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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兴 张立群 徐俊国，无论身在何处，他的思及之处都是他的家乡——胶东半岛的一个美丽、清苦的小村庄。他的笔下故乡蕴含着无限的精妙与神秘，他诗意地站在时间的缝隙中捕捉心灵深处的感动，从而对自我意识的进行追问、对存在本身进行探寻，从这种乡土的生存体验流淌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从形而下的体验到形而上的玄思中对时间寻求超越，以一种质朴而又共通的情感经验对抗着生命的困境，并从最原初的生命之思中觅取着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中人类生命的意义。 徐俊国的作品裹挟着最切近的乡村生活经验，用一种生命意识的独白来降解飞速变革的技术时代的紧迫与苍白，他的诗歌创作摆脱了当下诗歌的无根抒情和琐屑平庸，从对乡村日常生活的触及到对整体生命的垂询，时间这个既指向生死又解构生死的文学命题构成了他的诗歌事件。《鹅塘村记事》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与时间直接相关，即使其他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呈现出时间作为生命的轨迹建立在广阔的精神文化背景、悠久的农耕文明传统和复杂的现实结构的交错中所形成的哲学追问。透视徐俊国诗歌中的时间意识可以感悟到它的时间体验以一种敞开的姿态在在显隐交汇、生灭交替中洞视生命本相，并在现代碎片化的时间感中追求生命的终极关怀。 一、时间原初的亲近：对存在方式的质询与对乡土生活的体验 所有的文学形式都离不开人的生存的本身，尤其是诗歌，诗歌不是空洞的感情宣泄，更不是单纯文学技巧的应用，说到底诗歌是表现各个历史时间中人的生命形态和生存状态。任何一个有深度的诗人都力图渗入生活经验本身，挖掘出人生存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便是诗歌对生存意义的质询，这也是徐俊国诗歌深度模式之所在。徐俊国的诗歌对时间的感悟是一种直觉体验的感悟，他以生命诗性穿越乡村日常生活的表象，在时间的关注中升腾出一股生命之流。这正如意大利的维柯曾阐释的诗歌与生存意识的关系一样，他认为古代诗歌之所以成绩斐然就是因为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古人的生存欲望特别强烈，也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对诗歌的作用，人类最初的精神方式才是以一种“诗性智慧”。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艺术在描绘细节的同时也应该“出现生命”，强调了生命意志和艺术的关系。随后的柏拉图也将生命存在的激情视为艺术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认为迷狂、炽热的生命力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而对于当下的诗歌创作而言，生命意识仍然最具自由的、真实的心性表述，它与时间的天然性、灵动性呈现出一种自如的、圆满的吻合。徐俊国的诗歌创作真切地落实到独特的、深刻的、真诚的生命意识体验上，只有这种经过生命意识灌注的创作才是灵魂真正地栖息地，如《暖风》中“怀胎十月的跛脚娘背着葵花籽去墓地/十年前癌症确诊的人现在还活着/牛羊或者光阴活着/暖风吹过头顶/头顶上的梨花杏花桃花都开了”，诗人在时间的痛楚中与生命相融，“迟疑的伤痛被暖风吹得一步步后退”，也正是在这种清苦的、悲悯的而又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的乡土体验中参透了对生命本质的探索。 存在与时间是海德格尔毕生所关注的问题，他曾经在《形而上学导论》中阐释“时间只有在人在的情况下才成其为时间。没有一种时间是人不曾在其中的;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是从永恒而来又在入一切永恒中去,而是因为时间不是永恒而且时间只有作为人的历史的此在才成其为一个时间。”