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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父亲已别离这人世三十六周年了。三十六年以来，我常想起人生苦难的父亲，早就想为父亲写点什么，记叙一些父亲的人生，哪怕是一些回忆的片断，但每每此刻，痛苦都会如潮涌至，不想也不愿触及这些尘封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想起父亲时总会有些淡淡的不安，有时觉得很有可能我把父亲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去了许多，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了，这又使我深感内疚。我萦萦思索，日想夜问，开始去追究父亲的人生和命运，去追寻我那体弱的童年和苦涩的少年，去查找那一段岁月的痕迹和落尘。三十六个春秋，是那么漫长的岁月，在这岁月的漂流中，过去的许多人和事，无论如何，却总是不能让我忘却，而最使我记忆犹新的，不能忘却的是父亲宽阔的脊背。父亲一米七多的个头在他那个年代算是高大的，相比之下，我瘦小的身材却显得格外的单薄。记得当时刚读小学不久，体质特别弱的我三天两头被父亲背着去离家不远的区卫生院看病，年龄虽小我却已是那里的常客了，而去得最多的自然是老中医王医师处，王医师是当地的名中医，凭借着精湛的医术和温和的待人态度，几乎家喻户晓。不仅如此，王医师的一手颜筋柳骨的好书法也为人称道。王医师曾是我曾祖的学生，曾祖是晚清的秀才。基于此，父亲平日里与王医师也有多些交往，多份信任。在洗手池边，王医师边用肥皂擦手边回过头来安慰说：“没事，开贴中药吃吃就好的”。果真如此，药到病除。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 了。末了，父亲把我从医院背回家时常会加上一句“烧滚烫（开水）都粘锅的”半是埋怨半是打趣，我似懂非懂地理解，大约我是个很会惹麻烦的人，像烫手的山芋。果真不出所料，在大约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肚疼难熬，拉出的尿也像浓茶一样的颜色，父亲即刻又把我背到王医师那，还好医院离我家不远，仅隔了二个弄堂。王医师用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将我的上眼皮翻看了后说，估计是患了急性肝炎，必须尽快化验肝功能，但这在当时的区卫生院还不具备这样的技术，只能到 县城里的人民医院才能做得了这样的化验，而当时从我们村到县城的客运班车一天仅二趟，早、晚各一班。“等 不及了”父亲急切地说。从村里到城里有三十里路左右，如果等晚班车，医生早已下班，于是父亲焦急地决定将我背着走小路，背着我走路到女埠渡口，再由渡口坐渡船过兰江到城里。女埠与城里仅一江之隔，但从我村走到女埠也有二十来里路光景，父亲二话不说，一弯腰又把我驮在了背上，在窄窄的田间小路上走走停停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汗滴不时地从父亲的头上冒出，在背上能明显地感到父亲的气喘，“我的脚都麻木了，到那边的树下歇会吧！”我忍不住说，“稍微歇会吧，赶时间哩！”看着旁边的父亲，脸上渗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衣服都被汗水粘在了背脊上。“烧开水都会粘锅”父亲嘴里虽在数落，但心里却不然。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到 了女埠轮船码头，“突突突”的绿色小火轮终于把我们渡到了城里，船票很便宜，大人也仅须八分钱，记忆犹新的是到了城里的码头，父亲买了个外面粘着白芝麻的麻饼，许是饿的缘故，许是第一次吃到麻饼，这是我这辈子以来吃过最好吃的麻饼。等赶到人民医院后，已是傍晚时分，医生说要等第二天早上空腹验血才有效。无奈，必须在城里过夜，但由于出门太匆忙，忘了去大队开介绍信，旅馆是无法住了，自然想到 了住在城里桃花坞的大舅妈家，当时大舅舅还在东北航空部队当兵，舅妈一家人住桃花坞，那离人民医院不远。