨大轰动，被人们争相传诵。小说中，江姐、许云峰、刘思扬等个性鲜明，坚贞不屈的英雄人物，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对于革命的忠贞，及大公无私的品格，无一例外都让人很是钦佩。 而在这些英雄人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形象，无疑是最富传奇色彩，也是最让读者津津乐道的人物之一。华子良这一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除了有罗广斌、杨益言两位作者的呕心沥血，更有来自于人物原型—韩子栋的传奇经历。 1909年，韩子栋出生在山东阳谷县一户普通家庭，父母都以务农为生，靠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好在他们都很是勤劳，每天都辛勤地在田间劳作，早出晚归。 刚开始，韩子栋一家的生活在他父母的辛勤劳作下，还是比较过的去的，因此韩子栋得以在村里的私塾读了几年书。但是，随着时局越来越混乱，韩家每况愈下，已经无法再支撑起韩子栋的读书费用，所以他的父母就希望他能弃学务农，继而补贴家庭支出。 但是，天生就有远大抱负的韩子栋并不愿意就这样屈服于命运，退学回家，去重复着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务农生活。 韩子栋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跳出父辈只能困在农村从事底层工作的结局，走向更为辽阔的康庄大道。于是，韩子栋拒绝了父亲让他弃学务农，以求安稳地安排。  对于韩子栋的远大理想，他的哥哥很是支持，也希望自己的弟弟不要跟自己一样，一辈子都被困在这穷乡僻壤之地，干着最底层的事情。他告诉韩子栋放心去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家里的一切有他撑着，无需担心。在哥哥的支持下，韩子栋得以能继续在学校学习。 韩子栋也的确不负哥哥的期望。1925年，韩子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聊城山东省立二中，迈出了人生理想的第一步。 进入省城读书后，韩子栋的眼界日渐开阔，并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1926年，由国共两党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开赴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此时，国内革命如火如荼，很多有志青年都选择加入革命，为国家和民族谋得一个繁荣昌盛。 血气方刚、思想活跃的韩子栋在此时也毅然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于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与其他有志青年一样，韩子栋加入国民党的原因，就是觉得国民党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强盛，让国家和百姓摆脱列强的欺辱，旧军阀的剥削。 然而，事实上，韩子栋看错了。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的革命志士死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国民党反动派这等残忍无道之举，让胸怀济世救民理想的韩子栋失望透顶。 不过，此时韩子栋仍然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他不相信曾经那么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国民党会变成旧军阀那样的货色，因此他一直在等，等待着国民党能重新走向正路的一天。 然而，韩子栋的终究是等不到这一天，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韩子栋彻底对国民党反动派失望，并就此分道扬镳。  韩子栋 1929年，韩子栋受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指派，赴淄川鲁大煤矿组织工会，并同时监视一个在鲁大煤矿工作，名叫周月波的人。 起初，韩子栋以为组织让自己监视的这个周月波，是一个有背景，在矿场作威作福，让工人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的恶人，组织让自己监视他，是想收集证据抓他。 可是，当韩子栋来到鲁大煤矿后，在与周月波相处几日后，他发现周月波并不是恶人，相反他是一个真正在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并深受工人尊敬和爱戴的人。 随着韩子栋与周月波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对周月波也是越来越钦佩。随后，两人精诚合作，团结工人，一起为维护工人的利益而奋斗，阻止矿场老板对工人的剥削，强烈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并按时发放工资，不得随意克扣工人的工资。 