[1]在其后来的著作《存在于时间》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时间与存在的关系，将时间作为理解存在的一种视域。一切存在都是时间关注内的存在，时间也是生命意识存在的依据，而诗人对时间的关注实质上就是对存在的关注，《躺在黄昏的麦秸垛上》“风止住了青春柔软的钟摆”，“童年消逝的一切全部浮现”，“就像这尘埃落定的黄昏”“再过一会星星又会以昨夜的光亮重现天空”，在时间的坐标下诗人笔锋一转，“就要困倦就要梦见卸去荣辱的马车/辗过大地平静的脉搏飘向远方”在马车这个意向所喷薄的生命力中隐喻着诗人在时间之流中关于生命价值与存在意识的揭示与肯定。 徐俊国对在乡土体验中对时间的关注不是单纯的“逝者如斯夫”的感叹，亦不是“寸金寸光阴”的顿悟，而是将生存的感悟置于自身的乡土生活的存在体验之中，敏锐地抓取生活中最质朴、最本质、最具思想冲击力的时间片段，从淳朴的美丽、悲悯的情怀中折射出生命的喧腾。例如《一段时光》中，一开篇就将读者纳入一段“租”来的场景之中，“我们曾在一段租来的时光中熬夜等待黎明”，这种时间的阐释将自然时间的常态表达打破，却紧扣日常乡村生活，“一家四口抱紧炉子需要烘烤/需要被不断提醒要挺住/风通过北窗往屋里倾倒雪花与寒冷”。这是自然时间打破后的乡村生活片段的定格，在这种定格之后却隐喻着诗人自足的时间秩序“无需隐瞒我们曾负债累累却还能做梦/还能在零下三度的玻璃上哈出幸福生活/黑暗抖开陈旧的被面/膝盖要凉了妻子和女儿们要睡着了”，在这乡村日常生活场景的定格下是诗人对于打破常态时间的自足与沉醉，诗人将片段性的乡村日常景象发展成为一种相对时间的悟性隐喻，“无需隐瞒我曾掏出诗里桃花/给他们取暖陪他们误入春天”。徐俊国的诗歌在这种异质的时间范畴中更加突出了诗性的整体性，并与真实心灵和精神存在极力靠近。在《验证》中“这个小村庄让我过的过于安宁/我想用大米换点时间随便出去走走”，于是诗人便跨越常态的时间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洞视着小村庄的各个阶段的生存状态和生命细节，并将其处理的浑融圆满，恰到好处，“阳光还会一丝不苟地浇溉耕地/稻草人还会衣衫褴褛地照看庄家”，同时，诗人又不动声色地关注时间，“我只是想出去走走若干年后一定回来/我想验证埋进炉膛的杏核会不会发芽/燕子知不知道到我的帽子里筑巢/饿极的老鼠会不会偷吃我藏在粮囤离里的诗稿”，可见不同阶段的生活状态和异质的生活场景在时间的关注中紧密相扣，都用来还原诗人的乡村生活经验。“我只是随便出去走走/我还要原路折回”，诗人随时将自己定位成时间和生存的媒介，介入与文学本体的执着坚守和对乡村生活的体验之中。这种关注时间的视角使个体的意志感知和生命本能渗透进时间常量，形成一种不受制约的最具亲近的存在。 二、时间的倒错谛听：还乡体认与都市隐匿 徐俊国的诗歌透射出一种奇特的乡土时间意识，这里凝结着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乡土人对于时间的别样理解，他的这种置于乡村生活中的时间与人的当下城市现实生存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自然时间的刻度上折射出了诗人在都市时间经验渗透下的乡村生活，生命体验、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等”，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状态的体现，而是一种隐喻着人的生命体验。如《半跪的人》“半跪的人像土豆半埋在九月的傍晚/秋风咳嗽着穿过她的身体/卸下越来越多的灰尘和黑暗/他的脑袋变沉顺势垂向大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这种乡土生活规律中，时间成为庄稼人的生存方式的一种象征，九月的山村是收获的，亦是异常忙碌的，这时的时间体验是建立在人物的生命活动的自然时间的基础之上的，与其说是对时间片段的在场性的理解和接受，不如说是更多地体现，乡村的农耕生活在自然时间的严酷掌控下所呈现的匍匐姿态，“半跪的人不说话揉揉膝盖/旋即挪向更大的玉米堆/秋风盖过来半跪的人突然变老/无法回乡的日子还有多少啊/贫瘠而温暖我的胶东半岛”，可见诗人的时间意识一边连着自然的乡村生存状态，另一边连着城市隐匿下的生命意识的体悟。