高高低低布满着青苔的台阶，弯弯曲曲的斑驳窄弄堂，这就是我对桃花坞，对古城的最初的印象。由于化验的结果不能当天出来，父亲等我验完血先匆匆赶回生产队去挣工分，暂留我在那等出化验单，过后再来接我回去。我家吃口重，我和二个妹妹加上父母、爷爷、奶奶有七口人之多，父母的辛劳劳作却常换来生产队里的“超支”（挣的工分不够分口粮）。后来服了王医师开的五帖中药后，病情明显好转，真是“药到病除”。再往后的几次去城里的人民医院化验肝功能，由于父亲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脱不开身，二姨提出陪我去化验，没想到二姨却被我传染上了肝炎，父亲说他常背我倒没事，二姨乘车陪我去城里反倒将她传染了，真是愧疚。年代的存在，是因着记忆。有的年代过去了，有刀凿之痕；有的年代，平淡无奇，如浮云飘过了无痕迹，只留些味道在其中，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为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特别酷热的暑假就成了我永久记忆的标记―――父亲突然没了，永远没了。那一年我还没过十五岁的生日，而父亲的生命却永远定格于四十二岁了。那个燥热的夏日的清早，还在睡梦里的我被急促的声音叫醒，我睁开迷糊的眼赶到 区卫生院时，在抢救中的父亲已不能说话了，只是挣扎着看了我一眼，喉咙里传来了咕噜声就永远地闭上了眼，不知道他想对我说些什么．随后是一家人撕心裂肺的哭喊，那是有记忆以来最忘情的哭喊。后来，据当时早一步赶到医院的大妹妹说，当时父亲交待她把他的手表和一套《红楼梦》的书保管好。手表在那年代实属稀罕贵重物，是父亲托一个严州（建德）的朋友从上海购得，是钻石牌的，不仅花一百多元钱而且须凭票和凭关系才能购到，所以，这只手表大部分时间是被父亲小心翼翼地用手帕包裹着躺在楼上的抽屉的纸盒子里，很少见着他戴。至于《红楼梦》的书，那是一套褐色封面的人民文字出版社的再版书，好像是刚买不久的，于是每逢雨天生产队里不干农活时常见父亲侧卧在床上看书，看的最多的自然就是这套《红楼梦》，他把一片伤湿膏当作书签夹在书中，当我远远地闻着伤湿膏的味道时就知道父亲在看《红楼梦》的书了。其实，父亲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小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干活了，那时爷爷远在衢州开小店，爷爷为人糊涂，挣的钱基本上自己开销也不够，又加上爱喝酒和赌钱，家里仅靠裹着小脚 的奶奶支撑着三斗溪滩田糊口，维持生计，读书自然是不可能的，能填饱肚子已实属不易了。好在父亲好学，自学能力强又是悟性高以加上对知识的渴求，后来居然可以阅读四大名著，并且他能将这些书中的情节娴熟地给大家讲述，那时最悠闲的日子要数冬日农闲的晚上或逢年过节父亲给家人说书的时候，最爱听的人自然是奶奶和我了，而父亲讲述的最多的是《封神榜》和《白蛇传》了。对戏文的爱好也促成了父亲开朗善谈的性格。记得我小时候，老戏刚解禁，看厌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文革样板戏的社员们对老戏有着如饥似渴的热情。当时父亲还在农科队，分到两张电影票，是在城里的剧院放映的越剧《红楼梦》，那天晚上，父亲和农科队的另一个队友还有我三人连夜从村里借着月光走路到 城里去看这场电影，等 走到电影院之时，太阳已照得很刺眼，明晃晃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剧院的屋顶上的瓦片上流着自来水用来降温，倒是对于越剧《红楼梦》的电影我似懂非懂地看着，印象逐渐模糊，只记得电影里一个穿长袍的年轻人（后来知道是贾宝玉）被一群人按在板凳上被一个长胡须的中年人（贾父）举着木棍打屁股，就此而已。看完电影后再到对面的公园走走，最吸引人的是一棵硕大的铁树，当时我就一直误以为铁树要靠吃铁才能成长的，担心有一天没了铁它怎么活下去，于是越来越好奇。