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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王朝中，卖官鬻爵现象并不鲜见，但在汉灵帝时期，卖官鬻爵的严重程度可以说无人能及。 汉灵帝刘宏即位数年后，已无外戚掣肘，宦官虽然无道，却都听命于他。于是，刘宏开始玩兴大发。他开设西邸官职交易所，明码标价，“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官市一开，便有人到宫门上书，指定要买某某官职。刘宏便根据每个县的大小、贫富等情况，明码标出各官职价格。对于有钱的富人，要求交现金才能买到手。对于钱少之人，则可以先赊账，但要付利息，等他到任后，要按照原来的定价加倍偿还。刘宏公开卖官还不过瘾，还私下让左右的人也卖，连三公九卿这样的柱国重臣职位也卖，“公千万，卿五百万”。 刘宏还很有家庭理财观念，搞公私分营。他专门在皇宫西园设立一个钱库，贮藏卖官所得，当然，这不是国库，而是他的私房钱。史书分析，这是因为灵帝当初为侯的时候，经常苦于家境贫困。等到当了皇帝之后，每每叹息桓帝不懂得家产经营，没有私房钱可用，“故卖官聚钱以为私藏”。其实这种行为与少时贫穷无关，而是与其人品质相关。贫穷只是凸显了这种品质而已。 刘宏很自得于自己的卖官生意，有一次便问侍中杨奇，我和桓帝相比如何?杨奇的回答柔中带刺：陛下和桓帝相比，犹如舜和尧相比一样。意思是差不多，可能还要略差一点。灵帝自以为比桓帝高明不少，至少是在卖官敛财作私房钱上。听杨奇这么一说，就很不高兴地说，你可真是个强脖子，不愧是杨震的子孙，死后一定会再次引来大鸟。 官市一开，人才选拔途径便切断了。不管你有没有才能、功绩、声誉，统统交钱才能为官。当时像段颎、张温这样“功勤名誉”的人，也都要先交钱，才能登上三公之位。而且三公之位，还只有通过宦官或刘宏的乳母向西园交钱后才能得到。当时廷尉崔烈通过刘宏的乳母程夫人交了五百万钱，才当上了司徒。在正式任命的那一天，灵帝亲自主持仪式，文武百官都来参会，崔烈难免意气风发，春风拂面。灵帝见他这个样子，便心生后悔，对左右的亲信说：“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一听，在旁边回应道：“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她的意思是，崔烈是名士，不肯买，要不是我从中斡旋，做足了他的思想工作，他才肯出这么多，您还不满意么? 崔烈买官的事一公开，其声誉便大跌，“铜臭”典故由此而来。当时，他自己也觉得不踏实，便问其子崔钧，大家有什么议论。崔钧实话实说，大家认为你少有英名，历任多职，应当为三公，但登上三公之位后，天下便失望了。崔烈问为什么?崔钧说“论者嫌其铜臭”。把崔烈气个半死，举起拐杖就要打他，崔钧当时是虎贲中郎将，身手敏捷，迅速逃走。 从史书记载来看，当时买官花钱最多的，应该是曹操的父亲曹嵩，一共花了“一亿万”，即史载“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所有官职，无论大小全靠钱来买，官僚集团便只会更加腐败，别无他路。即便如段颎、张温、崔烈等还能干点正事的功臣名士，至少也要捞够本才有活路，更何况那些本就以发财为目标的人。官僚集团腐败，最终便是底层百姓遭殃，一旦疯狂搜刮让百姓没有活路，就只好起来造反了。在政权倾颓的各种因素中，卖官鬻爵无疑是让政权地基腐烂最快的一个因子。 读这段历史，感觉灵帝不当商人真是可惜。他无心政事，却很有点经商欲望，把后宫建成了商品交易所，时时过瘾。比如，他在后宫建了很多店铺，让宫女们卖货，他自己则穿着商人服装，和行商的宫女们饮宴为乐。灵帝还很喜爱动物，他在西园玩狗，给狗穿上文官服饰、官帽。还驾着四头驴拉的车子，在园子里来回乱跑，甚至因此而引领风尚，洛阳豪门竞相效仿，以致驴价与马价相等。他要求天下的奇珍异宝、各国贡品，都要挑一部分给私人财物库“中署”，美其名曰“导行费”。而这笔导行费，是正常税赋之外的，也就加重了百姓负担。 公元189年，汉灵帝终于在醉生梦死中死了。13岁的刘辩即位不久即被废，后来14岁的汉献帝刘协即位，是为东汉的末帝，虽然延续到东汉正式灭亡，但东汉的国运就再也由不得他了。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1年4月12日第8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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