“你还有多少寂寞和苍凉必须有人半跪着承担/我这一生一共需要多少热泪/才能哽住落向鹅塘村的一页页黄昏。”诗人描绘庄稼人在时间的打磨下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命运，细腻而又深切地探讯着个体存在在自然时间压迫下所承受的严酷性，体现了诗人的时间意识在觉醒的过程当中的对生命过程焦灼性的体验，人物的生命价值也在时间的关注下承担起深刻的意义。 在当下中国，乡村与都市之间始终有着既对抗而又共生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对于有着乡村成长生活经历最终生活在都市的诗人来说，如何整合执念的乡土记忆与现实的都市生活经验是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尤其在物质丰裕，消费主义盛行而精神气象却日益衰靡的当下社会，探析诗歌的精神纬度，从更加广阔的人生时间内涵中追寻自己的精神领地进行观照，成为诗人的困境。而徐俊国的乡土诗歌创作恰好以此为出发点，用荷尔德林的方式深情地回望曾经的乡村生活，在《我从外边回来》中，“我从外边回来/如果时光不允许我再次见到祖先的打谷场/我只能站在寒霜背后”，“那就只能像风/吹一吹鹅塘村的乱草/朝一个方向藏起那颗不安的心”。诗人在这种对乡土生活的诗意守望中，将自己的都市生活隐喻在“草莽英雄”中，“折了剑戟黄金散尽”，“原路返回吧/若干年后如果还有人打听我的下落/就说我去了出生地/大自然用秘密的花香阻止男人流泪的好地方”（《如果你来看我》）诗人的心灵回到故土，完成了寓居都市所需的心灵领地的坚守和对自由辽阔大地的梦想。在对时间追寻中，诗人将城市隐喻纳入还乡体认，既各自圆足又与、互摄互现。 正如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但是，惟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返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2]徐俊国在乡土回忆中所寻找的时间时刻受着这种当下现实生活的观照，这种楔入当下生活的写作姿态打破以往的常态时间经验的遮蔽，启悟着诗人将当下生活的实切体悟带到其意识当中，“我生活在深处/再也看不见地上的芽瓣和花骨朵/有人小声哭忧伤渗进我得眼窝”（《在深处》）其中可以领悟到诗人一种对过往“貌合神离”的记忆，以此来解构时间。徐俊国曾说:“在光怪陆离的都市幻象中，在复杂的事物面前，我深知自己还保持了一种朴素和简单。有些人绞尽脑汁孜孜追求的东西，在我这里可能还不如站在古桥上看落花流水春去也。我的生活在上海，但写作还在山东。人一辈子有许多变数，不可能走到哪里就写哪里，我信奉的是以不变应万变。”诗人还说：“我是一小块海绵，外在的环境越坚硬，压力越大，我越显示出自身的弹性和柔软。”（徐俊国、商震对话录守住自己的“精神根据地”）的确，诗人正是通过外部的坚硬环境定格了时间的片段，以此去触摸乡土的此在。如《这个早晨》，“不要轻易说话，一开口就会玷污这个早晨”诗人试图通过的这些“大地”“花草”“小河”“云朵”意识里定格的“乡土流”用来透视、捕捉隐匿的“不干净”“不祥”的城市的生活，这种体验是“如果一条小河（徐俊国、商震对话录守住自己的“精神根据地”）要跪下来要掏出心肺并彻底洗净/如果非要歌颂要先咳出杂物/要扫清脑海中所有不祥的云朵”。诗人通过对“这个早晨”时间段上的追求找到了人与城市，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某种契合，这里时间是弥漫的，散漫的，“要坚信太阳正从自己身体里冉冉上升”，诗人将现实的时间流程在还乡体认中追寻为一种连续绵延的此在。 梁宗岱认为“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的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3]徐俊国真真切切的两重观察者，一方面都市生活所历练的对外界事物的敏锐捕捉成为其“外倾”，另方面他俯下身去叩问乡村日常琐事，其蕴含的亘古诗意无时无刻不在诗人的创作中闪动，这种还乡的自觉自珍的写作气质成为其诗歌创作支点的“内倾”。诗人的创作传达出都市隐匿的外倾与还乡体认的内倾，两者共同指向了深层的隐喻——在显隐、介入、顿然中追寻一种更具精神指向的时空构建。 