农村里最热闹的要数正月头了，因为那时村里的大会堂里常常上演着大戏，有上唐越剧班、有樟坞的婺剧团等等，父亲常背着我挤在戏场里，应该真切体会到“背着石头看大戏”，戏台上上演最多的是白鼻子黑衣人的《十五贯》长袖当空的婺剧《断桥相会》还有樟坞班的热闹的《踏八仙》。后来妹妹吵着也要去看时，父亲想了个办法——－就是去大会堂看戏时带上一根绳子和一截木棍，他将木棍绑在了粗粗的的大会堂的柱子上固定好后，木棍的两端分别坐着妹妹和我，远远看过去像两只躲在树上的鸟，父亲则在边上边看戏边保护着我们，这样自然是轻松多了。我坐在木棍上往下看全是一片黑压压的攒动的人头，惊恐油然而生．这时候有大妈挎着篮子，上面盖条白毛巾，穿梭在人群中低声吆喝“鸡子馃---要否？”，往往此时，父亲会买一个给我们兄妹俩分，自己不吃。记忆中，我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场雪下得特别猛也特别的久，那一夜，我们大队里放映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地点就放在中学的操场上，操场边上有一口水井，水井边上则是教师的宿舍，是一排低矮的一层楼瓦房，窗户有一人多高，父亲就将我安放在宿舍的窗口，他则在一旁为外婆撑着油纸伞，外婆也是个戏迷，站在长凳上仰着脖子，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银幕，鹅毛般的大雪纷纷而下，一刻不停歇，等 电影快结束时，那柄撑着的油纸伞也被雪压断了，而我盘坐于窗口的脚也冻得快失去了知觉。电影结束后，外婆要回家，说是家里有生份的亲戚在（那是二舅舅的丈母娘一家人，二舅舅新婚不久）于是，父亲连夜穿着蓑衣，打着昏暗的手电筒，在雪地里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扶着外婆回家，还好外婆家离我家不远，三里路就到，这段路父亲常走，而且走的基本是摸黑夜路。于由外公过世的早，母亲的姐妹又多，大舅舅远在东北当兵，二舅舅新婚后又另立门户了，其余的弟妹都还小，当时小舅舅才七岁，照顾外婆家的担子自然就落到 父亲的肩上，于是父亲常趁生产队里收工后的傍晚赶着去外婆家帮忙干些农活，完后又连夜赶回来。 
整日里忙于劳作的模样是父亲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而父母的日夜劳作和辛苦就是挣扎在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父母一年在田地里的辛劳所得的工分还不够分够口粮。印象中的父亲整日里忙得像个陀螺，白天生产队里忙，尔后又要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忙，“忙”几乎填满了父亲的生活的空隙。父亲打得一手好算盘，帐又记得清爽，是生产队里的会计兼记工员，耕田犁地等农活样样在行，秋收后又要负责分谷物，他们都说父亲待人热情处事公正，又肯帮忙，遇上家里分谷物时没劳力的家庭，父亲还会毫不犹豫地替他们担谷到家，印象中，父亲总是起早摸黑有忙不完的事做。一天中最休闲的时光就是午饭后到傍晚收工之间的“吃点心”（生产队里干农活稍作短暂休息时间）这点时间父亲也没闲着，父亲匆匆地去弄堂口尽头的老井担水（当时还没有自来水），担了满满一水缸后就赶着去街上的狮子厅的茶馆里听说书，什么《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个戏文迷。尽管忙，但父亲的会计工作从不出错，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地认真负责。后来，父亲的突然离世，生产队长和其他的社员打开父亲的抽屉，核对账目，分文不差，清清爽爽，一目了然。基于此，由于父亲的出色的会计工作能力，他曾被公社抽调去参加工作组派驻其它的大队去查帐等，先是殿下后几年去了三泉大队，由于细致认真的工作，纠正了当地的一些陈年旧帐和错帐，父亲也由此结交结了殿下三泉的很多朋友。记得父亲下葬那天，他的很多朋友赶过来送行，吃饭时，大颗的泪珠滚下……从父亲发回来的奖状上见到有“一批双打”工作组的印象，不过也有些模糊了。在六十年代那个饥荒时期，在严州（建德）山区倒是户有余粮。