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李伯重 先师傅衣凌先生在仙逝前口授的遗作中，总结了他一生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和特点所做的辛勤探索得出的结论，写道：“由于自然生态、生产条件、种族迁徙、农村公社原有组织形态等等因素的差别，在原始社会漫长的瓦解过程之后，中国社会形态的演变进程错综复杂，社会结构新、旧交错，融为一体，出现了多种生产方式长期并存的局面。……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中国多元的社会结构已经形成……秦汉以后，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注意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时，我们还不能忽视这种多元化是出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辽阔国土上的。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态平衡的改变、历史上开发时间的先后、人口的流动和增减，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等等因素的影响，各个地区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社会控制方式和思想文化千差万别，而且还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周期性的和不规则的变化。这种情况使多元化社会结构更为复杂，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社会经济史区域性研究的必要。” 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无论是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还是在内容和结构方面，都是非常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全方位的和动态的研究，方能窥其全豹。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内篇·养生主》），任何学者都只能选取中国历史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片段、一个局部进行研究。对于研究者来说，无论选取什么作为研究的对象，都是在为探求中国历史的真相而努力，因此可以说都同样重要，即如胡适之先生所言，“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些时期、地区或者事件对整个历史的进程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能够选取这样的时期、地区或事件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那么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演变就有特殊的意义。本书将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作为研究的主题，就是选取了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地点和事件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入剖析，因此从选题来说，此项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作者张天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中晚唐和五代一向被视为“乱世”。的确，自安史之乱开始，强盛的唐帝国就骤然步入衰落乃至灭亡的历史进程，直到北宋建立后，中国才重新走向和平和繁荣。职此之故，对于许多仰慕大唐盛世的历史爱好者来说，中晚唐和五代似乎是一个不值得予以关注的时期。然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个时期恰恰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 虽然学界对“唐宋变革论”的看法有分歧，但是对于唐宋时期中国社会曾经发生了重要变革这一点，事实上早已形成共识。在那些并未参加“唐宋变革论”讨论的学者中，侯外庐先生很早就从经济史的角度指出：“大概地说，中国封建社会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从商鞅变法起，又可以战国末秦、汉之际为过渡，两汉作为一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为一个阶段。后期可以隋和唐初为过渡，从中唐至明代中叶为一个阶段，明代末叶即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至一八四○年为又一个阶段。唐代则以建中两税法为转折点，以黄巢起义为枢纽，处在由前期到后期的转变过程中。研究唐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封建制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的问题。”钱穆先生则从制度史的角度指出：“现在再略一综述唐代的制度。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两位前贤虽然术业各有专攻，研究方法与风格亦各异，但他们对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转折点的看法却惊人的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这个转折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最明显的是在中晚唐乃至唐代的余绪五代。因此，把这个时段作为研究的时间范围，是抓住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同时，作为华北地区主要组成部分的河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西嶋定生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自古以来就在华北，文明的中心也在华北，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华北农业比江淮稻作农业优越。到了隋代统一中国，开凿了大运河，把华北的政治中心地区和江南直接连结了起来，进而到了唐代，开始每年有数百万石的所谓江南上供米运往首都长安，华北的一部分粮食依靠江南的稻作农业。这就把华北农业与江南农业的历来关系颠倒了过来。这种倾向到了宋代便固定了下来，以后则江南农业生产凌驾于华北农业生产之上，中国农业的基本地区转到了江南。”即使江南取代华北成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地区之后，华北（特别是河北）仍然在诸多方面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拥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这一点，赵翼早已敏锐地看到了，他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契丹阿保机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他所说的“东北”，关键就是河北，关外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倘若不能得到河北，那么即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虽然控弦数十万，兵锋所向，无不披靡，数次兵临长安城下，然而终未能一统天下。河北这种特殊的战略地位，使中国的政治中心，自元代以来，都不得不坐落在这里。