三、时间罪责的召唤：本真的断裂与关怀的绵延 人们的时间观已经在当下的以消费为时尚，技术主宰一切的人类文明秩序中悄然改变，时间已经完全从生命存在中被不知不觉地抽离出来，以一个主宰者的身份精确地掌控着一切生活的细节。时间在技术时代和信息社会中变成了无序化的冰冷参数。海德格尔的本源时间和柏格森的绵延的时间都无情地在物化异化严重的今天被肢解并充盈于一切生活经验之中。正如詹姆逊所言：“今天时间是一种速度功能，显然只有按照它的速率或速度本身才能理解：仿佛旧的柏格森关于量度和生命的对应，即时钟时间和生命时间的对应，已经与虚假的永恒性或滞缓的持久性一起消失。”[4]在时间被压缩的后现代的语境中，人们在满足于及时的、瞬间的现实享乐与消费的同时却也面临着巨大的存在体验压力。生命的绵延性被碎片化，人作为存在的主体却时刻受制于外在“他者”的制约。与此同时，消费主义的盛行使人也使现代人从过去和未来中抽离出来，“当下”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重心。所以多数的现代人处于一种没有历史厚重感的无根漂泊的状态，而徐俊国的诗歌除了表现以上两种精神特质之外，还在对时间断裂下的生存状态进行关照的同时，为人类在工业文明的泥泞中找到心灵可以栖居的地方而深化自然，逼近了人生的极关怀。他反对用功利的眼光，世俗的经验在断裂的时间中体会世界，所以命运、时间、生死等终极对象成了他诗歌中关照人生的沉重命题。 徐俊国的创作在时间的度量下由对乡村生活的透视转向了对生命苦难表达和生存状态的探寻，由对生存状态的反思进一步转向了对生存本质和生命意义的追寻，再由生命意义的探索转向了对普遍人性经验的终极关怀从而有效消解了以上悖论。一方面，诗人打断世俗的目光，丢弃浅薄的文字将时间还给人自身，将已从人内部剥离出来的时间还原于人的生命和灵魂，只有不再让时间凌驾于生存之上才能将心灵带回家园。例如在《活着》中，诗人“更加坚信自己只不过是一粒沙子”，“风叶装作看不见/它把我的亲人当作钉子一个个拔走”，突破了现代人对时间的当下性解构和瞬时性体验。“被遗漏被甩进万亩荒草/我无法成就大海那样的人生”，诗人的这种抽象化的经验印象与现实时间的体认形成错位，而前者在忧患意识中不动声色地消解了后者，有效地离间了现代人对过去时间为与未来时间的弃置，也体现了诗人在平静、淡泊中审视过往的独特了悟。“逼我正视它留下来的裂缝和伤痛”，“如果时光不能慢下来/我必须眼见牛犊病死而无以挽救/那就干脆忽略我吧/我不信命运在忽略我时没有一点点的迟疑和犹豫”。在时间的流淌中镌刻着生命的轨迹，生命作为时间的一部分在看似平静、空灵的表象背后隐藏着生存焦灼和生命沉重，但是诗人又能睿智的随时跳出时间的刻度去关照它，突破了当下时间的伴生行为，为诗人创作增添了厚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诗人在满足现代心灵的审美守望中消解时间。徐俊国对现代社会的时间悖论的消解并不是第三代诗人那种解构崇高、解构历史一样去紧迫、无奈地消解，而是将来自当下生命内核的恐慌与个人真切的、积极的生存体验相结合，脱离了普遍言说中的公共色彩形成一种独具个体意志和生命感知的话语姿态。在“数百年前是麦地/数百年后还是麦地”的“这里”“风吹了又吹/这边会想着同样温和的脚步”，蚯蚓、蜜蜂、花蕊、麦地构成了诗人笔下的记忆，这是一个清澈、轻灵且安宁、透明的世界，然而来自现代文明的生存方式打破了这一切，“从老槐树的头顶望过去，先看见矮矮的河坝，再看见高傲的起重机和一大片空地，我在这里住了多久/还能住多久”？这是诗人对现代人生存的一种质问，以此来隐喻当下社会的精神困境，甚至是参透时间之后的焦虑与无奈。“那么多叶子缘何一夜间衰败为破旗帜”？（《这里》）常态时间在“一夜”凝滞，时间也丧失了意义，折射出诗人的现实之思。在《乡村裁决》中诗人“原谅挖掘机汽车流行音乐荒草一样疯长的楼群/要把碧绿的鸟鸣讨回来还给大地/要匀一些月光和花香给穷人”，海德格尔将工业化时代称之为“贫乏的时代”，而这里所谓的“穷人”是指贫乏时代的人，他们“输了”。诗人怀着一种超越世俗功利的、与生俱来的悲悯来质疑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精神贫瘠，并希望将心灵的关怀绵延到所有的“穷人”中，使诗歌成为一种对抗流俗的存在。 