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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古代名士大家之中，我是独独喜爱苏轼的，因为其旷达的生性和率真的为人，总是如天地之间永恒的烛照一般，具有照见前路温暖人心的力量。更不必说他留下的那些个千古文章，单就其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的雅致，以及游牧山林的身体力行，无不让我为之追捧和艳羡。 苏轼自其祖上苏家一脉，单名一个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其父苏洵大器晚成，对于其子的教育栽培不可谓不用心。自小就是书香门第的浸润，使得天赋异禀的苏家兄弟在诗文书画方面有了异于常人的精进。 公元1056，时年二十一岁新婚不久苏轼和弟弟苏辙一道辞妻别母，峨冠博带步履翩然，随其父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苏家父子此次出川是为赴京应试，从此也就开启了属于苏轼人生的全新一派局面。 时任主考官的欧阳修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后称道有加，头昏耳热地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起见，使得苏轼的功名只得第二。待到知悉实情，再看苏轼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之情状，欧阳修对于苏轼其人，尤其文章的豪迈和敢于创新之精神极为欣赏，并且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将独步天下。 也正是因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和提携，苏轼声名大噪，苏轼父子三人携手文坛名动京师。苏轼俨然是当时的文学新锐，只要每有新作，时人定会争相传阅并颔首称赞。 正当苏轼兄弟意欲大显身手之际，不想其母其父相继病逝，苏轼守孝期满已经是七八年之后。待到苏轼还朝之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时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而被迫离京。 一时之间，当时的朝野颇多风雨，已然不再是苏轼二十岁时所见的清明平和之世界。新法推行伊始，难免大刀阔斧革旧布新，仓促之间自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年轻气盛，眼里容不下沙子的苏轼不顾自身利害，上书言事指责弊端，惹得王安石十分的恼怒。苏轼因此被迫外调，历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好在颇有才华心怀民生的苏轼每到一地却也能够革新除弊，驾轻就熟地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如果苏轼在任上就按造福百姓，不议朝政的路线走下去，苏轼的一生或许也可平安无事。可是不要忘了，苏轼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才情的诗人，其悲天悯人的情怀总不免在他的笔端流露。有时候即使只是写一写关于州府日常的琐事，或者需要上报朝廷诸如农田水利田赋税收之类的官样文章，挥笔之间苏轼也还是免不了加上点个人的情绪。言事就照实言事吧，苏轼非要加进一句什么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类的牢骚。在那西风压倒东风的日子里，苏轼愣是被新党抓了辫子，便有了“妄自尊大嫌怨怀怒，指责乘舆包藏祸心”嫌疑。要知道在王权社会，无论是谁，一旦被指对皇帝不忠，犯的就都是滔天的大罪。 也或许真的是苏轼的才情太盛自视过高，以为胸怀坦荡便可无惧小人做梗。让苏轼始料未及的是，新党一派硬是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之中挑出了许多他们认为的对朝政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于是阴冷的狂潮席卷而来，无情地漫过苏轼那不甚伟岸的身躯。可叹苏轼于湖州知州任上才三个月，就被五花大绑地解往京师，一时之间受牵连者竟达数十人，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由此酿就。 入狱后的苏轼数次面临被砍头的死地，幸得朝中诸多元老的力保。也幸亏苏轼才情卓著，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人才实在难得，杀之甚为可惜，极力劝谏宋神宗不要杀害苏轼。王安石也有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自此，坐牢103天的苏轼总算侥幸地躲过一劫。 出狱之后的苏轼有否大病一场，我不可臆测，但其被贬为黄州团练副史之后，这个相当于现代民间的民兵队副队长一职，一定是让苏轼遭逢了今生老大的尴尬。经此变故的苏轼，其内心的沮丧自是跌落倒了悲情的底谷。 后来我多次细读苏轼在黄州任上后写下的诸多作品，无不是其游览山川之后所为作。我想他定是借登山以解内心的苦闷，借诗文以抒其谪居时的情怀。好在逆境对于奋进的人来说并不全都是坏处，这难熬的人生阶段却也是苏轼人生难得的阅历。他心情郁闷之时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名作恰是此时写就，终如山川日月一般光耀千古。 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料和想象。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那个幼时砸过缸的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宰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又开始被旧党一派疯狂地打压。苏轼有幸沐浴恩泽，被召还朝连续升迁，一切都往好的一面向前发展。这个时候的苏轼假如能够吸取前车之鉴顺时而动，自此也就可以安享人生四时之景了，毕竟窗外风雨再大却也无关室内之温馨祥和。 然而此时的新兴势力无视新法之中颇多利国利民之举，居然不分好坏悉数废却。率性耿直的苏轼又怎能坐视不管？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认为其与所谓的“王党”不过是一丘之貉。