在韩子栋与周月波的紧密配合下，矿场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工人屈服，工人是一次又一次为自己从老板手中争得合法权益。 期间，矿场老板为分化两人，曾找到韩子栋，表示只要他愿意站在他这边，就愿意出资送他到日本留学。面对诱惑，韩子栋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道：“工会委员不为工人利益工作，还有什么存在价值？”严辞拒绝了矿场老板无耻的要求。 然而，韩子栋终究只是一个人，抵不过金钱的力量。见韩子栋不愿与他同流合污，矿场老板直接花钱收买了他的上级。于是，正当韩子栋准备与周月波组织工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进行罢工时，他收到了一封上级发给他的“速离淄博”的电报。  看到这封电报，韩子栋就知道，自己的上级被收买了，自己很有可能会有危险。得知变故后，他将此消息告知周月波后，就急忙离开矿区回到老家。 事实证明，韩子栋做得没错，他离开矿区没多久，上级不但开除他党籍，还给他定了一个“图谋暴动”的罪名，派人到矿区去抓捕他。见韩子栋离开矿区，他的上级还不死心，在他的操作下，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山东全省发出通缉令，誓要将他“抓捕归案”。 见自己被全省通缉，韩子栋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山东待下去，不得已只能是离开山东，前往北平求学，这时韩子栋21岁。 来到北平后，机缘巧合下，他得以拜访“私立山东中学”董事长李澄之、校长郝任夫，希望能入校学习。李、郝二人都是爱国进步人士，在与韩子栋的交谈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个年轻人朝气蓬勃，很有理想，胸怀济世救民之心，于是就爽快地答应韩子栋在校读书的请求。 见韩子栋家境贫寒，在北平又举目无亲，郝任夫又热情地介绍他去春秋书店当店员，就这样，韩子栋开始了在北平边工作边读书的生活。 不久，因韩子栋工作勤奋努力，很快他就升任书店营业部经理。与此同时，升任经理后，他又考入了中国大学经济系，可谓是事业学业双丰收。 也就是在春秋书店打工期间，韩子栋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周怡。当时，春秋书店除了销售一般书籍外，暗地里还在销售革命书籍，因此周怡就常去那里光顾。光顾之余，周怡就常与韩子栋闲聊，志趣相投下，久而久之两人就成了知心朋友。  此时，周怡正在筹建地下党联络点，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了解和深入谈心，他觉得韩子栋是个意志坚定，胸怀大志的有志青年，很适合担任我党地下联络员。 一天，周怡跟往常一样来到春秋书店，与韩子栋闲聊。在聊到当今革命形势和对我党看法等话题时，在得到韩子栋十分钦佩我党，并想加入我党的答案后，周怡就趁机问韩子栋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听到自己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韩子栋十分兴奋。加入我党，这可是韩子栋梦寐以求的愿望。此前，他加入国民党目的是想济世救民，可在之后，他发现国民党早已变得腐败不堪。 与此同时，国共合作时期，韩子栋在与共产党员共事期间，他也渐渐发现，与走向腐败的国民党反动派相比，共产党却是大公无私，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由此，在很早以前，韩子栋就对我党心所向往，一直想加入我党，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现在周怡主动问他想不想加入共产党，韩子栋又怎会拒绝，他握住周怡的手，就兴奋地说道：“这正是我多年的愿望，也是我来北平的目的。”。 1932年1月，经周怡介绍，韩子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忆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晚年的韩子栋依旧是历历在目，是眼含热泪地说道：“从这天起，我觉得我靠近了太阳，找到了光明，成了最幸福的人！”。 自此，韩子栋成了我党在北平的地下联络员，其所在的春秋书店也就成为了中共中央保卫局北方分局在北平的联络点。  韩子栋一家 1932年春，为了对付我党在华北的地下组织，蒋介石命戴笠派遣得力干将前往华北成立一个专门针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机构。 戴笠接到命令后，遂派心腹爱将郑介民前往北平，建立了军统的前身“蓝衣社”。 在获悉国民党反动派将在北平建立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后，为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也为知己知彼，实时了解到敌特的行动，党组织经慎重商议，遂决定派遣一位同志打入到敌特的内部，从而能实时获取敌特情报。 就这样，做事谨慎，对我党高度忠诚的韩子栋被选中。接到卧底任务后，韩子栋明白此行异常凶险，但他也知道这是组织信任他，才会把这事关重大的任务交给他，所以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而后，在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韩子栋成功打入“蓝衣社”内部。 