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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康德主义带来的那些无以数计的富有独创性的头脑及其著作，我们几乎都不可能逐一列举出来，当然就更不可能对他们各自的特殊功绩做出正确地判断。前面提到的三个人物主要是提出了回归康德的号召，他们并没有提出非常系统的思想。新康德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赫尔曼·柯亨（1842—1918），在他的三部著作《康德的经验理论》、《康德对伦理学的论证》和《康德对美学的论证》中，柯亨首先考察了康德批判哲学的三个主要部分，然后他也与这三个主题相对应，分别用三部著作《纯粹认识的逻辑》、《纯粹意志的伦理学》和《纯粹感情的美学》发展了康德的思想。这种发展的基本倾向就是彻底地取消物自体。柯亨摒弃了物自体和现象的二元论，他也摒弃了作为两种平等并列的认识形式的直观和思维的二元论。他认为直观也是一种思维的形式。不存在这样一种“既有的”原材料，每一种感觉和直觉也都是一种思想性的东西。 认识是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它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达到的目的就是对对象世界的彻底的理性认识，因而也就是通过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的东西替代一切主观的东西。这也同样适用于伦理学，在人类的欲望和行为当中，也存在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其目的就是不断地克服主观自我，在一个完美的法治国家里不断地实现客观道德理性。柯亨也认识到，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也是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纯粹客观的感觉的规律性。 后来被称为马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和在马堡生活并产生影响的柯亨是一脉相承的。保尔·纳托普（1854—1924）以他明晓易懂的阐述方式而成为马堡学派的真正代言人。纳托普的观点基本上和柯亨是一致的，他尤其承袭了康德的认识论，他致力于批判性地考察自然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基础。 这成了后来的一系列对个别科学进行批判性的基础研究的出发点。法哲学家鲁道夫·施达姆勒（1856—1938）对法学进行了批判性的基础研究；其他人，如卡尔·弗棱岱尔（1860—1928）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基础研究。阿图尔·黎波特（1878—1946）认为对于这种基础研究来说批判哲学是非常必要的。如同有人会问“纯粹的自然科学等等如何是可能的呢？”这种问题一样，黎波特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批判哲学如何是可能的呢？”一位批评家就此问题写道：“这个'批判哲学如何是可能的呢？’的问题又如何是可能的呢？” 一般来说，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基础研究领域的兴趣要比科学家们的兴趣大。有人说，随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出现，新康德主义也就到了尾声；不过另一种说法也是对的：新康德主义是通过国家社会主义而结束的，或者干脆说，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要么是已经去世，要么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到诋毁，倘使他们1933年还有职位，也被从德国驱逐出去了。马堡学派的最后一位杰出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的命运就是如此，他出生于1874年，是柯亨在马堡的学生，先后在柏林和汉堡任教授，被迫离开德国流亡，先是去牛津大学，后又去哥德堡大学，最后辗转来到纽约继续执教，并于1945年在那里去世。卡西尔的主要著作有《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和《符号形式的哲学》。卡西尔著作的特点是，书中充满大量的经过加工的历史数据，他的观察视角远远超出了专业哲学的范围，尤其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卡西尔为其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即使是艰涩的思想他也能够用明晓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 卡西尔的新康德主义老师与康德的关系——从康德出发是为了超越康德——在某些方面和卡西尔自己与柯亨以及纳托普的关系是类似的。对他们来说，认识和科学认识在本质上是同义的。此外，卡西尔还对所谓的人文科学和文化学进行了研究；他也将语言、神话和宗教思想以及艺术直觉纳入哲学研究的范围，视其为与科学相对的另一种独立的世界。他最后在国外（部分用英语）发表的著作如《人论》和《国家的神话》尤其是这种情况。 卡西尔的思想是从新康德主义中发展而来的，其繁荣时期大约在1870至1930年间。他的思想不仅在时间上是属于二十世纪，而且在本质特征上也是属于二十世纪的，卡西尔将他的批判工作的中心从意识和认识问题转移到了语言问题上，他的理论依据就是二十世纪初——特别是通过瑞士人斐迪南特·德·索绪尔（1857—1913）的研究——才开始作为精密科学出现的语言学。 符号这个概念可被看作是卡西尔的中心概念。在卡西尔看来，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直接把握和重现真实的东西，我们始终需要一种象征或符号的体系作为中介。