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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四大哲人”。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他的思想主张可以见知于他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他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共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先生如是评价王国维的自沉，“其一死乃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取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梁漱溟：未来社会人生的艺术化 20世纪中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北京大学教授，毕生运思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著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等。《人心与人生》卷首语：“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他提出，人生是与天地万物浑元一气流通变化而不隔的。人应该时时体现此通而不隔的一体性，而莫自私自小，方为人生大道。人生命变化流动主要应该感情上，如务求外物，计算得失，智力用事，欲念日繁，感情被排斥，就会多有留滞，失却生命本真之自然活泼。同时，又使人与人之间失去自然亲和。所以，他提倡，应以礼乐为用，倾向生活的艺术化，使人从倾注外物回到自家情感上来，归复生命的重心。艺术可以使人超脱有求其外的鄙俗心理，进于清明安和之度。 陈垣：保住民族的文化 启功的老师、史学大师，北师大校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 北平沦陷，陈垣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个民族的文化继承下去。好好备课，教书就是抗战。” 他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论述中国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在“全盘西化”时著此书，内感于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旨在非常时期激发人们去保住自己民族的文化。 陈望道：大视野与小处专注 复旦大学教授、校长。《共产党宣言》译者。任复旦新闻系主任时，于“新闻”二字，他提倡学子必须有“大视野”。他倡导学生每周举行“新闻晚会”，讨论题目包括“欧洲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日本为什么投降”、“历史有情还是无情”。他做事非常专注，母亲给他做的糯米粽子，他误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光，母亲问他红糖够不够，他回答：“够甜，够甜了。” 他的后辈学生谈及今天新闻界种种弊病：“我们这些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不会感应那些老先生的。” 梅贻琦：从容平静真君子 1931-1948年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创建台湾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梅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具备中西任的优美部分。他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但当数千军警冲进学校逮捕学生的时候，众人慌乱，他沉静地说：“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已经是不可能，我们现在只能想如何减少他们来后的躁动。”当冲动的学生要殴打教务长时，他慢吞吞说出五个字：“要打，就打我。”在泰山将崩时能有如此镇定自若，让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成为众人领袖。 刘文典：一介书生的狷狂 民国大学者。著《庄子补正》有人问其古今治庄子得失，他答：“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是刘某人。”蒋介石邀见，他答：“我非贩夫走卒，即使高官也不应对我呼来唤去。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蒋介石盛怒，要枪毙他，蔡元培说情，关了一月才释放。 任职西南联大时，他在月光下给学生讲《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他教学生写文章，授“观世音菩萨”五字。“观，观察生活，世，需要明白人情世故，音，乃讲音韵，菩萨，则要有悲悯众生的菩萨心肠。” 周太玄：科学家的人文情怀 著名生物学家。诗人。中国腔肠动物研究的鼻祖。他解决细胞染色体问题的灵感，来源于他所喜欢的中国文人笔墨。他利用一种墨性燃料对细胞进行了染色，成功将细胞内部结构呈现在人们眼前。他的词集成以一册，名之《桂影疑月词》，手书极其漂亮。其中有“南山笑我，犹解生死离别。午夜梦里，三生时尚，那有情怀堪说？只匆匆春荣，秋谢金风弄晚节”等句。 郭宝崑：艺术家必须具有批判性的敏感度 新加坡戏剧之父。剧本《傻姑娘和怪老树》、《棺材太小洞太大》、《寻找小猫的妈妈》等剧本在亚洲地区久演不衰，成为新加坡现当代戏剧文化的核心象征。 他反思经济富裕之后新兴中产阶级以财力堆砌自信与地位，推动政府和商业机构大举输入商业性质的所谓艺术，却造成了人物忽视自身文化的失落，并丧失自己独特的思考力、感受力、批判性敏锐度。他说：“我所关注的如何培养剧作家的批判性敏感度。因为我们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知不觉中对人进行推拿，让人感觉舒适，而忘记了自己之前本来有的一些想法、一些观察。”“没有批判性的敏感度，也就免谈艺术。” 熊培云：社会精英的清醒界定 当代学者，研究历史学、法学、传播学，“思想国”网站创始人。著有《重新发现社会》、《自由在高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 他在《重新发现社会》中提出，人分为两种，一种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并赋予自己重大责任和使命，一种则放任自流，尤其是对自己。前一种即所谓“精英”。“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区别，不在于禀赋，而在于对于人生和周遭事物的态度。或说，这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独立思考者，一种是想当然的附和者。按照这种标准，每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都是精英。 蒋勋：活得像个人才能见到美 台湾画家、诗人。辅仁大学美术系系主任。他认为，附庸风雅地去欣赏音乐会、画展不是必须，重拾跟周围人的感情、重新找回像个人样的生活方式，才能有真正美的体会。所有的艺术都在讲人的故事，一个人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那么他将来看画、听音乐都不会有感动。如果没有人自己的深刻记忆，所有的艺术对他而言都是卖弄而已。人们在工作中忙碌，忽略了做人的感觉，但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做人的部分。