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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指鹿为马，司马迁记载得非常清楚，字里行间清晰地表达出赵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与专权的傲慢与肆无忌惮，刷新了野心家的无耻新境界。
《李斯列传》中的记载与之差不多，只是群臣没有分歧，都异口同声地说“马也”。 无论两则记载有何细微差别，但司马迁笔下的指鹿为马，前因是赵高准备作乱，害怕群臣不听，于是策划指鹿为马来划分政坛敌友，接下来是针对言鹿臣僚进行政治打击，最终赵高控制了秦国大权，甚至一度准备鸠占鹊巢登基为王。 由于指鹿为马符合赵高的人设，于是千百年以来古人几乎一直深信不疑。但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出土，司马迁笔下的指鹿为马遭到质疑，真相可能根本就与政治阴谋无关。 01：古人眼里的马与鹿颠覆认知如今大家都知道，马是马，鹿是鹿，两者泾渭分明，但在古人眼里，一定程度上马也是鹿、鹿也是马，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两批秦代竹简，其中一篇叫《日出·盗者》的文章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近代郭沫若认为十二生肖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汉代西域诸国仿十二宫而造十二生肖，但《日出·盗者》篇推翻了他的观点，因为睡虎地秦简里就有十二生肖的记载。不过，《日出·盗者》中“午”对应的不是“马”，而是“鹿”。
按照如今流传的十二生肖，应该是“午马”，但云梦睡虎地秦简却是“午鹿”。但在1986年4月，甘肃天水放马滩秦代墓葬出土甲、乙两种《日书》竹简，年代与睡虎地秦简相近，其中甲种竹简也有“盗者”的十二生肖记录，该篇除“辰虫巳鸡”外，其余完全与现代的相同，即“午对应的是马”。 同样是秦朝差不多时间，为何荆楚湖北是“午鹿”，而甘肃却是“午马”？古人对此早有解释。
也就是说，在荆楚文化中，鹿与马一定程度上可以相通，原因在于生物学上存在相似性，“当解角时，望之无辨，土人谓之马鹿”，因此湖北睡虎地秦简中记载的是“午鹿”。而甘肃接近草原，经常能接触到马匹，可以轻易地分辨出马与鹿，因此不会混淆马鹿。 02：指鹿为马是赵高游戏之词？赵高与群臣主要是老秦人，且赵高还曾担任过秦始皇的马车司机，自然不应该混淆马与鹿，因此赵高指鹿为马绝不是混淆了马与鹿。既然如此，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何在？ 比司马迁还早的陆贾，在《新语·辨惑》一文中也提到了指鹿为马，不过与司马迁表达的含义不大相同。
也就是说，赵高驾驶鹿车出行，遇到胡亥之后，胡亥觉得奇怪就问了一句，两人对话存在一定的君臣游戏的成分。当然，非要解读为赵高的政治野心也不是不行，只是显得比较勉强。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比司马迁早了百余年，经历过秦朝与秦末战争，获得的信息无疑更为可信。从记载的内容来看，陆贾描述的是赵高驾鹿出行与胡亥相遇，然后发生了指鹿为马，司马迁描述的是赵高特意拉出一只鹿到朝堂上让胡亥与群臣辨认，两相对比可见，陆贾的更符合常理，赵高是一个非常阴险之人，分辨敌友的办法很多，没有必要公然牵一头鹿到朝堂上分辨敌友。 南北朝时，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中记载：“秦二世即位，自幽深宫，以鹿为马，以蒲为脯。”可见，胡亥经常玩“以鹿为马、以蒲为脯”的游戏。赵高弄权的另一面，就是喜欢投其所好，因此他驾鹿而行的目的也可能是讨胡亥欢心。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时代背景，春秋晋文公之后，因为晋国过于强大，于是秦楚结盟，秦王王妃很多都是来自楚国，因此咸阳上层社会有着浓郁的楚文化，以鹿为马的文化想必很多人都懂，因此胡亥、赵高的指鹿为马极有可能只是一个游戏。 哈尔滨大学教授王洪军认为：“马鹿解角之后似马，（赵高）以解角之鹿驾车，无非是在追求新奇刺激罢了。赵高，或者胡亥，如此（陆贾记载的）'以鹿为马’，毫不关涉权力、是非问题。” 综上，以鹿为马属于荆楚文化，马鹿分明是中原文化，由于秦楚特殊关系，两种文化在咸阳上层社会交汇，出现以鹿为马、以马为鹿不足为奇，说到底是文化的原因。汉朝建立之后，至司马迁时代，或许已经没有了“以鹿为马”的文化环境，于是司马迁过度误读了赵高的指鹿为马，并赋予政治阴谋在其中。 参考资料：《史记》、《睡虎地秦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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