在“蓝衣社”卧底期间，韩子栋虽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都被他一一化解。 比如，当时“蓝衣社”是以组为单位，严禁组员与非组员发生联系，这就为韩子栋开展情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他只能知道自己所在这组的情报，一旦针对我党的行动是在其他组，他就无法获知，这样就极不利于我党。 不过，很快韩子栋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就是趁着“蓝衣社”正在扩大的机会，积极将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国民党党员拉入到“蓝衣社”中，这样他就可以借着朋友的关系，在私底下探听到其他组的有关情报。 当然，这种私底下的探听很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一不小心就会暴露身份。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难住韩子栋，机智的他，巧妙地借助了“蓝衣社”内部存在的黄埔与非黄埔、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派系矛盾，暗地促成了一个以孔福民为首的小团体的建立。 借助这个小团体，韩子栋名正言顺地探听到“蓝衣社”各组间的情报，且也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怀疑，就算引起怀疑，最先被查的只会是孔福民，自己也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 在这样极其复杂和艰难的环境里，韩子栋凭借着机智和强大的内心，是数次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待的任务，截取了不少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情报，为我党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特务机构推行“人后有人，互相监视”的制度，所以纵使韩子栋在卧底期间，是谨言慎行，慎之又慎，可还是在半年后，被反动派察觉，继而不幸被捕。从此，韩子栋便开始了长达14年的漫长铁窗生活。 被捕后，韩子栋先被关押在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随即又转至有“阎王殿”之称的宪兵三团接受审问。国民党反动派对韩子栋这个“叛徒”是恨之入骨，为解心头之恨，对他是施以严刑拷打，继而希望从他的口中撬出我党在北平的情报。可是，任凭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韩子栋始终是坚贞不屈，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而由于，在韩子栋被捕后，敌特内部各个派系都想将他当作搞垮对方的棋子，所以特务虽然对他是施以各种酷刑，却都不想让他死，都想让他主动开口指证对方，继而搞垮对方。 此后，见韩子栋任凭怎样拷打，始终都不开口，特务只能是停止对他的审讯，将他列为“政治犯”，判处无期徒刑，并转入南京军统秘密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由于长年不见阳光，加之牢房内空气又污浊，伙食又差，韩子栋很快就病倒了，患上了多种疾病。因为身体原因，韩子栋经常做噩梦，梦到自己的女儿也被抓了进来，还被特务呵斥，每每梦到此，韩子栋都会从梦中惊醒。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子栋和其他被关押在秘密监狱的革命志士先后辗转湖北武汉、湖南益阳等监狱关押。1939年，韩子栋被转至贵州息烽监狱关押。 当时，反动派内部有这么一个说法，望龙门看守所是“小学”，白公馆监狱是“中学”，息烽监狱则是“大学”，当时息烽监狱关押的都是国民党反动派认为是“罪大恶极”的“要犯”。 贵州息烽监狱先后关押了1200多人，人们熟知的罗世文、杨虎城、杨拯贵、宋绮云、小萝卜头、黄显声、马寅初等革命志士都曾先后被囚禁于此。 因为贵州息烽监狱的警戒级别特别高，特务对于被关押在这里的“政治犯”的监视也特别严，所以为了避免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暴露，狱中韩子栋一直是谨言慎行，平时不多言语，也从不参与各派的争论。  贵州息烽监狱 韩子栋的谨言慎行，最终成功迷惑了国民党反动派。 此时，特务见韩子栋如此“听话”，没见过他参与讨论什么革命言论，也未见他参加过狱中党组织组织的活动，就误以为他“改邪归正”，所以对他的看管也就越来越松，不但允许他在院子里自由活动，还让他负责狱中小卖部和伙食。 对于特务交代的差事，韩子栋都认真完成，并且搞得还很不错。如此，监狱的特务对韩子栋不但是宽松对待，而且是信任有加。 韩子栋就利用自己这相对自由的身份，秘密担负起了与狱外党组织联系的任务。 1946年7月，贵州息烽监狱撤销，韩子栋被转至重庆白公馆关押。 