由于爷爷有一手做糕点的手艺，为生计，父亲也跟着爷爷一起去那里学做糕点糊口，父亲一辈子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拍摄于那个时期，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照片是华美照相馆拍的，照片上的父亲年轻英俊。父亲会制做糕点的手艺使他更忙了，一到农历年底，有些人家做冬米糖时常叫父亲帮忙，父亲也很乐意，但从不收分文。以前过年时，走亲访友，家家户户都送糕点当伴手礼，这已成的风俗久了，糕点外面包以纸篷，包成长方体，然后再放一张条形的红纸于包的上面，这便成了逢年过节送亲友的礼包了。可能出于食材匮乏之故，父亲只善做连环糕和红双喜糕，其它的鸡仔糕和芙蓉糕则只能去供销社里买了。送亲友，父亲一般不送连环糕和红双喜当年礼，怕别人认为是自己做的糕点，不够贵重，于是父亲基本上是送鸡仔糕等当礼品的。腊月时节，父亲则会把这些买到的糕点放在盛谷子的柜子里，谷柜子干燥，糕点存放其中可保存得久一些，等 过了腊八节后再去送亲友家。记得有一年寒冬，父亲突然变了脸色，吆喝着我在堂前跪下问“你是否偷吃了放在谷柜里的鸡仔糕？什么时候从小就学了偷偷摸摸！”“没有啊！”我一脸茫然，从未见父亲这么凶“还不承认！”说着扫把柄噼哩巴啦地打在了屁股上火辣辣的疼“从小不学好，长大了就改不回了！”边打边呵斥，好在此时听到声响的爷爷出现，爷爷急忙护住我，父亲即刻住手，父亲怕爷爷。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糕点是否被妹妹偷吃了还是被老鼠偷吃了，反正我什么都没动过，这次代人受过的挨打的委屈使我一直难忘，不知道是父亲的所谓的“防微杜渐”还是对“偷盗行为”的憎恨？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父亲把声誉看得重于泰山，甚至重过生命。
父亲虽严厉，但有时也很温和，有一次我从邻居那里得来消息说是城里在展览老虎、豹、狼等动物，听他们绘声绘色的描述，我抑制不住的好奇，只想去看，我缠着父亲，没想到他立马答应了我的要求。一个远房亲戚开的拖拉机刚好还停在公社的院子里，我们是搭乘他的拖拉机进城的，这使我兴奋了很久。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不是图纸上的老虎、豹，印象最深的是那只狼和我们村的屠户家的狼狗长得一模一样。说起公社里的院子，与我家仅一墙之隔，在公社初建时院子还是属于我们家的，父亲当年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柏树，已长成碗口那样粗了，后来这棵柏树就被公社筑院子的时候围了进去，几年后父亲再去公社交涉此事时很多的公社干部认为父亲无中生有，甚至认为父亲想占点公社的便宜。父亲一气之下，一路辗转去找找当年的公社的第一任书记方永乔，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当时在城里某部门任职的方书记。后来方书记特地写了证明，澄清事实，说这树当初的确是属于我家的，同时又打电话给了当时的公社负责人。最后公社赔予五元钱并向父亲致歉作为补偿。每每谈起这事的时候父亲常会叹了口气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种尊严——人活一口气”。后来，公社改为乡政府，多年以后乡政府又搬走了，于是院子又荒废了，边上的有一家住户以柏树遮光为借口，不知什么时候将其砍得光秃秃的仅剩一根木桩一样屹立在空地上，让他看了特别的难受。父亲亲手种的柏树就这样孤零零地站在那片空旷的荒地上，虽已枯死多年却没有倒下。岁月如同一本书，日子如同一些文字就这么一页页地掀着，父亲离去后的那一年正是我人生中最为苦涩的岁月，每每提起都会唏歔掉泪。在安葬好父亲不久，我发现全身乏力，去医院一查竟然是得了“腰子病”（急性肾炎）此病最重要的是休息，有一点累都不行，否则的话很难治愈且容易复发，更要命的是要忌口，四个月不能吃含盐份的东西，哪怕一点都不可。但接下来却是初三毕业班了，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后，一边吃药一边断断续续地去学校上课。