然而，相比江南、华南乃至关中、河南等地区，学界对河北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这种情况，与河北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本书以河北为研究的空间范围，应当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晚唐和五代时期，河北地区发生的最重要历史事件，莫过于藩镇的兴起。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之乱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地方势力割据之事时有发生，但是这些割据大多发生在以边疆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例如南诏、大理、西夏等政权），内陆中央王朝统治力所不能及；也有发生在内陆的，但通常只是在中央王朝统治力量式微乃至崩溃之时（例如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时期）。而中晚唐的藩镇，不仅出现在中古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军事诸方面的腹心要地河北，而且发生在唐王朝中央统治力量尚可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时期，并与唐朝中央政府共存了一百多年。这一点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因此，藩镇的兴起、存在、消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历史的切入点。 社会流动问题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所谓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指的是个人或群体社会地位的变化，即从某一社会阶层到另一社会阶层的变化。按不同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多种形式：（1）根据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2）根据范围，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3）根据规模，可分为个体社会流动和团体社会流动；（4）根据原因，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自由流动；（5）根据方式，可分为竞争性流动和赞助性流动；等等。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流动有利于人尽其才，推动人力资源使用的合理化，因此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同时，社会越开放，阶层的流动率越高，流动所需的时间越短，流动的幅度也越大；反之亦然。因为社会流动使处于各阶层中的人都能够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因此可以减少社会冲突，起到“安全阀”的作用。 唐代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转折的时期，社会流动是此时期中国社会变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侯外庐先生已明确指出：唐朝推行了九等户制，使得“过去的高门大族和庶族寒门，已经一起用户等来划分，而不完全以门第来划分了”。唐代中期推行了两税法，进一步提出“以贫富为差”，其实质在于反对“以身分为差”。因此，社会等级的划分进一步趋于简单化，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出现了混一士庶的趋势。简言之，从唐代中叶开始，社会等级制度经历了一次再编造。这个再编造就是社会流动的表现和产物。 以往对唐代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的研究，集中在垂直流动的问题上，即掌握政治权力的精英阶层是根据什么样的选举制度来组成，是否具有吐故纳新的机制，从而在代与代之间形成精英阶层的循环和流动。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上，海内外学者都将科举制度作为中心，并在科举制度研究方面取得了极为重要的成果。然而，正如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孙国栋、毛汉光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唐代的科举考试使一批声望相对不太显赫的地方士族子弟得以入仕，但并未使普通人家的子弟在向上的社会流动方面有实质性的突破，所以科举考试只是世家大族的一种“圈内竞争”，并未成为唐代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因此，我们对于唐代和五代社会流动的研究，还需要注意科举之外的其他流动渠道，研究不同地域社会流动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流动的多重影响等问题。 在唐代和五代的河北地区，科举制度显然不是促成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陈寅恪先生早已指出了河朔地区的社会流动机制有别于唐廷控制的顺地，指出安史之乱以后的唐统治阶级的升降，“可分为中央及藩镇两方叙述”。因此，将社会流动的方法和视角与河朔藩镇统治下的地域社会经济相结合来进行研究，深入剖析藩镇统治下的河朔地域社会，对于认识唐代以及之后的华北社会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一个社会变化的重要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微观史学”。古尔迪（Jo Guldi）和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于2014年发表《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指出“微观史若不与更大的历史叙事相联系，不明确交代自身的研究想要推翻什么、坚持什么，那就很容易被人称为好古癖。我们希望复兴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既要延续微观史的档案研究优势，又须将自身嵌入更大的宏观叙事”，而“微观史档案研究与宏观史框架的完美结合将为历史研究展现一种新的境界”。我认为，本书就顺应了这种把微观史和宏大叙事结合起来的研究新潮流。 以往学界在唐代河朔藩镇研究上成果甚丰，为后人的藩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也正因如此，后人要在这个研究中更上一层楼，其难度可想而知。之所以难，一个主要原因是史料问题。 余英时先生有言：“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为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可以说，能否获得充分和可靠的史料，乃是史学研究成败的关键。 对于一个“老”课题的研究而言，由于原有的史料大多被前辈学者搜罗殆尽，因此必须找到新的史料，才能做出新的成果。这一点，陈寅恪先生说得很清楚：“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唐五代的藩镇研究以及河北区域社会史研究，之所以难以深入进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料不足。经过学界多年的努力，大量的碑志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出版。本书作者也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在京津和河北各地访古，查找“漏网”的碑志资料。本书作者搜集整理了属于中晚唐五代初期河朔藩镇（763—914）的各种碑志300多方（通），加以逐个分析考证，最后选出其中翔实可靠的252方（通），成为本书研究的史料基础之一。本书作者本来已将传世史籍中的史料搜罗殆尽，再加上这批新史料，遂使得本书在史料上得以超越前贤，占有更为丰富的史料，从而也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仅有史料是不够的。