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大不满，苏轼再遭诬告陷害已然难免。 可叹此时的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好再度自求外调。也罢，庙堂高远，终不如江湖绮丽。元祐四年也即公元1089年，苏轼知杭州，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人间天堂”之美誉的杭州到底安抚了苏轼那颗躁动的心。苏轼登临西湖，发觉西湖无论晴姿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有一番情调。如椽大笔一挥之间，所作《饮湖上初晴后雨》生动地总结了西湖的诗情画意。直到现在，人们只要到西湖，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苏轼这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能够写下这样的诗句，足见其对西湖之美的欣赏和恋慕。 远离京城看是赋闲的苏轼其实并不曾闲着，在他来杭的第二年，便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创造性地将葑草淤泥善加利用，筑成一道横贯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九亭，遍种桃柳芙蓉，恣意浩大的西子湖，因这长堤、这桥与亭，变得层次丰富、美不胜收。这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假如在春天的清晨，漫步在苏堤之上，看那烟柳笼纱波光树影，有鸟鸣莺啼时时盈余耳畔，此种美景真正是美不胜收。 由此可见，不管是杭州遭逢了苏轼，还是苏轼遭逢了杭州，都可谓是人间的一段因缘巧合的美事。很明显，苏轼在杭州的生活有了难得的惬意，他也曾自比唐代的白居易。白居易于长庆二年(822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即州最高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在此期间，他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白居易一生作诗3600多首，其中写西湖山水的诗就有200余首，为历代写西湖诗歌最多之人。同样的，苏轼两度在杭为官，这座江南名城留下了他深深的烙印。西湖边两条繁华的街道——“东坡路”、“学士路”的命名都与他有关。这样说来，一个名西湖，两个大诗人，白堤苏堤互为唱和，真乃无意落入人间天堂的绝妙安排！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曾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而被外放。特别是1094年，此时的苏轼已经年近6旬，面对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的现实，苏轼已然有了轻捻长须微微一笑的豁达。在惠州，苏轼生平第一次吃到荔枝，写了《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后人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把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或许对于苏轼来说，人生的打击不过是不可或缺的风雨，自然也就有了云淡风轻的从容。 三年后，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在宋朝，放逐海南这可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可是苏轼不怕，生性旷达的他干脆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苏轼说“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过。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当地的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 他怀有着深深的崇敬之情。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无不表达了人们之余苏轼这位天才级别人物的的缅怀之情。公元1100年，多年漂流在外的苏轼终于踏上了北归之途，只是苏轼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位天才的诗人的生命烛照其实也已到了最后的时刻。次年8月24日，苏轼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五岁。 纵观苏轼的一生，可谓经历了人生的大成功和大挫败。“乌台诗案”无疑是苏轼人生最大的分水岭。都说人如其文，文如其人，你看“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词作在整体风格上是有如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在“乌台诗案”之后，其作品之中已经鲜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自我的人生体悟。至于苏轼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我这样想，纵然人生是赴一场繁华的盛宴，终究不过是一趟单程的旅行。人生路上不缺起起伏伏的精彩和落寞，到底不如归去的安稳和实在。如今我读苏轼所有的作品，诗人的笔触也是经历了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到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至最后便大有了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 苏轼的一生曾如春水一般迢迢不断，却也因为他的性情经历了波折。不过苏轼的人生之河越是往前越是阔大，直至汇入大江大海，最后趋于平淡和虚无。反过来想，苏轼如果不性情，自然也无风雨也无晴，但真如此了，又怎能赢得无数的后人为之击节赞赏，或者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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