卡西尔的这个思想已非常接近现代符号学，其创立者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就是美国人查尔斯·莫里斯（1901—1979）。 在叙述二十世纪哲学之前，我事先在这里补充几句话用来解释符号学的含义。符号学这个词是从希腊语sema（符号）引申而来的，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符号学是一个一般的符号体系理论——所谓一般是指，这个理论不仅包括自然形成的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体系），而且还包括人造语言（其中包括国际辅助语言如世界语等，还有出于科学研究目的而构造和通行的语言），此外还包括用于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图像符号（如交通标志、表意符号），艺术和宗教中的象征符号，最后还有动物王国里用于相互沟通的语言体系。 莫里斯的主要著作《符号理论的基础》（1938年）是以弗雷格和佩尔策以及美国的实用主义和维也纳学派的思想为基础的。符号学所考虑的基本问题就是符号的特征，即其所代表的意义（如文字表示语音，乐谱表示音乐声调，绿灯表示“可以通行”）。符号，符号所代表的事物，还有使用符号者（既作为发送者又作为接收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符号三角关系”，在这些角点之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 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专门研究符号（Symbol）与所指对象（Designat，Denotat）的关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用文字这种“语言符号”表达事物时，（口头或书面）语词与它们所指称的（现实的或思想的）对象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更多的是通过概念传达的。 著名的小说家翁贝托·艾柯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授，较为内行的读者会发现，他的文学作品中就包含许多涉及符号学的内容。 新康德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学派西南德意志学派从一开始就与马堡学派不同，这个学派的主要活动地在海德堡，它的两个领袖人物就是威廉·文德尔班（1848—1915，他是洛采的学生）和海因利希·李凯尔特（1863—1936年，他是文德尔班的学生）。如果说文德尔班是这个学派起决定作用的推动者，那么李凯尔特则是其体系的创立者。李凯尔特的主要著作有《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哲学体系》。这个学派的两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就像李凯尔特著作的题目所标明的那样，这个学派并不以纯粹自然科学为研究对象。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文科学以及如何独立地建立人文科学和正确地划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文德尔班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一般规律，与此相反，人文科学研究特殊的、唯一的和个别的事物。在研究方法上它们之间也是不同的。 这个学派的另一个特征与他们的兴趣转向文化和文化学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文化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探索和描述特殊事物，那么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大量的个别现象中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如果不过分武断的话——也要遵循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依据也只能是对象的价值。价值这个概念被用于哲学是通过鲁道夫·赫尔曼·洛采（1817—1881）实现的，和古斯塔夫·提奥多·费希纳（1801—1887）一样，在转向哲学研究之前，洛采也是个自然科学家。从洛采开始，价值这个概念在哲学中占据了一个中心地位，它不仅对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方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也是一切人类行为和认识的基础。有超验价值，它不是来源于人的既有经验，其中包含应当如此的成分，它是真理、道德和美的范畴中的理想原则。如果一个判断“真正”符合价值原则，那么它就是正确的。如果一个行为“真正”符合价值原则，那么这个行为就是好的。这样的价值是超越时代的，它们不依赖任何既定的经验而普遍适用于所有时代。这样的价值既没有肉体的存在，也没有精神的存在——在精神行为中，我们只专注于那些既有的价值。它们的存在就是“价值”。 价值是通过人类精神的客体化而得以自我实现的：科学、国家、法律、艺术、宗教。李凯尔特将价值的范围进行了细致地划分，在他看来，逻辑学具有最高价值，其次是美学（美），神秘主义（神圣、万有），伦理学（善、德性、人的集体意识），性爱（幸福、爱的合一、献身精神）和宗教（神圣、虔诚）。 只有将这些价值综合在一起，才会有完美的人生。如果一个人只从中选取一种价值并将这种价值看作是主导人生的唯一标准，那么他的世界观也只能是片面的。 试图将两个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学说综合为一个整体的思想家就是布鲁诺·鲍赫（1877—19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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