教化学的唐老师安慰我说：“你化学作业就别做了，上课认真听一下问题不大”。唐老师对教学尤为投入，临中考的当天还把写满题目的小黑板一个个学生寝室轮流拎过去讲解。教完初二语文离开我们去杭城求学的王老师也特地写了封信给我，信中分析了我的当时的情况，言辞中充满激励之情，信封上依旧是那熟悉、漂亮的毛笔落款，信由唐老师转交给我，我迫不及待地在办公室拆开看完后唐老师也凑过来看了。末了，唐老师直点头说“这封信是王老师花了很多神气（功夫）的”。就这样艰难地支撑了一个学期，终于在来年春天的时候，病情恢复得比较理想。中考结束，炎热的暑假也开始了，假如考不上高中我也就是一个农民了，考不上一中读大学也就没有指望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这么想，因为在当年能上大学的也只有一中在读的少数学生。于是我就开始下地干活了，由于平日里很少下地干农活，加上身体单薄，干农活对我而言，简直是痛苦的折磨。在收割稻谷之时，稻穗上常会掉下来一条条粗大的毛毛虫，在水田里插秧时，时常有蚂蟥死死地盯在小腿肚上，想把它从腿上拿掉，结果越拉越长，蚂蟥牢牢地吸在了腿肚上，鲜血顺着裤管往下滴，烈日下的田里水滚烫得简直与开水无异，这是我第一次下田干活时留下深刻印象。父亲在世时，放暑假之时，母亲说别人家的孩子有些到生产队里帮忙干活了，母亲的意思是让我也到田练练农活了。父亲执意反对，说“身体这么单薄、弱小，烈日下挣这二分一天的工分太不合算了（正劳力一天挣十分工分），算了，还不如在家学习，读书才是正事，耽误不得！”一句“读书是正事”就免了我下地干活的折腾。但无法料知后来发生的事。干 了几天的农活，我就像散了架似的，全身没一个地方不疼，加上心里又很难受，有点想哭。我想，别让母亲看见了，要哭就躲到被子里哭去，可我实在太累了，头刚刚挨到枕头就睡着了，等醒过来时已是另一天的早晨开始了。在割草、种地中，亲眼目睹了农民们日出劳作，日落而息和无休止的劳动换来的贫困。农活的无趣和疲惫，土地的单调和乏味使我渴望逃离土地的欲念，也打消了我原先想辍学的念头。“读书是正事”这是父亲在世时常说的一句话，还好，我在艰难的岁月中考上了高中，而且还考上了大学，总算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人的一生的确很短暂，现在的我早已过了父亲当年过世时的年龄。曾有人说“人，在自己的哭声中来到这个世上而在别人的哭声中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确，人生就像一趟不停地开往终点的单程列车，“生老病死”谁都无法回避。也有人曾说过，“一个人真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并不是在他生命消失之时而是他再也没被人记起的时候”。父亲，应该还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至少还有我记起，忆起。时隔三十六年了，回忆起来还是如此的清晰，心里又如此的难受。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望着夏日窗外的那片浓绿，不知不觉中我的泪把稿纸滴湿了一大片，我想静静地呆坐一会，久久不能缓过神来，终究能在今年的父亲节之前抽点时间为父亲写下一些回忆的文字。父亲安静地躺在都心岭那片祖坟边，附近安葬着爷爷、奶奶，该不会寂寞，也不知道这三十六年里，父亲在那边有没有想我们，有没有记挂他的戏文爱好？三十六年时间里，生活中已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唯一不变的是父亲的安息和我对父亲永远不能忘记的愧疚与想念。埋他那堆黄土前的那棵树是几年前的一个清明节我们兄妹一起所植，也是一棵柏树，现已长得枝繁叶茂，苍劲挺拔，坟后面的那些竹子不知何时也已成林，一阵山风吹过，簌簌作响。你若喜欢，为读者点个在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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