海德格尔等很多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都很早就意识到了工业社会和技术发展对现代人所造成的精神危害，尤其关注现代科学发展导致人的精神家园荒芜。而今，现代人在时间刻度化与空间格式化的信息社会中精神更加贫乏，远离自然，生活的诗性日益稀释殆尽，面对这种困境，现代人迫切地需要一种心灵的审美守望来有效地提升日常生活，诗人真真切切地做好了这一点。正如诗人自己所说：“人类在物质的快速进步中走向成年，诗人应该把它的脖颈拧回来，让它重温精神领域的童年景象，那里水草丰茂，牛羊和谐，人与人赤裸相照，血缘亲近，没有战争的硝烟，没有欺骗的谎言，只有安静的月光见证着农耕文明的纯朴与美好。”（徐俊国、商震对话录守住自己的“精神根据地”） 四、时间的超越：对生命的探询与对宿命的超越 时间的流逝与生命的追问是同构的过程，在徐俊国的创作中我们越发地感到生命绵延不绝的魅力，从对生命的敬畏到对生命的呵护，再到对荒凉生命的触及，无不体现了诗人对人类自身的那种即肯定又反思，既自毁又超越的宿命式的精神观照。在《道歉》中，诗人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怕打扰那只捕捉害虫的蟑螂”，往后退一步，怕“挡住了前面的阳光/耽搁了小草的呼吸和生长”，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虽然身置哺育无数生命的环境之中却漠视包括自身在内的生命存在，而诗人用最质朴、平凡、自然的验光来欣赏生命，用一颗体物的心平视世间万物，对哪怕小草一样平凡、渺小的生命都表现出敬畏。在《羞愧》中诗人“裹了棉衣匆匆走向后院/看小牛是否降生”他担心这个生命“在母腹的温暖中延期住下去”，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处不在的对自然生命形态的呵护，虽然诗人是在自身的外部凝视生命，但是却体现了一个作家对待生命的态度。在《栖息地》中，诗人将公牛的生命以一种荒凉的形态来呈现，用心去触摸生命，唯有如此，我们才在看似冷漠、萧瑟、沉寂的“胶东半岛这八百亩的栖息地”上，看到“一个瞎子从道光年间开始拉二胡/现如今还跪在雄伟的解放大坝上/并不随滔滔的河水逝去”，一方面体味着生命的悲苦与荒凉，另一方面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永恒，完成了从此岸到彼岸的超越。 “除去《我所理解的死》、《写在沙上的祈祷》等少量作品是以直接的方式切入对死亡的书写之外，其余全是从具体的事件和细节入手来表现的。在时间的流逝性和死的不可抗拒性面前，我努力做到冷静，力求让死去的时间通过一些温馨和平静的回忆在纸上复活。”（徐俊国、商震对话录守住自己的“精神根据地”） 诗人的创作是用生命灌注的创作，它与生命的焦虑、孤独、荒凉而又自由、升腾、勃发的状态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吻合。诗人的心灵表达在于他超出了乡村生活的表层现象，落到了生命体验的实处，并赋予生命以逻辑形式。时间与生命在诗人的创作中呈现了丰富的阐释空间，既有充满了“有时候我们就像是那只蚂蚁/在生活中失去痛觉/被深深地砸进泥里”的无奈，也有“异乡的生活是否少了些屈辱/多了些幸福”质疑，同时也有“熄灭风暴卸掉十字架/顺利消耗掉生命中一条小路的寂寞”的淡泊，更有“有人在春回大地的深夜惹着眼泪离家出走/你们看见他消逝/我却看见他回来”的希冀，而这种姿态又像“一只名不经传的小船”“从一座村庄起航/穿过命运的苦菜地”走向了对时间宿命式的超越，这即是将生命置于当下破碎时中抛散状态的动感写照，又是对生命探寻与宿命超越的辩证思考。在的时间刻度化和空间格式化的当下，为读者建立一个相对稳固和深厚的心灵家园。 [1][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5. [2][德].海德格尔.郜元宝译.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69. [3]梁宗岱.谈诗[J].人间世,1934(11). [4][法]吉尔·利波维茨基，[加]塞巴斯蒂安·夏尔.超级现代时间[M].谢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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