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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清玉洁（二） 图 片：选自网络
林敏在烧晚饭时，突然“哇”的大叫一声。大家连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阴天稻草潮湿，老是点不着，林敏把头伸进灶膛，用力气大口吹气，稻草火苗一下子喷了起来，把林敏的头发点着了，连头皮都烧了一块。 大家连忙找来紫药水，纱布，七手八脚地帮忙，冲洗。林敏哭着说：“明天我怎么上工啊！” 刚下乡时正好是盛夏，骄阳似火，赤日炎炎。在这样的高温下在地里劳动，对于这些细皮嫩肉的城里学生来说，无疑是“烈火中的考验”。一天，大家在高过人头的玉米地里除草打药水，头顶是酷日，四周是蒸笼，浑身是汗如雨下，不一会儿就头昏脑涨，胸闷气短。到下工的时间了，大家终于从玉米地里出来了。怎么没见到徐芬？大家害怕了，一起大声喊。还是没有声音。殷勇叫大家赶快分段到玉米地里去找，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她，睡在地上，口吐白沫。大家连忙把她抱到树荫下，又是呼喊，又是喂水，七手八脚好不容易才苏醒过来。队长规定，以后再在玉米地里劳动，必须两人一组，不得分开，以防万一。 晚上，大家吃完晚饭，一边乘凉一边聊天。殷勇问徐芬：“听说你们初中生开始复课了，还可以上高中，你怎么又下放了？你爸不是就在学校里吗？”徐芬苦笑了一声说：“上高中？班主任说了，班上最多只能有10个人，还不全给红五类包了？红五类还不可能全上呢！我爸还在牛棚里关着呢！哪能有我这个黑五类的份？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呢！”说完大哭起来。 其他人看到这个情况连忙都来劝她，江淮说：“算了，不要难过。我们读了三年高中不是一样下放了？现在读高中又能学到什么？说不定读完了也逃不脱下放的命运。”徐芬说：“其实我现在胃病很重，不能吃东西，想先治好病推迟一段时间再下放。有人就说，你父亲的罪已经很重了，你还想给他再加一条罪状吗？说得我害怕起来。真是岂有此理！我迟几天下放，与我父亲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该死的？”说着又要哭起来。大家好说歹说，把话题扯开才平静下去。 转眼秋天到了，也许是今年夏天大旱，多晴少雨，到了秋天，秋雨绵绵，下个不停。几场大雨过后，烧草全部淋湿，没草烧就烧不了饭，怎么办？已经跟社员家借过好几次了，这次谁也不肯出面再去借了，好在下雨天不上工，那就躺在床上睡觉吧！可是到了晚饭时间又怎么办呢？殷勇只好将知青组里的实际情况告诉了队里。队长一听，二话没说，叫大家先到队里场头上去拔一些回来先烧。大家一听，浑身来了劲，一骨碌都爬起来到场头去拔草了。江淮力气大，一个人就挑了一百多斤回来。其实，这些草都是耕牛的粮食啊！  经过一段时间，知青们和社员慢慢地熟悉起来了，也了解了队里的一些情况。一天，几个女生问社员一年能苦多少钱？社员说：“钱？几年没看到一分钱了。”原来，六队在全大队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工分值最低，前几年每年一个工分值只有3毛钱。大家计算了一下，按照知青们目前的劳力来计算，一天最多7分工，苦一天也就2毛钱，一年苦下来，扣除粮草钱，还要倒贴生产队的钱。“我的天啊！”张洁惊呼起来：“倒贴的钱从哪来啊？还能向父母开口吗？好意思吗？”想到此，几个人又哭起来了。 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挨着过，好在知青组里有会写会画的，吹拉弹唱的。秋收大忙以后，全国各地就开始组织迎九大的活动，农村也不例外，各个大队都成立了宣传队。这批知青就派上了大用场。不管过去在学校有没有表演过，现在都能上台唱几句，说几句，跳几下。一些知青都被大队抽去排文娱了，少了日晒雨淋，还能多苦几个工分，心里得到了一些安慰。 陈明亮是大队民兵营长，同时又是宣传队长，看到组里有几个有一点文艺特长，就想动员他们几个到他所在的一队去，丰富一队的文艺生活。陈营长首先问江淮，江淮说一队太远了，不想去。陈营长说：“一队在大队里工分值最高，一个工分值能有六毛多钱，是六队的两倍呢！”江淮一听，能不动心吗？于是，找了游龙商量，游龙说“那就去吧！”又有两个女生也想去。但六队不放，陈营长做了六队干部许多工作才勉强答应，分四个去一队。这样八个人就出来四个，江淮、游龙、张洁和徐芬到一队去。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六队干部为他们四个人举办了一个送行。烧的都是农村家常菜，大小也有七八个。知青组里殷勇和江淮两个人也能喝酒，于是菜吃得少，酒喝得多。不到一个小时，四个能喝酒的就下去了三瓶白酒。酒喝多了，话就多了。唐队长本来就能说，这时话越来越多。 大家越听越害怕，越听越难受，生怕出乱子。于是，另外几个干部把他架走了。其他人继续吃，但谁还吃得下呢？这场送别酒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下午，一队派来一条水泥船，把四个人连同行李一起拉走了。一些社员来送行，唐队长也来了，连声说：“对不起，昨晚喝多了，瞎说了，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大家只好说：“不是嫌六队穷，真是因为一队需要几个人。我们相信，六队会翻身的。” 船开走了，四个人的心里七上八下，前面的路又将是怎样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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