因韩子栋在息烽监狱的“表现”一直都很好，且将小卖部和伙食搞得也很好，狱中的“犯人”很是满意，所以白公馆特务头目也将伙食和小卖部交由他打理，而韩子栋也将白公馆小卖部搞得很红火，故特务对他是更加放心。 敌人的放心，让韩子栋得以有机会去摸清监狱四周的环境情况，从而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越狱。因为当时白公馆监狱内四面高墙，布满电网，周围又有许多特务和宪兵，要想暴动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行方法就是想办法让狱中同志逃出去，能逃几个就逃几个，然后由逃出去的同志将狱中的情况告知党组织，让党组织可以根据情报，合理安排营救。  而最有机会逃出去的我党同志，就是让敌人比较放心的韩子栋。当时，狱中党组织就告诉韩子栋要“抓住一切机会跑出去！”为了完成党组织交代的任务，能够成功越狱，继而救出在狱中的同志，韩子栋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越狱计划。 为能有足够的体力，逃出特务的追捕，韩子栋就想尽办法锻炼自己，加大自己每天的运动量，待在牢房时，他就沿着“8”行走路线走动，让狭窄的牢房成了走不完的道路，从而锻炼自己的脚力；待在院中，他就反复跑反复跳，从而锻炼自己的耐力。 为让敌人对自己更加放心，韩子栋是整日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只要有外出的机会，就会在院中四处乱跑，并大声喊叫，变的是“疯疯癫癫”的。当特务看到他这般模样时，都认为他是疯了，为此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疯老头”。 最终，韩子栋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白费，他等来了一次机会，并成功越狱。 因为特务都认为韩子栋疯了，所以就常常让他跟着看守去磁器口买东西，帮忙拿东西。1947年8月18日，看守卢兆春就像往常一样带着韩子栋到磁器口买菜，韩子栋也照常挑着担子走出了白公馆大门。 因卢兆春经常去磁器口采购，当地很多人都认识他，在卢兆春完成采购后就会经常邀他去喝茶打牌，卢兆春也多会去玩几把。这一天，跟往常一样卢兆春完成采购后，就到好友家去打牌，而韩子栋则照常坐在门口的石坎边上等候着。  因为特务都认为韩子栋傻了，加上此前卢兆春去打牌，韩子栋也没有什么举动，所以卢兆春也就没有多在意，专注着跟好友打牌。但是，这次注定跟以往不一样。 这一天出来前，韩子栋就已经在心里演示了数遍逃跑的路线，就打算在卢兆春专注打牌时，就实施越狱计划。当看到卢兆春玩得兴高采烈时，韩子栋就走到他的跟前，说想要去方便一下，兴致之中的卢兆春想都没想，就挥手让他赶紧去。 就这样，韩子栋不慌不忙地就走出来了。 一到特务视线之外，韩子栋就迅速加快脚步，一路飞奔到磁器口的河边，跳上河边的小船后，就急忙跟船主说，让他赶紧开船，载他到对岸去。还没等船靠岸，韩子栋就急忙跳下船，朝着大山疾速而去，很快他的身影就淹没在了崇山峻岭之中。 为了逃脱特务的追捕，韩子栋凭着顽强的毅力，马不停蹄地一口气跑了6个多小时，期间从不往有人的地方跑，专挑没有路的地方跑，且就算再累也坚持不休息，为了有足够的体力，是边跑边吃着事前藏起来的锅巴。最终，韩子栋凭借顽强的毅力，顺利逃出了特务的追捕。 之后，他便一路跑，一路跑，途中渴了就喝露水，饿了就吃野果，虽受尽磨难，可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坚定的革命信念，韩子栋硬是挺了过来，最终跑到了河南。  为什么韩子栋要跑到河南呢？因为在河南有个人可以帮韩子栋回到解放区，他就是自称是蒋介石胞兄的郑发。在贵州息烽监狱时，韩子栋与郑发关在一个牢房，对郑发多有关照，郑发出狱时，就告诉韩子栋，日后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去河南找他帮忙。 来到河南后，韩子栋根据郑发提供的家庭地址找到了他，通过他的关系，韩子栋弄到了一张国统区的通行证。借着这通行证，韩子栋最终成功到达解放区，并找到了党组织。这时，从白公馆脱险到解放区找到党组织，已过去了整整45天的时间。 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脱险后，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报告，党组织当即恢复了他的党籍。中组部一位领导得知他的遭遇后，不禁感概对他说道：“你能经受长达14年的秘密监狱生活的考验，即使在全党的党员中亦属罕见，堪称难能可贵。”并问他有什么要求，韩子栋什么要求也没提，只说：“只希望能亲眼看到蒋家王朝覆灭，看到建成社会主义。”。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时，韩子栋也终于看到了腐败无能的“蒋家王朝”覆灭的一天。  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 期间，因那场动荡，韩子栋遭到迫害，被冤枉他是内奸，是由原军统少将，后起义的沈醉安排假脱逃而潜伏下来的特务。好在沈醉坚持事实，坚决否认这一说法，并将他亲自安排布置追捕韩子栋的情况出具了证明，韩子栋这才洗脱冤屈。 1992年5月19日，韩子栋在贵州贵阳因病去世，享年84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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