你看到了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活下去的。 卢新宁：学者冷眼看中国社会 现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及副总编。 2012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典礼致辞：“我唯一害怕的是，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不相信规则能够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又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你们或许不相信了，因为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地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因此，你们走向社会之际，请看护好你们曾经的激情和理想。在这个怀疑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 歌德：人类不能放弃精神追求和灵魂探索 歌德创造了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浮士德是个腐朽老学究。魔鬼引逗他出卖灵魂，交换条件就是给他机会去品尝不同的人生体验。之后，浮士德重获青春经历了爱情的失败、政治的尝试、世俗生活的失败，但每一次失败，都使他向真理靠近了一步，因为他没有放弃追求。最后，他终于在改造大自然中找到了真理。 《浮士德》一书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伟大寓言。虽然屡次失败，但浮士德胸怀大志，他说：”我要投入时间的急流里，我要投入事件的进展中……快乐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因此我若在某瞬间说：'我满足了，请时间停下！我就输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我要遍尝全人类的悲哀与幸福。 乔治·奥威尔：“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代表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一九八四》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英语小说之一。 他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他同情悲惨的印度人。他求学于伊顿公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评论家如此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胡塞尔：生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 德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现象学学派创始人。他认为，欧洲文明是一个哲学的文明，自从哲学在古希腊诞生以来，欧洲人就活在一个科学文化中，这个文化使西方人在自由、理性的理论活动中可以希望最终理解自己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但现在科学似乎让我们疏离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科学让我们疏离了自己的生命。而应该是“人类公务员”的哲学家，不但没有负担起沟通科学和生命的责任，反而唯科学马首是瞻。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哲学家把表述人对世界的具体感受的任务完全让给了诗人和小说家。胡塞尔认为，科学世界失去了生活世界这个根基，这会带来一连串的危机。 海德格尔：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德国弗莱兹大学校长。最伟大、最重要的现代西方哲学家。《存在与时间》标志着一个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因希特勒上台后监视他，一度被禁止上课，一度精神奔溃。 海德格尔不是超然物外、高谈玄理的玄学家，相反，他对这个文明、这个时代提出最坚决、最深刻的批判。他的核心魅力在于，他使得人们明白哲学不只是原理和概念，而是要探索生命本身的问题。 他在《诗意的栖居》中说：“越是追问着深思技术的本质，艺术的本质就会变得愈加神秘。我们越走近危险，通向拯救之力开始发光的道路就越是明亮，而我们也就变得愈加需要追问。因为追问是思的虔诚。”“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留给我们的唯一可能，是通过思考和诗歌去做好一种准备，即为上帝的出现或者为没落时代上帝的缺席做好准备。” 黑塞：追寻内在心灵和谐的“回乡之途” 赫尔曼·黑塞，德国作家，诗人。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著有《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他从小接受广泛的文化和开放的思想，不仅受到欧洲文化的熏陶，也有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古老文化的影响，这对日后的文学创作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的主人公往往忍受两极分裂带来的心灵痛苦：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对象等。这种分裂状态在现代生活中始终存在，不可避免，但个体的一生又都将与分裂的自我做斗争，在积极寻求本真自我的过程中力图实现自我的和谐、实现人性神性的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这个统一之途，黑塞称为“回乡之途”。唯有在精神家园中，个体才是和谐完善的存在。他的名言：“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汉娜. 阿伦特：女性学者对极权主义的理性反思 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她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专制制度下个人富有怎样的道德责任？首次提出了“平庸的邪恶”一说。因为平庸者无思想地按照罪恶统治的法规办事，心甘情愿参与了极权统治将人变成多余的“伟大事业”。纳粹的行凶者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妖魔鬼怪”，而是世俗世界中我们熟悉的人物。她说“思想和邪恶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进步，才能原创。”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麦克尔·桑德尔 是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他的公正课世界闻名。桑德尔教授一直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他看来公民教育不是灌输教化，“最好的公民教育来自参与从事自治，来自于自己的公民同胞商议要做什么样的集体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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