吴承明说：“即使做到所用史料尽都正确无误，仍然不能保证就可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本书作者在研究中也尽力探索最为合适的方法。 刘子健先生说：“有人说史无定法。这句话没说清楚。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当然不可能有呆板一成不变的方法。其实是史采佳法。说得更清楚一点，门道很多，因题制宜。再大胆一点说，因问求法。这不是佛教徒求法。假定说提的问题，一时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采用，怎么办呢？答案是去找去，试用各种途径去寻求。科学家做实验就是这样的左试右试，就可能走出一条路来。有人怀疑，以为应当方法在先，问题在后。事实上这怀疑错了。……这'问’字尤其要紧。中国语文把学和问两个字连结起来，极为精妙。他种文字不能比美。《论语》里满篇是问，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朱熹的《四书或问》，乃至张之洞的《书目答问》，都在问。如果只是传习，待访，补遗，拾阙等等，而不发问，那怕用功日知，也不会有新生的学术，激发新的思路，去寻求新的方法。”本书作者正是遵循了这一规律，根据本书所涉及的社会流动研究、区域史研究、唐五代史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等诸方面的问题，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大体而言，他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本位，特别是在对一些基本资料的考订方面下了大功夫。同时，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采取开放态度，努力学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从中引入合适的方法为自己的研究服务。对于辛勤收集和整理的碑志资料，他大胆地使用了统计学的方法，进行量化研究。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虽然对此我们不能做机械的理解，但是在能够运用数学来帮助我们进行研究的地方，当然应积极采用数学的方法。 由于选题重大，史料扎实，方法得当，本书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唐史本是中国史研究的“重头戏”之一，中外学界在此领域中名家辈出，取得了光辉成就，从而成为中国史研究的一大亮点。本书能够为其增加一份新光彩，是作者多年努力治学的结果。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本书作者为此项研究投入了十五年的光阴。在此十五年中，他心无旁骛，专力于此。这在学风浮躁的今日，洵为难得。我在“文革”中失学，幸得家父指导，自修宋史。“文革”结束后考入厦门大学，从韩国磐师专攻隋唐五代史。彼时对河朔藩镇问题甚感兴趣，想探求藩镇治下的河朔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但因选择了以江南经济史为主攻方向，这个兴趣就只好搁置起来了。后来天虹到清华大学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因为他在宁欣教授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时接受了良好指导以及严格和坚实的学术训练，对隋唐五代史研究已有良好基础，因此我和他商量后，一致认为他最好继续隋唐五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因为前人关于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做这方面研究的起点很高，但藩镇治下的河朔社会经济史，彼时研究者尚不多，因此确定了以此为他博士学位论文的主题。他为此全力以赴，博士论文写得很好，受到答辩委员们的好评。毕业后，他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进行此项研究，不断开拓，不断深化，最后写成此书。此书与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相比，我读后颇有“脱胎换骨”之感。作为他当年的导师，我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欣慰，并相信他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一定会沿着既定的道路走下去，日新又新，在学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是为序。 2020年7月10日 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内容简介 重视区域研究，近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唐宋变革”这样宏大的历史命题，只有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检验。地方社会的变革或延续也许才是理解中古社会的深厚基础。河朔藩镇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传统研究比较侧重于中央和藩镇的关系以及藩镇权力结构等。本书则把藩镇统治下的河朔作为中晚唐五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尝试以“社会流动”为线索，将传世文献与新刊碑志充分结合起来，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可改变的关系、不固定的身份使得河朔藩镇的精英集团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形成人才优势，并由此呈现了这一时期河朔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面貌及其变迁。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地方社会的深厚土壤，可以看到中古时期社会变化的更多侧面。 目录 向上滑动阅览 序 李伯重 绪论 第一章 唐五代社会流动的发展趋势 引言 第一节 唐五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唐代科举与社会流动 第三节 北宋辽金时期社会结构与流动状况概观 小结 第二章 “自为一秦”：河朔藩镇治下的政治、军事与经济 引言 第一节 唐廷“放弃河朔”政策的形成 第二节 河朔藩镇自治的经济基础 第三节 河朔藩镇的兵制与军人集团 第四节 “自署官吏”与官僚体系 小结 第三章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河朔故事” 引言 第一节 “河朔故事”的内涵 第二节 “河朔故事”的实行 第三节 “河朔故事”的演变和分化 第四节 “河朔故事”的影响 小结 第四章 河朔藩镇的“统治阶级升降” 引言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第二节 个案分析：河朔藩镇若干家族的升降兴亡 小结 第五章 “北走河朔”的士人：一个重要个案 引言 第一节 “北走河朔”士人的家世与出身 第二节 “北走河朔”士人的宦海浮沉 第三节 “北走河朔”士人的婚姻与家庭 小结 第六章 “书剑双美”：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引言 第一节 河朔藩镇的军事训练 第二节 河朔藩镇的文化教育 第三节 文武并重的人才培养观念 小结 余论 第一节 河朔藩镇社会流动的积极影响 第二节 河朔藩镇社会流动的失序 第三节 代结语：河朔藩镇、社会流动与“唐宋变革” 参考文献 附录一 碑志录文 《李仲昌墓志》录文 附录二 人物资料表 表A河朔藩镇节度使的流动情况概要（763—821） 表B河朔三镇节度使的流动情况概要（822—914） 表C河朔藩镇人物资料概要（763—821） 表D河朔藩镇人物资料概要（822—914） 附录三 资料补正与考订 附录四 书评 唐代河北藩镇研究的最新进展：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 研究》评介 跋 王贞平 后记 整理 石石 审核 李丽丽 宋荣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